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学派〗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也称“程朱理学”。此派发端于北宋周敦颐，他融合道学、佛学、儒学思想，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提出“无极而太极”、“性”、“命”、“理”等范畴。其弟子程颢、程颐是这一学派的奠基人，开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略为系统的“理气说”、“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其四传弟子、南宋的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学说，义吸取了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某些观点，使“天理论”、”住论”、“格物致知论”、“持敬说”等理论更加丰富和严密，完成了宋代理学集大成的历史使命。因此，后人把创立和完成这一理学体系贡献最大的二程、未熹连在一起，合称为“程朱学派”。此派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势力最大。在发展过程中，内部又分成许多流派。此派与南宋陆九渊“心学学派”在理学基本慨念、“太极”以及治学方法等问题上，观点不甚一致，有过多次争论。又分别与永嘉学派（叶适等）、永康学派（陈亮等）有过关于“王霸又利”等问题的辩论。与王安石“新学学派”观点也不一致。派学说，宋代以后得至了统治阶级的提倡，逐步取得了儒学正宗的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影响极其深远。参见“明道学派”、“伊川学派”和“晦翁学派”。

　　〖崇仁学派〗创始人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明初抚州崇仁（今江西抚州市崇仁县）人。少年时至京师金陵拜洗马杨文定（溥）为师学《伊洛渊源录》。后归里躬耕食力，弟子众多，著名者有娄谅、胡居仁、陈石斋、杨杰、周文、魏校、陈献章等。胡居仁，字叔心，明初上饶（今江西上饶县）人。少时拜吴与弼为师。决放弃科举，筑房舍于梅溪山中，除侍亲和讲学外，不问世率。后为扩展见闻，四方访问学者，，与同乡娄谅、罗一峰、张东白论学于弋阳的龟峰和饶之余干的应天寺。曾主持白魔书院，又讲学于贵溪涧源书院和淮王府。娄谅，字克贞，号一斋，广信上饶（今江西上饶县）人。鄙夷科举，为寻求身心学问，前往临川拜吴与弼为师。坚守师说，并有所发展，其弟子王守仁。黄宗羲认为姚江学派实以娄谅为发端。其子娄子忱受家学颇有成绩，弟子多至僧舍不能容，竟有架木为巢者。该学派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理”产生“气”，“气”产生万物，说：“有理而后有气”，“天地间无处不是气”，“太极者理也，阴阳者气也，动静者理气之妙运也”。（黄宗羲《明儒学案・崇仁学案》本文下同）“有气则有象有数”，即由“气”形成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主张儒者须“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认为：静时，“心”中也不是真空的，常有个“操持”、“持守”，即“敬”。有了“操持”，即有了“敬”，使中心有了主宰，防止堕人空元和昏聩。“敬”是存养“义”的途径，“所谓涵养须用敬”。动时，“心”要发挥“思索省察”的作用，防止物欲泛滥，“逐物徇私”。并指出：认为“静”中不可有个“操”字，有“操”字就不是“静”，只有摒弃一切思想、念头才是“静”，其实这样便陷入“老佛”的说教。还主张：认识事物，必须坚持从个别到一般的途径。认为：宇宙是“一本而万殊”，无论世界如何干姿百态，气象万千，归终是一个根本，即“万殊而一本”。学者要致知格物，“须从‘万殊’上一一穷究，然后会于‘一本’。若不从‘万殊’上体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异端者”。该学派著作有吴与弼《吴康斋先生语》；胡居仁《居业录》；魏校《体仁说》等。

　　〖程朱理学〗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或学派。参见“程朱学派”、“明道学派”、“伊川学派”、“晦翁学派”等条。

　　〖楚中王门学派〗湖南一方的王守仁门人学派。代表人物有蒋信、冀元亨。蒋信，字卿实，号道林，明朝中后期楚之常德（今河南常德市）人。嘉靖年间进士；官为户部主事，转兵部员判、郎，又为四川佥事，兴利除害，禁道士妖术；升贵州提学副使，建正学书院和文明书院。后归故里，建学校于桃花冈，学徒云集。曾先后拜王守仁和湛若水为师，学术得于湛若水较多。该学派主张“心”是世界的本体，心产生“气”，即“太和”，“气一分殊”产生世界万物。（黄宗羲：《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本文下同）认为“人除却血肉，只有这一片精灵唤做心”。“命之曰心，本取主宰之意，心之活泼泼处是性。”“宇宙浑是一块气”，亦称“太和”，源自于“穆”，即无或默，源自于“命”，源自于“道”，源自于“诚”，源自于“太极”，穆、命、道、诚、太极皆同义，总之是“一个神理”。从“心”来看，便看到“心”产生“气”，“心”活泼拨的性质便是“天性之命”。事物同出于一个“太和”，所以形形色色，原因是“气一分殊”。又认为释学为“空”，儒学为“空处见实”。说：“要之，圣学与释氏，智原是不同，释氏只要见一个空，圣人却是于空处见万物一体。自身与万物一例，所以此心便无所不贯，人伦日用，何处容增减一毫？”该学派主要著作有蒋信著《桃冈日录》。

　　〖邹守益〗（１４９１-１５６２年）字谦之，号东廓。明安福（今属江西）人。正德六年（１５１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翌年，引疾归里。开门讲学，从学者甚众。嘉靖元年（１５２２）起用。三年因直谏忤旨，下诏狱谪广德州判官。建复初书院。讲学其中。稍迁南京礼部郎中。后官至南京国监祭酒。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又因忤旨落职归里。后家居二十余年而卒，赠南京礼部右侍郎，谥文庄。邹守益师事王守仁，为王学在江右的主要传人。其学谨守师门本旨，“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为其基本思想观点。“戒慎恐惧”语出《礼记・中庸》，原是作为明辨“君子”与“小人”的标准，邹将其与“致良知”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戒慎恐惧”即是“致良知”。此系受王守仁的启示，本自师说。人谓守益以“戒慎”为教，“开示学者”，为发明师说，将师说推向极至。邹守益在承袭儒家的传统观点，仍以谨其言、慎其行、战战兢兢之意解释“戒慎恐惧”的同时，又赋予其以“自强不息”的新义。当时讲学，“有以纵任为性体自然者”，而邹氏则“肫肫焉申戒谨恐惧旨，明自强不息为真性”（耿定向《邹先生传》），“以戒慎恐惧、健行不息为真功”（《国朝献征录》）。邹守益也强调“戒慎恐惧”在为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为学之“大要”，只要把握住这大纲要领，就能“人与道凝”，“无须臾之离”，就可称之为“善学”。为学之病莫大乎息，息则物欲行而天理泯，“戒慎恐惧”的“自强不息”之义可救为学中的“息”之病；“戒慎恐惧”可以“不使自私用智得以障吾本体”，从而达到“去其欲而全其本体”的目的。他继承了王守仁“戒慎恐惧”为“致良知”功夫的观点，同时又把这一功夫直接等同于“修己以敬”的涵养功夫，认为修己以敬则安人安百姓，戒慎恐惧则位天地育万物，此二者并无二致，均同属于内心省察的修养方法。他指出，克己复礼即是修己以敬工夫，因为“敬”谓此心之纯乎天理而不杂以人欲，杂之以人欲便为非礼，而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修己以敬之目。在与聂豹讨论“涵养”功夫时，邹守益又提出“寂感无时，体用无W界J”的“寂感体用”合一之说，反对其时江右王门中“归寂”派以“收视敛听”为“涵养”功夫。所谓“寂感无时”，是说“寂感”，亦即动静在时间上不可分，而是“常寂常感”，无时不在。这是“天然自有之规矩”。所谓“体用无W界J”，是说“体用”在空间上“非二物”二者互相包涵，犹如名之与字，“称名则字在其中，称字则名在其中”。根据寂感体用合一之说，邹守益又进而提出本体、工夫合一的观点。认为本体、工夫原非二事，如“《大学》之教，在明明德”，下一个“明”宇是本体，上一个“明”字是工夫。做不得工夫，不合本体；合不得本体，不是工夫。他指出，“慎独”、“戒惧”就兼有本体、工夫：从心从真便是慎，此即是本体，此即是工夫，故除却自欺更无病，除却慎独更无学。“戒慎恐惧”便是“慎”，“不睹不闻”便是“独”，故“戒慎”即是“慎独”。另外，他又重申了王守仁《大学》、《中庸》合一的观点，认为《大学》以家国天下纳诸“明明德”，《中庸》以天地万物纳诸“致中和”，天地万物为家国天下之总名，“中和”为“明德”之异名。“明德”、“新民”而“止至善”，安之曰“率性”，复之曰“修道”，其本原不越“慎独”一脉。“明明德”与“致中和”二者不可分离。另外，邹守益还试图以王学沟通濂、洛之学。将程颐《定性书》中提出的“定性之学”，周敦颐《易通》中提出的“无欲之要”，与“戒慎战兢之功”统一起来，皆视为“致良知”的功夫。邹守益著作有《东廓邹先生文集》十二卷。黄宗羲谓“姚江之学唯江右为得传”，江右王门学派在传播王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均超过其余王门学派，而邹守益又为王学在江右的主要传人，故其在王门中的地位甚高，影响甚大。王时槐曰：“盖阳明王公之学盛于东南，实赖先生之力也。”（《国朝献征录》），可见其在传播王学方面的卓著贡献。

〖廌山学派〗北宋游酢所创学派。酢字定夫，学者称“廌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廌山学派”。酢为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再传弟子。少时广交天下英豪，为老师宿儒所推崇。程颐因事赴京师，认为其资可进道，因召为徒，酢欣然从之，从此，师事二程，与谢良佐、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最初苦读经书，认真探讨二程学说，与胡寄国、陈灌为友，交往频繁。后来研读佛学，以佛人儒，因创自己的学派。弟子不振，著名者有吕本中、曾开、陈伤、江琦、曾集、陈少方、陈长方等。此派主要讲“治气、养心、行己、接物”之学，尤其推崇《周易》，认为“易之为书，该括万有，而一言以蔽之，则顺性命而已。”以为天文、地理、人心之道皆原于《易》，而会于“理”。他们喜好佛学，治理学有明显禅学倾向，认为只有亲自读过佛书，才能辨别儒、佛同异，以为“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或才末加“深考”，“故低之如此之甚。”（《宋元学案》卷二十六《廌山学案》）主要著作有游酢《易说》、《中庸义》、《论语孟子杂解》等，收入《游□山集》。此派学说流于禅学，胡宏谓其为“程门罪人”，朱熹亦说此派学说夹杂有王安石“新学”思想，时而挞伐，（《宋元学案》卷二十六《廌山学案》）。因此，影响了此派学说的传播，致使游酢之遗书多不传。其弟子吕本中另创“紫微学派”。

　　〖子游〗（前５０６年一？）姓言，名偃，字子游。春秋末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在孔子周游列国晚期拜孔子为师，勤奋攻读，学有成效。大约在鲁哀公十二年（前４８３）前后，任武城（今山东平邑县南）宰。任职期间发现了子羽这个人才。在孔门弟子中以“文学”著称。他熟悉古代文献，孔子感到演习古礼仪有困难时，就找他来帮助，他认为儒家的根本在于“学道”，要舍礼仪而学道。依据孔子“小人不学道则易使”的思想，倡导用教化的办法治理社会，教民以礼乐。他做武城宰时，曾用弹琴瑟唱诗歌等形式，对民众进行儒家学说的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并企图通过礼教以达到“小康”至“大同”社会，受到孔子的赞扬。他长于礼而明于礼之大义；又是丧服专家。主张减少丧葬的烦琐仪式，致哀则止。他为人处事不拘小节，与人相处反对唠叨作风，他非常赞誉澹台灭明无公事不到他办公之处的做法。他的言行受到后人的称赞，并产生巨大影响，孟子认为他有“圣人之一体”，他的后学在战国时期形成一个大学派，尚丧服，其末流乃至欺遇者而求衣食，成为贵族的清客。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７２），以其配祀孔子。唐玄宗开元八年（７２０）列为‘‘十哲’’之一，配享孔子。二十七年（７３９）封为“吴侯”，宋真宗大宗祥符二年（１００９）追封为“丹阳公”，度宗咸淳三年（１２６７）改封“吴公”，从祀孔子。邵懿辰在《礼经通论》中指出：“《仲尼燕居》与《礼运》同出子游所记。《曲礼》、《礼器》、《郊特性》、《玉藻》并子游之徒所记。檀弓为子游门人，《檀弓》等篇即其所记。”

　　〖子张〗（前５０３年一？）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陈国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出身微贱，且犯过罪行，经孔子教育成为“显士”。虽学干禄，未尝从政，以教授终。孔子死后，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是“子张之儒”的创始人。子张之儒列儒家八派之首。他好学深思，喜欢与孔子讨论问题。在忠、信的思想上深受孔子教育极深，把孔子关于忠、信的教导写在大带上，以示永远不忘，并在实践中收到明显效果，他卑视品德修养低下者，认为缺乏道德，行为不坚强，信仰不坚的人有了不为多，没有不为少。他随孔子周游列国，曾被困于陈、蔡。他提出，士应该看见危险便肯豁出生命，看见所得便考虑是否该得，祭祀时考虑是否严肃认真，居丧时则应悲痛哀伤。他与人交注宽宏豁达，他喜欢同比自己贤能的人交朋友，主张“尊贤容众”。他在与朋友相处过程中能做到不计较过去的恩怨，就是受到别人的攻击、欺侮也不计较，故被称为“古之善交者”。他又办事勇武。在孔门弟子个是忠信的楷模，后人称有“亚圣之德”。他生活上不拘小节，不讲究外观礼仪，不追求衣冠整洁美观；随和从俗，与墨家相近，在观点上与墨家有相通之处。《大戴礼记・千乘》即子张氏之儒的文献。本篇记载：“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上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所以茂也。”章太炎解释为“下无用即墨之节用，上有义即墨之尚同，立有神即墨之明鬼，兼而爱之即墨之兼爱，以为无命即墨之非命，盖施政之术不尽与修己同也。”《用兵》认为“圣人之用兵”“以禁残止暴于天下”，“贪者之用兵以刈百姓危国家”。与《墨子・非攻》中的“诛”和“攻”实为同义。“诛”即“圣人之用兵”；“攻”即“贪者之用兵”。东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中，众多孔门弟子注名者不多，他是注名者之一。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７２）即以其配祀孔子。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封为“陈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改封“宛邱侯”；度宗咸淳三年（１２６７）尊为“陈公”，并升为“十哲”之一，从祀孔子。陈连庆认为《大戴礼记》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等七篇为子张氏之儒的著作。

　　〖子思〗（前４８３-前４０２年）姓孔，名□，字子思。孔于嫡孙。战国初鲁国人，相传受业于曾于。曾为鲁缪公师。把孔子奉为德配天地的“至圣”。于思思想的核心是“诚”。此乃孔子“仁”“中庸”和曾子“孝”的演变，认为“诚”是世界的根本，“诚者物之始终”，“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不诚无物”，人通过修养达到“至诚”，便可与天地相通。进而主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把天命和人道相结合，可谓汉代天人相应说的始祖。他认为“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呼四体”。可谓汉代符瑞、灾异说的蓝本。子思倡五行说，司马迁认为阴阳五行家是儒家的分支，学术原流与子思、孟子关系密切。子思的民主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他主张，“社稷所以为民，不可以所为民者亡民也。”孟子把它发展为“民为贵，社稷之次，君为轻”。把孔子的中庸思想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发展为世界观，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重礼，大谈“郊社之礼”、“□堂之礼、”但绝口不谈丧礼。他的思想对孟子和宋明理学代表人物都有较大影响。因而他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敬。葬孔子家南，形成携子抱孙的特殊葬式。宋徽宗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封为沂水侯。金章宗承安三年（１１９７）升为国候。宋度宗咸淳三年（１２６７）封沂国公。南宋衢州孔庙开始以“四配”配享，子思是“四配之一”。元成宗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曲阜孔庙开始以“四配”祭礼。元文宗至顺元年（１３３０）加封为沂国述圣公。明世宗嘉靖九年（１５３０）改称述圣子思子。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四配”塑像大成殿内东西两旁。《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子思》２３篇。宋晁公武《读书志》载《子思子》７卷。宋汪□编《子思子》１卷９篇。清黄以周有辑本。相传现在《中庸》、《表记》、《坊记》为子思著作，收入《礼记》。公元１６７３年殷泰尔采达将《中庸》译成拉丁文。

　　〖子夏〗（前５０７一前４００年）姓氏名商，字子夏。春秋末期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是孔子的以文学著称的弟子之一，“西河学派”的创始人。曾任鲁国莒父（今山东莒县西）宰，急功近利，改易旧制，予民以利。孔子死后，侍奉过卫灵公；后去西河另立门户，收徒讲学，有弟子三百多人，形成“西河学派”，甚至有人把他当成孔子。从孔子学习时，经常与孔子问答，孔子深受其启发，他精通《春秋》、《礼》、《诗》、《易》，曾参与《春秋》的史料收集和写作，有的学者认为《春秋左传》中“君子曰”的赞语，出于子夏或其与孔子合作的结晶。他学习《春秋》、研究《春秋》，在魏国以经世致用的观点传授《春秋》。认为春秋时期，出现臣杀君，子杀父“非一日之积”，“有渐而以至”，故“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为儒学增加了“势”的内涵。有的学者认为其弟子吴起对《左传》附益最多，显露出子夏儒、法、兵三家早期思想的汇合。《左传》中对魏国多赞颂，记晋楚史事甚详，又为其证。他对文献很有研究，把“晋师三□涉河”解释为“晋师己亥涉河”。善为章句之学，发挥孔子《春秋》中的“微言”，其弟子公羊高口传《春秋公羊传》、觳梁赤口传《春秋觳梁传》。其学生师春在魏襄王时，仿《春秋》体例编纂了《竹书纪年》。他的孝、忠、信思想和孔子完全一致，主张“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主张与贤者为友，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名言。对待民众，孔子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则主张“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他强调通过礼乐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视听言动，认为乐可“官序贵贱各得其宜”，可“示后世有尊卑长幼序”，通过礼乐达到仁道。他十分注重学习，以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学习则要着重记诵，要求学者，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已能的。应用学习获得的“道”，提倡“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百工居肆以成其器，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学而》）。他继承孔子“均贫富”的观点，提倡“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发扬孔于君臣名分思想，主张“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止，天下大足。”在“礼”中加入了“法”的新义。他提醒魏文侯，国家昌盛，天下太平。不要忘记有功之臣，“听钟声则思武臣”，“听钟声则思死封疆之臣”，“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史记・乐书》）。体现了乐以和其声的观点。他的弟子魏文侯、李克、吴起、段干木等在魏国实行变法，无不受其影响。他的“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灾不作而无妖祥，此谓之大当”的观点直接影响了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形成。他擅长主持礼节仪式。他性情严肃写实，讲究衣冠外表，要求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西汉的东方朔认为他可任太常之职。他为人性格爽朗，做事勇敢，孔子把他与子路相提并论，他陪卫灵公见赵简子，赵简子不按礼节相见，他要以颈血溅简子之服，简子只好以礼相迎。他能做到饥寒时志向不变，大兵当前，发表演说不畏。孔子认为樊迟问学稼是小人，稼圃是小技艺，君子所不为；他则认为小技艺也有取之处，也要留心学习。针对孔子的“君子不器”提出“道不离器”，使儒学思想政治化和功利化。“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则是他思想中的糟粕。他的思想成为“西河学派”思想的核心。魏文侯好儒，魏国成为儒家发展的新根据地，儒家在这里发扬光大，形成新高峰。孟子认为他“有圣人之体”。东汉明帝即以其配祀孔子。唐玄宗开元八年（７２０）。列为“十哲”之一，二十七年（７３９）封为“魏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赠“东阿公”或称“河东公”，度宗咸淳三年（１２６７）改封“魏公”。从祀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