〖周行己〗（生率年不详）字恭叔，学者称浮□先生，与许景衡、刘安节、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并称“元丰太学九先生”，北宋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元□进士。历官至大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少时风仪秀整，游太学，慕存心养性之学，对儒、佛、道无所不学。时盛行王安石《新经》之说，独至西京，亲见程颐，吕大临亦在程门，也师事之，得其学以归。崇宁中，至齐州教授。大观三年（１１０９），罢归乡里，筑浮□书院以讲学。为永嘉学派创始人，主要弟子有吴表臣、李迎等。教人为学，当自格物始。“格物者，穷理之谓也”，主张欲穷理，则直须思始得，思到有悟处始可。不然，所学则恐有限。还认为过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为之应。悟不必久，须著于心，而天下归其仁。黄宗羲谓其学“周（行己）作于前，郑（伯熊）承其后”（《宋元学案・周许诸学案》），再后叶适继兴。在理学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著有《浮□集》十六卷、《后集》三卷。

　　〖周瑛〗（１４３０一１５１８年）字梁石，别号翠渠。明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成化进士。授广德知州，迁南京礼部郎中，出为抚州知府，调知镇远。弘治初，起四川参政，久之，进右布政使，皆有善绩，尤励清节。后引年乞致仕。演始与陈献章友，献章之学主静，演不以为然，谓学当以居敬穷理为主。尝致书李承箕以辩之曰：“圣人静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动有以行天下之达道，求诸万殊而后一本可得。盖始学之要以收放心为先务，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则心存，聪明知皆由此出，然后可以穷理。所谓穷理者，非谓静守此心而理自见也，盖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积累既多，自然融会贯通，而于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谷种，虽自块然，而根苗花实皆聚于此。又如鸡卵，虽自浑然，而羽毛觜距皆具于此。及其发见于行事，在圣人体用一贯，在学者未免差误。盖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发不无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摇夺，故所施不无迁就之意。然而既复本原，则于处善亦安，循理亦乐，至于患难事变，虽以死易生，亦甘心为之。此圣学之大略也。今乃块然静坐，求毕体用之学，是释氏之虚空也。”（《明儒学案》）所著有《词山杂辩》、《教民杂录》、《经世管钥》、《律吕管钥》、《字书管钥》等。

　　〖周汝登〗（生卒年未详）字继元，别号海门。明嵊县（今属浙江）人。万历五年（１５７７授南京工部主事，历兵、吏二部郎官，至南京尚宝司卿。师事周汝芳，供周汝芳像，节日必祭，事之终身。曾在南京讲会发明壬守仁“天泉证道”（按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许孚远以“无善无恶不可为宗”，作《九谛》以难之。汝登作《九解》以伸其说，其大旨为：善且无，恶更从何容？恶既无，善不必再立。本体着不得纤毫，有着便凝滞而不化。黄宗熹认为：王守仁言“无善无恶心之体”，原与性无善无不善之意不同，因为性以理言，理无不善，故不得云“无善”；心以气言，气之动有善有不善，而当其藏体于寂之时，独知湛然，亦不得谓之有善有恶。而周汝登竞以性为无善无恶，失却阳明之意，而曰“无善无恶，斯为至善”，多费分疏。善为一，有有善之善，而无无善之善。周从其无善无恶的观点出发，又作出无忠无孝之辨，问：“无善无恶，则为人臣子，何所待循？”曰：“为人臣者，只求免于不忠，为人子者，只求免于不孝，如有持循，工夫尽有可做。”问：“圣人，忠孝之极也，然则希圣非欤？”曰：“止敬曰文，大孝曰舜，此自人称之耳。若文王曰‘臣罪当诛’，何尝有忠？虞舜曰‘不可为子’，何尝有孝？今人只要立忠立孝，便是私心。圣人之心如此，吾亦如此，谓之希圣。不得其心而徒慕其名，去圣远矣。”（《证学录》）他倡导心之“自得”，提出：“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圣贤；一日自得，便是一日圣贤；常常如是，便是终身圣贤。”（同上）关于理气问题，他认为：理气虽有二名，而总之一心。心不识不知处，便是理才动念虑起知识，便是气。理气虽塞乎天地之间，但皆不越一念。他否认天赋“气质之性”的存在，而将其与“在我”之“习”同一。认为，言习，言陷溺，分明由我；言气质之性，则诿之于天。言习在我，则可变化；言气质之性天赋，则不可变化。在我，如气受染，我自染之故可变化，天赋，则如红花，必不可为绿花，不可变化。他指出，气质亦即是习，自气自生，自质自成，并无赋之者，故“性一而已矣”，因其“始终唯我，故谓之一”。周汝登之学颇近禅，每教人顿悟。辑有《圣学宗传》，“欲合儒释而会通之”，“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人”（《明史・王畿传附周汝登传》）其著作还有《证学录》等。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其评价不高，多有批评，如谓其“求直截而反支离”，谓其无善无恶之说“即释氏之所空”，等等。

　　〖仲长统〗（１７９-２２０年）字公理，东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县东北）人。少好学博览群书，擅长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他性情豪放，直言不讳，时人称之为“狂生”。汉献帝时，经荀□推举任尚书郎，一度参曹操军事。献帝逊位之年，统卒，时年四十一岁。据《后汉书》载，统著有《昌言》三十四篇，十余万言，但这部著作，早已散失不全，今存者不过原书的十分之一二。其主要思想主张是：一是反对天人感应论，这标志着自王允以后无神论思想的新发展。他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指出天道意昧着日月星辰的运行，四时代序的自然规律，这与吉凶妖祥毫无关系。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治乱都取决于“人事”，而不在于天道，天道并没有什么神秘意义。他从秦汉以来王朝兴衰的历史中，揭穿其神秘天道观和天人感应学说的荒谬。以“人事为本”，从而否定了上天主宰论。二是反对命定论。他认为王朝的兴替，夺取王位是用武力和才智夺取的，并非上天的恩赐，或命中注定的；而是胜者为王，败者为臣仆。掌握大权之后，纵欲享乐．压榨万民，导致土崩瓦解，这也不是出自上天的惩罚。他这些观点，都是和汉代神权政治的理论针锋相对，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但他把历史治乱变迁最后归结到君主个人的聪慧和愚昧，则陷入历史唯心论的泥淖。三是主张改革，在其《损益篇》中提出，凡是有利于时代的措施，便民的制度，就应该实行；虽然在古代行之有效，现在已经没有用的，就不能不改换。如果变换之后反不如从前或失败，也不能不恢复。他说，从废除井田制以后，豪富的田地大片相连，没有诰命，却穿上三公的品服；没有伍长的资格，却役使千户的平民；享乐超过一国的国君，势力赛过郡县的长官。他的主张是通过恢复井田来限制豪强贵族的土地兼并。他还主张制定完备的法制，要求精简机构，选拔人才，他在具体建议的“十六项”中指出，注重教化来改变人的性情，表彰德行来改变风俗，考核官吏的才干技能来评定等级，选拔精悍的武士来学习军事，修整兵器来加强战力，严定法律来限制俗越行为，核实赏罚来做到奖善惩恶，禁止无益的游戏来杜绝奸邪，检举苛刻的官吏来免除残暴。其所著《昌言》三十四篇，今仅有《理乱篇》、《损益篇》、《法诫篇》等片断存在《后汉书》本传中。此外，《群书治要》、《意林》、《齐民要术》等书中也保存一些零散文字。此外《述志》诗二首，也保存在《后汉书》本传中。

　　〖郑穆〗（？-１０９２年）字闳中，北宋侯官（今福建福州）人。与陈襄、陈烈、周希孟并称“古灵四先生”。醇瑾好学，进退举止必以礼。进士及第，授寿安簿。后召为国子监直讲，寻编集贤馆书籍。熙宁三年（１０６９），召为岐王、嘉王侍讲。凡居馆阁三十年，在王邸一纪，非公事不赴执政之门。讲经至可以劝戒之处，则反复讲诵，深受二王礼敬。后以朝散大夫知越州。先是鉴湖旱干，百姓开为良田，绵延百里，官府籍而税之。寻又连年泛滥，民欠官税达万□，穆奏请免之。元□初，召为国子祭酒。他以天下为己任，践履笃行。手不释卷，传道授业，门人数干。每坐讲席，寒暑无间，虽童子亦必朝服迎接，以礼相送，学者皆尊其德而服其教。元□三年（１０８８），杨王、荆王并请为讲官，以直集贤院充荆王府侍讲。荆王卒，太学诸生上书请之，有诏任祭酒。致仕时，太学诸生数千人上状，请宰相挽留，不准。离京之日，公卿大夫各为赠诗送行，太学诸生空学集东门之外，都城人观者如堵。陈襄评其谓“深造于道，心仁气正，勇于为义，文博而壮。”淳夫谓其“闳中其长者。元之盛，群贤咸在朝，居祭酒者，前推先生，后推颜复，皆真儒。”全祖望评“宋人溯导源之功，独不及四先生。”（《宋元学案・古灵四先生学案》）开宋新儒学之先声。著述不传。

　　〖郑伯熊〗（约１１２７-１１８１年）字景望，与其弟伯英齐名，时人称为大郑公，小郑公，南宋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与周行已、许景衡并称为“永嘉九先生”。绍兴十五年（１１４５），进士及第。历任黄岩尉、太常博士、福建提举、江西提刑、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读、国子司业、直龙图阁知宁国府。少慕吕申公、范夫舅甥之为人，行己一以为法；论事则慕贾谊、陆贽。周行己私淑弟子，主要门人有陈傅良、叶适、陈亮、蔡幼学、朱伯起等，时秦桧擅国，禁止人学赵鼎、胡寅学说，永嘉之学衰。与其弟以振兴伊洛（程颢、程颐）之学为己任。推性命之微细、酌今古之要会，师友之警策，“惟以统纪不接为惧”。首先雕板印刷程氏书于闽中，于是永嘉之学宗郑氏。其学直承接二程，信实谨厚，诚实无华，“无一指不本于仁义”，无一言不有关于教化，主张省己修德，认为时君世主，“其德之优劣，世之盛衰治乱，往往其原皆出于此”（《敷文书说・有其善丧原善》）。其弟伯英，字景元，隆兴元年（１１６３）进士，每慷慨论事，自谓一日得志，必欲尽洗绍圣以来弊政，复还承平之旧。乾道、淳熙之间，永嘉学者连袂成帷，“无不以先生兄弟为渠率”。为永嘉学派后期的重要理学家，对复兴永嘉学派起关键性作用，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有《文肃诗文集》三十卷，已佚，惟《敷文书说》一卷行于世。

　　〖郑滁孙〗（生卒年不详）字景欧，元处州（今属浙江）人。宋景定进士，知温州乐清县，累历宗正丞、礼部郎官。元至元三十年（１２９３），世祖召见，授集贤直学士，寻升待讲学士，又升学士。后乞致仕归田里。滁孙弟陶孙亦登进士第，历官翰林国史院编修、应奉翰林文字、江西儒学提举。滁孙兄弟在当时最号博洽，儒学之士，翕然推之。滁孙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赞》、《周易记玩》等。

　　〖赵晔〗（？-８０年）字君伯，东汉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年青时为县吏，奉檄文迎接督邮，晔耻于人下，遂弃车马而去。到犍为资中（今四川资阳），从杜抚受《韩诗》，潜心探讨，历时二十年，和家人不通音信。家人认为他已死，并为之丧服举哀。直到杜抚死后，他才回到故里。州郡召补晔为从事，却辞而不就。后举为有道，卒于家中。其所著有《吴越春秋》十卷。记吴太伯至夫差，越自无余至勾践期间的史事，还收集大量的民间传说，颇与小说相近。书中所言越国的世系，也多与《史记》不合，有一定补充史料的价值。有元人徐天佑音注，并对事迹的异同作出考证。此外，著有《诗细历神渊》，蔡邑在吴流亡期间曾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后来匿还至京师，流传世上，“学者咸诵习焉”。已佚。

　　〖赵子〗（生卒年不详）西汉河内（今山西，河北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人。从师燕人韩生学诗。传同郡蔡谊，谊官至丞相，封阳平侯，“定策安宗庙益封”，加赐黄金二百斤。谊授同郡食子公和王吉，食子公立为博士，授泰山栗丰，丰为部刺史。王吉为昌邑王中尉，吉授淄川长孙顺。顺立为博士。从此《韩诗》分为王、食、长孙三派。栗丰授山阳张就。顺授东海有望有发福，皆至大官，招收众多弟子。

　　〖真德秀〗（１１７８-１２３５年）字景元，后更希元，学者称西山先生，南宋建宁浦城（今属福建）人。庆元五年（１１９９９），进士及第，继试中博学宏词科，召为太学正字。后历官太学博士、校书郎、秘书郎、起居舍人、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礼部侍郎、户部尚书、资政殿学士等职。为官廉洁，曾以“廉仁公勤”四宇励僚属，多有惠政。四岁受书，十五而孤，母吴氏力贫教之。同郡杨圭见而异之，使同诸子学习。后从师于朱熹弟子詹体仁，自谓于朱学“尝私淑而有得”。主要弟子有王□、马光祖、金文刚、孔元龙、吕良才、吕敬伯、江埙、刘炎、陈均等。他推崇《大学》一书，强调人君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亦不可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他祖述朱熹“穷理持敬”的学术思想，使认识论与道德论紧密结合，把“穷理持敬”视作“正心修身”之术。他认为，理即具体事物的规定性和法则，一定而不可改变。一物具有一物之理，人也是物，故也具有“人之理’，。所谓“人之理”，即仁义礼智，是“天与之”。人先天具有的仁义礼智的“理”，是良知，“本然之知”，但不是义理之极至。故人须以先验之理去推究事物之理，以扩充心中之理，以此达到义理之极至。天下没有无理之器，也没有无器之理，“即器而求之，则理在其中”（《文集》卷三十《问大学只说格物不说穷理》）。所以要在洒扫应对等人伦中下功夫。并加强“穷理”与“持敬”须相辅行。穷理而不持敬，则思虑纷坛，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如仅知以养心，而不穷理，心虽清明虚静，却空空荡荡。无义理而为主，其应事接物必不当，流于释氏之虚静。所谓“敬”，即外表端庄严肃、内心静一、无二无杂，“表里交正”。静时要一，动时亦要一。闹居未有作为，此心要主一。应事接物有所作为时，此心亦要主要一。静时能敬，则无思虑纷绘之患；动时能敬，则无举措烦扰之患。如此则本心不失，这是为学之要。在“德性天与”问题上，继承董仲舒的尊天神学，并用程朱理学加以改造。他认为，人的形体和秉性皆“天”所赋予，其性为仁义礼智信。天主宰万物，而更偏爱于人。仁义礼智信之性，恻隐、辞逊、善恶、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之为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伦，皆是天偏爱于人而赋予的。并把人受性于天比为臣受任于朝。论证循守仁义礼智是人的天职，否则即是违“天”。君主和人都必须服从天命，并以此来规劝君主修养。指出“帝王当尊者莫如天，所当从事者莫如敬”，天未尝一日不监视人君的所为，只有修德才能保位。朝廷为天下之本、人君为朝廷之本、心为人君之本。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令，没有不善，而朝廷正。朝廷正，则贤与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易，而百官正。他所指的不是人格化的神，天所以能主宰万物是它蕴含着“理”，这理便是纲常名教。父子之思谓仁，君臣之敬谓义，夫妇之别为礼。智者，是知此而已。信者，是守此而已。理是扶持宇宙的栋干，安国生民的枚石。没有理，则人将不人，国将不国。他还以经筵侍讲的身份，讲明理学，深得理宗信任，使理学在最高统治者倡导下，很快取得了正宗地位。全祖望题《真西山集》谓：“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宋史・真德秀传》云：“自（韩）促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透明于天下后，多其力也。”在确定理学统治方面，“从来西山、鹤山（魏了翁）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独举也”（《宋元学案・西山真氏学案》）。著有《西山文集》、《大学衍义》、《四书集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