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前５２０年-？）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末卫国人。历仕鲁、卫。拜孔子为师之前经商，是孔子弟子中最富有者，周游列国时给孔子以经济资助。他以“言语”著称，具有能言善辩的先天素质，和外交活动的志趣。孔子与子路、子贡、颜回游千戎山之上，孔子让他们谈各自的志向，子贡说他愿两国之间。不动干戈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称之为“辩士”。在孔子的教导下，他成为有突出成就的外交人才。鲁哀公六年（前４８９），孔子及其弟子们在陈国绝粮，他奉命说服楚昭王；迎孔子等人楚，使师生脱离危境。次年。吴向鲁征牛、羊、猪各百头，吴要求季康去会盟，季康子派子贡前往说服吴人。十一年（前４８４），吴胜齐，吴王赐给鲁国叔孙氏甲、剑等，叔孙氏不知如何答谢，他出面圆满完成了这一外交任务。十二年，鲁、卫等国君会见吴人，吴人扣留卫侯。他说服吴太宰。使卫侯获释。十五年，齐、鲁会盟，他说服齐国返归“成”地。他的外交成就受到楚昭王、季康子等人的赞赏。他反对刑罚，重视教化。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善于用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治国注重教化，以子产治郑为例，说服季孙氏治鲁不要过多杀人、罚人。卫灵公问谋士们国家政务为什么最重要，史鱼秋说刑罚最重要，子路说军事最重要，他则说教化最重要，主张废除每月杀羊祭庙的“告朔”仪式。他不受官府之命，不用官府之资，自出资金经商，活动于齐、鲁。他善于预测行情，及时买卖货物，致使“家累千金”，“富比陶朱”。“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不愿意象颜回那样学习孔子的学说，而愿意“事君”、“事亲”、“事兄”、“耕田”等实事。又由于他性格活泼，交往甚广，处事考虑周到，左右逢源。所以，他办事通达，成功率高。他特别崇尚孔子。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学识高深莫测，道德修养超人，高不可攀。经常宣传孔子的学说，“使孔子名布扬天下”。孔子死后为其守墓六年。孔子也特别关怀子贡，认为他是瑚琏之器，说他可举一反三，“告知往易知来者”。他喜欢评论别人的是非善恶。平生厌恶剽窃他人之文者、以粗野为勇敢者、以诽谤为正直者。他经常问孔子某人如何？有时近于讽刺，为此受到孔子的批评。他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人们认为他是外交人才，并且是由平常之士变成显要之士的典型，称赞他经商致富的才能、抚恤和帮助贫者的美德。赞誉他有“亚圣之德’，。东汉画像石中有孔见子老子图，孔门众多弟子，注名者不多，他是注名者之一。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７２）以其配祀孔子。唐玄宗开元八年（７２０）尊为“十哲”之一，配祀孔子，二十七年（７３９）追封“黎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加封“黎阳公”，度宗咸淳三年（１２６７）改封“黎公”，从祀孔子。

　　〖子路〗（前５４２年一前４８０年）姓仲，名由，字子路，又称季路。春秋末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卞桥镇）人。出身于微贱家庭，少年时代生活贫寒。从事过各种劳动，性情粗野，曾陵暴孔子，后请为弟子。为季氏宰时派高柴为费宰，参加“随三都”，促成“堕费”。后来，自始至终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在卫国曾为孔悝的蒲邑的蒲大夫。随孔子回鲁国后，也一直末辞此职。鲁哀公十四年（前４８１）曾被季康子派去和邾国谈判。卫国卫出公十三年（前４８０），内乱，子路被杀。他以政事著称于世，善于治理军赋。孔子认为他可以治理千乘之国的军赋。在卫国任蒲大夫期，孔子三称其善。他能做到“恭敬以信”而“民尽力”；“忠信以宽”而“民不偷”；“明察以“民不扰”。他孝敬父母，自己吃野菜充饥，而到百里之外去背米奉养父母，人称其对父母“生事尽力，死事尽思”。他救穷济贫，在鲁国和卫国当官时都曾以自己的粮食救济贫民。还能把自己的车马、衣服给朋友用，用坏了也不感到遗憾。他办事认真，信守承诺。鲁哀公十四年（前４８１），小邾国名叫射的人。带领勾绎的人来投鲁国，指名要子路来定约，他认为不应鼓励背叛自己国家的不义之事。所以，没有执行这项任务。他忠于孔子，孔子有病，他为之祈祷。在陈绝粮时，他想办法给孔子做饭，在周游列国途中，起了保护作用。他忠于职守，卫国内乱时，主人孔悝被劫持，他临危不惧，冒死援救孔悝，以身殉职。人果敢、直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孔子提出问题，他总是第一个发言，并敢于对孔子的言行提出不同看法。如反对孔子见南子和拟应公山弗扭、佛之召，怀疑孔子的“正名”主张等，但孔子称誉他是志同道合的学生。他性情急躁，动作迅猛，因而有时表现鲁莽。他勇武过人，见义勇为，如抢救溺水者，孔子多次予以赞扬，并说自己不如子张勇武。他主张，为了行道，要不怕困难，不怕劳苦和牺牲，见义勇为。还具有“闻过则喜”的品德。人称其为“至贤”，有“亚圣之德”。他对后世颇有影响。东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中，孔门弟子注名者不多，他是注名者之一。东汉明帝即开始以其配祀孔子。唐玄宗开元八年（７２０）称“十哲”之一；二十七年（７３９）封为“卫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改封“河内公”；度宗咸淳三年（１２６７）改封“卫公”从祀孔子。

　　〖祝钦明〗（生卒年不详）唐雍州始平（今陕西兴平）人。少通《五经》，兼涉众史百家之说。尤精《三礼》，明经科及第。累迁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馆学士、太子少保。中宗即位拜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三品、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兼修国史、封鲁国公。藉田光祭先农，唐初为帝社，亦称藉田坛。武则天改谓先农坛。神龙元年（７０５），他奏议：《周颂・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礼》谓“天子为藉千亩，诸侯百亩”。则缘田为社，称王社、侯社。今曰先农，失王社之义，“宜正名为帝社”。三年，中宗将亲祀南郊，又奏言皇后亦合助祭。他认为，按《周礼》，天神曰祀，地祗曰祭，宗庙曰享。大宗伯职称“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理其大礼。若王有故不预，则摄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预，则摄而荐豆笾，彻。”又追师职称“掌王后之首服，以侍祭祀。”内司服职谓“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九嫔职云“太祭祀，后课献则赞，瑶爵亦如之。”据上述诸文，皇后应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祗且《周礼》正文“凡祭，王后不预”，既不专言宗庙，即知兼祀天地，故云“凡”。旧说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妹月，所以祀天于南效，朝日于东门外，以昭事神，训人事，君必须躬亲以礼。《礼记・祭统》曰：“夫祭也者，必夫好亲之，所以备内外之官也。官备则具备。”又《汉书・效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义也。”据此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经他奏议，定以皇后为亚献。祝钦明久居要职，对唐礼仪制度的完备，起有一定的作用。

　　〖庄存与〗（１７１９-１７８８年）字方耕，号养怡，清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乾隆十年（１７４５）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少詹，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左侍郎，任湖南、直隶、山东、河南学政，充湖北、浙江、乡试正副考官。曾因蒙古童生闹堂而受劾。为学贯通六经，皆有撰述。治《易》，以孟氏六日七分为经，以马班天官、地理、律历各书志为纬。贯穿群经，不似汉宋诸儒之专衍术数，比附史事。于《诗》详于变雅，发挥大义，凡毛、郑异说，多以毛为是，而以郑为非。于《乐》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异同，而剖析其义。于《书》谱其声，论其理。于《礼》则惟以《周官》为重，原本经籍，博采传记诸子。并广搜载籍有益于世之文，补其缺漏，俾能取法致用。于《春秋》，则专主公羊、董仲舒，虽略采左、毂及宋元诸家之说，而无何劭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诸弊，本赵氏访《春秋》属辞例，正例其义，以成一家之言。足以阐明家法，以示治公羊《春秋》途径。从其中专求微言大义，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于《四书》，不崇虚语，而归本于六经，深得汉儒遗意，多非朱熹。为文，则辨而精，醇而肆，旨远而义近，举大而不遗小，能言诸儒所不能言。然其治经，也略采左氏、谷梁氏以及宋元诸儒之说，并不完全排斥古文经学。践履笃实，不斤斤计较于分别汉、宋，以能阐发奥旨，归于至当为主。后从子庄述祖及外甥刘逢禄等阐发遗绪。为常州学派创始者和今文经学启蒙大师。著有《春秋正辞》、《彖传论》、《尚书说》、《乐说》、《毛诗说》、《周官记》，统名为《味经斋遗书》。

　　〖朱震〗（１０７２-１１３８年）字子发，南宋荆门军（今湖北荆门）人。政和进士，累仕州县，以廉正知名。胡国安见有大器之才，荐给高宗，召为司勋员外郎，称病不至。又经赵鼎举荐，授司部员外郎、兼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后历任秘书少监谦侍经筵，中书舍人兼翊善、给事中兼直学院、翰林学士。他与程门高弟谢良佐、杨时、游醉为师友，同理学家胡国安为友，是程门私淑弟子。继承北宋理学与象数学传统。创汉上学派，主弟子有刘长福、徐畴等。综合前人象数学成就，以《易传》为宗，和会邵雍、张之论，上采汉、魏、吴、晋，下至隋唐及今各家异同，加以阐发，撰《汉上易传》。在“动爻”中，阐述“变者以不变为体，不变者为变者用。”即一、二、三阳，二、四、六阴，其数字固定，而变化无穷。在“卦变”中，阐发卦爻阴阳变化，并以此说明一年中气候的变化，以“互体”使卦的形象变化增多，更便于用来解说事物的变化。释“五行”，使八卦与五行结合，把阴阳五行纳入象数学体系。用“纳甲”，把八卦与天平相配合。从而构成一个庞大、复杂的象数学体系。其政治思想，主张顺应人们生存欲望，并进行教育。他认为，古之善治天下者，知人有血气，有争心。虽用力制，而不能绝不善之本。只有“顺民之欲”，使人安于至足之分，才能不争也不讼。以财分人，才能贫富均平。以德分人，则贤人与不肖平。但平不是无尊卑上下之差，是称物而施，适平而止。主张赏罚要公平，不论罪过轻重，产律赦免，是不公平。还主张唯才是举，不论出身。只要有利于社稷，虽出于屠贩，奴隶、夷裔、俘虏，皆可任用。又提出守正无妄，谦恭慎密、修己自重的道德修养论。认为君子果其行，必须培养道德品质。道德是行之源，育德就是养源。育德的标准是“正”，不正则烛理不明。不明。则行己不刚，施于人也必无相应之理，反求于心，也不能自得，更不能通天下之志。所谓无妄，即天理。有妄，是指人欲。人本无妄，因欲才有妄。去掉人欲，也则天理存。人们修养的目的，是达到谦恭慎密，修已自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说以象数学，推本原流，包括异同”。在理学发展史上占一定地位。著有《汉上易传》、《卦图》、《丛说》等。

　　〖朱子奢〗（？-６４１年）唐苏州吴（今属江苏）人。从乡人顾彪学习《左氏春秋》，善属文。隋大业中，为直秘书学士。隋末战乱，以病辞职还乡。后从杜伏威入唐，授国子助教。贞观初，高丽、百济同伐新罗，连年兵事不解。新罗音急，唐太宗任子奢为员外散骑情郎，持节渝旨，以平三国之憾。至其国，讲《春秋》学。以散官直国子学。后累转课议大夫、弘文馆学士。子奢精通《礼》。唐高祖卒，太宗诏议太庙制。他认为汉丞相韦玄成奏议五庙，刘歆当七庙。郑玄本于玄成，五肃本于歆，故历代庙议不能统一。但天子七庙、诸侯五庙、降以二，符合礼。若天子与子、男相同，则没有等差。“非德原游广，德薄游狭之义”（《新唐书・朱子奢传》）。奏请以古制为天子七庙。治史主张直笔，唐太宗欲看起居录，他认为，君主无过失，虽见无嫌，但以此开后事史官之祸，实为可惧。并参如了《五经正义》的编撰，主撰《礼记》义疏。坚守儒家“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主张以律断狱。认为律中规定，上书不实有定罪，今上书不实判死罪，死者不可复生，虽然想自新也不可能。且天下惟知上书获罪，想上言者，皆畏惧而不敢申言。终生虽无著述，但剖析郑玄、王肃注太庙之异，以归于一论，主撰《礼记》义疏，是使经学由分立而走向统一的先驱。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年）字元晦，一字伸晦，号晦庵别号紫阳，晚号晦翁，□州病娶，世称考亭先生，南宋徽州懋（属江西）。绍兴十八年（１１４８）授泉州同安县主簿。历官枢密院编修官、主管台州崇道观、知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提总江西刑狱公事、直宝文阁、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待讲。任外官共九年，立朝仅四十日，四十余年都奉词，以词禄过着讲学著述生活。熹幼颖悟，五岁读《孝经》，由父朱松教授。松师事杨时弟子罗从彦，故为程门三传弟子。松曾遗命熹前往胡宪、刘勉之、刘子□处受业，其中师事胡宪最久。后又受学于李侗。其一生主要从事讲学活动。在同安建“经史阁”，在泉州建“小山丛竹书院”，复建“白鹿洞书院”，在台州建“武夷精舍”，更建“岳麓书院”。因长期在福建讲学，所创学派称“闽学”。弟子众多，《文集》中与朱熹有书信往还的门人达二百余人，著名弟子有蔡元定、黄斡、李燔、张洽、陈埴、叶味道、蔡沈、陈淳、彭龟年、辅广等。他在政治上反对复古守旧，支持变法，曾批评司马光等元党人的守旧思想是“堕于因循”，王安石变法“亦是势当如此”。推崇孔子的“仁政”。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于人君要心术以立纪纲。只有人主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才能立天下之纪纲。而君心不能自正，必须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正其心，正心为君主的大本；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为天下之急务。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他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本，未有天地之前已有理。有理便有天地，有理便有气，气化流行发育万物，天地万物总起来，只是一个理。理散之为万物，合之则为一理。放之则弥满天地，“退藏于密其小无内”。理是不依赖天地万物而独立永存。理与气的关系：天地间，有理有气，而理是本。理是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气是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理与气是二物，但二物浑沦不可分。理在气先。理与气合，则能成形。太级是天地万物之理，没有太极也就没有天理。他进一步发挥了“理一分殊”的命题。认为，宇宙是一理，而万物各自有一理。万物各自的一理，又体现了宇宙的一理。并闰“理一分殊”注解《四书队称大德为万殊之本，小德是全体之分。他提出“化育流行”（亦称天理）的理论。认为天道（天理）流行化育万物。即阴阳五行之气流动凝聚，形成人和动植物的形体。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化育流行，意味宇宙不断运动。所谓“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论语集注》）。即宇宙的不断运动，是道体（天理）的本然作用。认识“天地之化”，就是要去尽人欲，使人内心的天理流行，与天地万物的天理流行上下同流。达到“上下同流”的途径是“默契”。因天地之化育是“极诚无妄”的，而圣人之德也“极诚无妄”。主观与客观皆“极诚无妄”，就能够默契。而圣人的“极诚无妄”，就是“人欲尽去，天理流行”。所以，朱熹天理流行的理论，就是让人们进行内省，使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他还进一步阐发了程颐的“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的理论。他认为“一动一静，循环无端”，动静就是运动。动与静相联系，“无静不成动，无动不成静”。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不是动而后有阳，静而后有阴，截然分为两段。太极动便阳，静便是阴。动之前有静，静之前又有动。动静无端，所以阴阳也无始。而阴阳所以有动静，是因“太极之理有动静”。关于人性论。他认为，性是一切有生命人和物所具有的天理，但人性与物性又不尽相同。性包括理和气两种因素。以气而言，人的禀赋与物的禀赋“若不异”。以理而言，人得仁、义、礼、智之粹然者，而物不能得其全。只有人才能全其性。并进一步发展了张载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性即天理”，是全善的。但禀于气质，则有善又有恶。人的刚柔、贤愚、贫富、贵贱、寿夭，皆受气质的影响。气质之性与人欲有关，人心虚静，则自然清明，“才为物俗所蔽，复黑暗了”。所以禁物欲，是“变化气质”的功夫。“格物致知”，是朱熹认识论的核心。他认为，人心具有天理，物亦具有天理。用天下之物的天理。来印证自心所固有的天理，内外相印，就是格物致知。其目的，在于“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朱子文集・答陈齐仲》）。强调人们在穷理灭欲，格物致知中，要把“持敬”作为道德修养的“涵养工夫”。就是让人们不多言，整齐严肃，精神专一，收敛身心，毫不放纵。他还继承了张载的“一物两体”的辩证观念，认为“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朱子语录》卷九十九）。他还提出“王霸之变”的历史观。认为社会的盛衰取决于帝心术的好坏。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朱子大全》卷十二）。朱子对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的学说作了总结和发展，从中吸取了大量思想养料，又用释、道的思辨哲学充实自己的体系，成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严

　　〖朱彝尊〗（１６２９-１７０９年）字锡□，号竹□，清浙江秀水（今属嘉兴）人。明大学士朱国祚曾孙。少时家境贫寒，入赘冯家。清军南下，辗转避难。曾受聘文案，出为幕僚，客游南北。所至破庐残碣、荒冢废祠，莫不收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同异。归里，约好友为诗课，文名益噪。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举博学鸿儒，授翰林检讨，入值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典试江南。参撰《明史》。建“曝书亭”，致力于收集、写作、考证。博洽多闻，通诸经，善考证。主张作史不可存门户之见，以同异分邪正。谓东林党不皆为君子，异于东林者不尽为小人。订正方孝孺之友宋仲珩等并不及于难，知《从亡》、《致身录》谓诛九族并戳其弟子朋友为一族不足为据。认为所谓“九族”乃本宗一族。对《诗》、《书》、《春秋》，都予考证，认为孔子之于《春秋》乃述非作；之于《诗》未尝修改；之于《书》并非有损益于其间。著《经义考》三百卷，自周迄清，各疏其大略，使二千年传经原委，一一可稽。又著《日下旧闻》四十卷，引书一千六百种，乾隆时敕令修增，名《日下旧闻考》。能诗词古文，所著《明诗综》一百卷，或因人录诗，或因诗存人，“铨次最当”。曾建藏书馆，因惧怕庄廷□文字狱牵连，付之一矩，后重新收集，计八万卷，编《四库全书》时，家人呈进藏书六十五种。其考据之功，深为顾炎武、阎若璩所称道。诗与王士□齐名。词为浙西派的创始者。论者谓“王士□工诗，汪婉工词，毛奇龄工考据，独朱兼有众长。”还著有《明诗综》、《词综》、《曝书亭集》等。

　　〖周泽〗（生卒年不详）字醑都，东汉北海安丘（今属山东）人。从年少时学习《公羊严氏春秋》。以前齐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传授东平嬴公，嬴公传授东海孟卿，孟卿传授鲁人陡盂，眭孟传授东海严彭祖，彭祖为《春秋》严氏学，故名，泽精通《公羊严氏春秋》之后，便隐居招收门徒。传授所学，生徒常数百人。光武帝建武末年，征召到大司马府，暂代议曹祭酒。光武帝中元元年（５６），刀‘任邑池令。任职期间，他克己奉分，怜恤孤弱，吏民皆归心敬爱。汉明帝水平五年（６２）升任右中郎将，水平十年，拜为太常。泽性格直爽，在皇帝面前曾数次据理力争。后北地太守廖信因犯贪污罪，被捕-厅狱。朝廷没收他的财产，为了奖励清廉，把没收廖信的赃物颁赐给当朝的廉吏；对周泽及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则予以特殊的赏赐，由于赏罚分明，在京师的官员人人引以为戒。使“在位者咸自勉励”。孙堪也清廉果敢，官至侍中骑都尉。堪从政多与周泽相同，故“京师号曰‘二根”。泽在退休后死于家中。他平时谨遵礼教，守法循行，尽敬宗庙。常带病卧于斋宫，其妻怜他者病，探问疾苦，反而引起他的愤怒，居然将老妻收送监狱以谢罪。故当世人怀疑他诡诈偏激。因此，时人为之语说：“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

　　〖朱骏声〗（１７８８-１８８５年）字丰芑，号允倩。晚号石隐，清元和（今江苏吴县）人。少颖异，年四岁，即通四声。稍长习《说文解字》，一读即通，时称神童。，年十五，受业于钱大昕门下，钱见而奇之。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举人，七次赴礼部试，不第。官黟县训导，后赏国子监博士。迁扬州府学教授，引疾不受。主讲江阴县吴江、荆溪及嵊县萧山书院。肆力著述，诸生登门请业者，常数十人，至舍不能容。长于经训、小学。治《说文》。独创义例，取许书之字，以声为经，以形为纬，按音韵排比为十八部，撰《说文通训定声》。是书首明本义，次言假借、转注，以使读者检一字而通、假、正、别，一目了然，引证详明，便利初学。曾认为：通其所可通者为转注，通其所不通者为假借。假借不易声而假异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语；转注不易字而有无形之字，可省后世之俗书。开始遵《康熙字典》之例，使读者便于检阅；结尾又以韵为准，区分一百零六韵，使其不谬于古，也不悖于今。附之以《说雅》，用以说明《说文》之上继《尔雅》，以资互相参考校订。又兼长推步学，明通象数。其对《说文》的研究，使其向声韵发展作出了贡献。还著有《六十四卦经解》、《尚书古注便读》、《诗传笺补》、《仪礼经注一隅》、《夏小正补传》、《大戴礼记校正》、《左传旁通》、《天算琐记》、《数度衍约》、《淮南书校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