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儒家文献资料汇编

程朱学派

  〖程朱学派〗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也称“程朱理学”。此派发端于北宋周敦颐,他融合道学、佛学、儒学思想,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提出“无极而太极”、“性”、“命”、“理”等范畴。其弟子程颢、程颐是这一学派的奠基人,开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略为系统的“理气说”、“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其四传弟子、南宋的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学说,义吸取了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某些观点,使“天理论”、”住论”、“格物致知论”、“持敬说”等理论更加丰富和严密,完成了宋代理学集大成的历史使命。因此,后人把创立和完成这一理学体系贡献最大的二程、未熹连在一起,合称为“程朱学派”。此派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势力最大。在发展过程中,内部又分成许多流派。此派与南宋陆九渊“心学学派”在理学基本慨念、“太极”以及治学方法等问题上,观点不甚一致,有过多次争论。又分别与永嘉学派(叶适等)、永康学派(陈亮等)有过关于“王霸又利”等问题的辩论。与王安石“新学学派”观点也不一致。派学说,宋代以后得至了统治阶级的提倡,逐步取得了儒学正宗的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影响极其深远。参见“明道学派”、“伊川学派”和“晦翁学派”。

崇仁学派

  〖崇仁学派〗创始人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明初抚州崇仁(今江西抚州市崇仁县)人。少年时至京师金陵拜洗马杨文定(溥)为师学《伊洛渊源录》。后归里躬耕食力,弟子众多,著名者有娄谅、胡居仁、陈石斋、杨杰、周文、魏校、陈献章等。胡居仁,字叔心,明初上饶(今江西上饶县)人。少时拜吴与弼为师。决放弃科举,筑房舍于梅溪山中,除侍亲和讲学外,不问世率。后为扩展见闻,四方访问学者,,与同乡娄谅、罗一峰、张东白论学于弋阳的龟峰和饶之余干的应天寺。曾主持白魔书院,又讲学于贵溪涧源书院和淮王府。娄谅,字克贞,号一斋,广信上饶(今江西上饶县)人。鄙夷科举,为寻求身心学问,前往临川拜吴与弼为师。坚守师说,并有所发展,其弟子王守仁。黄宗羲认为姚江学派实以娄谅为发端。其子娄子忱受家学颇有成绩,弟子多至僧舍不能容,竟有架木为巢者。该学派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理”产生“气”,“气”产生万物,说:“有理而后有气”,“天地间无处不是气”,“太极者理也,阴阳者气也,动静者理气之妙运也”。(黄宗羲《明儒学案・崇仁学案》本文下同)“有气则有象有数”,即由“气”形成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主张儒者须“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认为:静时,“心”中也不是真空的,常有个“操持”、“持守”,即“敬”。有了“操持”,即有了“敬”,使中心有了主宰,防止堕人空元和昏聩。“敬”是存养“义”的途径,“所谓涵养须用敬”。动时,“心”要发挥“思索省察”的作用,防止物欲泛滥,“逐物徇私”。并指出:认为“静”中不可有个“操”字,有“操”字就不是“静”,只有摒弃一切思想、念头才是“静”,其实这样便陷入“老佛”的说教。还主张:认识事物,必须坚持从个别到一般的途径。认为:宇宙是“一本而万殊”,无论世界如何干姿百态,气象万千,归终是一个根本,即“万殊而一本”。学者要致知格物,“须从‘万殊’上一一穷究,然后会于‘一本’。若不从‘万殊’上体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异端者”。该学派著作有吴与弼《吴康斋先生语》;胡居仁《居业录》;魏校《体仁说》等。

楚中王门学派

  〖楚中王门学派〗湖南一方的王守仁门人学派。代表人物有蒋信、冀元亨。蒋信,字卿实,号道林,明朝中后期楚之常德(今河南常德市)人。嘉靖年间进士;官为户部主事,转兵部员判、郎,又为四川佥事,兴利除害,禁道士妖术;升贵州提学副使,建正学书院和文明书院。后归故里,建学校于桃花冈,学徒云集。曾先后拜王守仁和湛若水为师,学术得于湛若水较多。该学派主张“心”是世界的本体,心产生“气”,即“太和”,“气一分殊”产生世界万物。(黄宗羲:《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本文下同)认为“人除却血肉,只有这一片精灵唤做心”。“命之曰心,本取主宰之意,心之活泼泼处是性。”“宇宙浑是一块气”,亦称“太和”,源自于“穆”,即无或默,源自于“命”,源自于“道”,源自于“诚”,源自于“太极”,穆、命、道、诚、太极皆同义,总之是“一个神理”。从“心”来看,便看到“心”产生“气”,“心”活泼拨的性质便是“天性之命”。事物同出于一个“太和”,所以形形色色,原因是“气一分殊”。又认为释学为“空”,儒学为“空处见实”。说:“要之,圣学与释氏,智原是不同,释氏只要见一个空,圣人却是于空处见万物一体。自身与万物一例,所以此心便无所不贯,人伦日用,何处容增减一毫?”该学派主要著作有蒋信著《桃冈日录》。

邹守益

  〖邹守益〗(1491-1562年)字谦之,号东廓。明安福(今属江西)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翌年,引疾归里。开门讲学,从学者甚众。嘉靖元年(1522)起用。三年因直谏忤旨,下诏狱谪广德州判官。建复初书院。讲学其中。稍迁南京礼部郎中。后官至南京国监祭酒。嘉靖二十年(1541),又因忤旨落职归里。后家居二十余年而卒,赠南京礼部右侍郎,谥文庄。邹守益师事王守仁,为王学在江右的主要传人。其学谨守师门本旨,“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为其基本思想观点。“戒慎恐惧”语出《礼记・中庸》,原是作为明辨“君子”与“小人”的标准,邹将其与“致良知”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戒慎恐惧”即是“致良知”。此系受王守仁的启示,本自师说。人谓守益以“戒慎”为教,“开示学者”,为发明师说,将师说推向极至。邹守益在承袭儒家的传统观点,仍以谨其言、慎其行、战战兢兢之意解释“戒慎恐惧”的同时,又赋予其以“自强不息”的新义。当时讲学,“有以纵任为性体自然者”,而邹氏则“肫肫焉申戒谨恐惧旨,明自强不息为真性”(耿定向《邹先生传》),“以戒慎恐惧、健行不息为真功”(《国朝献征录》)。邹守益也强调“戒慎恐惧”在为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为学之“大要”,只要把握住这大纲要领,就能“人与道凝”,“无须臾之离”,就可称之为“善学”。为学之病莫大乎息,息则物欲行而天理泯,“戒慎恐惧”的“自强不息”之义可救为学中的“息”之病;“戒慎恐惧”可以“不使自私用智得以障吾本体”,从而达到“去其欲而全其本体”的目的。他继承了王守仁“戒慎恐惧”为“致良知”功夫的观点,同时又把这一功夫直接等同于“修己以敬”的涵养功夫,认为修己以敬则安人安百姓,戒慎恐惧则位天地育万物,此二者并无二致,均同属于内心省察的修养方法。他指出,克己复礼即是修己以敬工夫,因为“敬”谓此心之纯乎天理而不杂以人欲,杂之以人欲便为非礼,而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修己以敬之目。在与聂豹讨论“涵养”功夫时,邹守益又提出“寂感无时,体用无W界J”的“寂感体用”合一之说,反对其时江右王门中“归寂”派以“收视敛听”为“涵养”功夫。所谓“寂感无时”,是说“寂感”,亦即动静在时间上不可分,而是“常寂常感”,无时不在。这是“天然自有之规矩”。所谓“体用无W界J”,是说“体用”在空间上“非二物”二者互相包涵,犹如名之与字,“称名则字在其中,称字则名在其中”。根据寂感体用合一之说,邹守益又进而提出本体、工夫合一的观点。认为本体、工夫原非二事,如“《大学》之教,在明明德”,下一个“明”宇是本体,上一个“明”字是工夫。做不得工夫,不合本体;合不得本体,不是工夫。他指出,“慎独”、“戒惧”就兼有本体、工夫:从心从真便是慎,此即是本体,此即是工夫,故除却自欺更无病,除却慎独更无学。“戒慎恐惧”便是“慎”,“不睹不闻”便是“独”,故“戒慎”即是“慎独”。另外,他又重申了王守仁《大学》、《中庸》合一的观点,认为《大学》以家国天下纳诸“明明德”,《中庸》以天地万物纳诸“致中和”,天地万物为家国天下之总名,“中和”为“明德”之异名。“明德”、“新民”而“止至善”,安之曰“率性”,复之曰“修道”,其本原不越“慎独”一脉。“明明德”与“致中和”二者不可分离。另外,邹守益还试图以王学沟通濂、洛之学。将程颐《定性书》中提出的“定性之学”,周敦颐《易通》中提出的“无欲之要”,与“戒慎战兢之功”统一起来,皆视为“致良知”的功夫。邹守益著作有《东廓邹先生文集》十二卷。黄宗羲谓“姚江之学唯江右为得传”,江右王门学派在传播王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均超过其余王门学派,而邹守益又为王学在江右的主要传人,故其在王门中的地位甚高,影响甚大。王时槐曰:“盖阳明王公之学盛于东南,实赖先生之力也。”(《国朝献征录》),可见其在传播王学方面的卓著贡献。

廌山学派

〖廌山学派〗北宋游酢所创学派。酢字定夫,学者称“廌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廌山学派”。酢为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再传弟子。少时广交天下英豪,为老师宿儒所推崇。程颐因事赴京师,认为其资可进道,因召为徒,酢欣然从之,从此,师事二程,与谢良佐、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最初苦读经书,认真探讨二程学说,与胡寄国、陈灌为友,交往频繁。后来研读佛学,以佛人儒,因创自己的学派。弟子不振,著名者有吕本中、曾开、陈伤、江琦、曾集、陈少方、陈长方等。此派主要讲“治气、养心、行己、接物”之学,尤其推崇《周易》,认为“易之为书,该括万有,而一言以蔽之,则顺性命而已。”以为天文、地理、人心之道皆原于《易》,而会于“理”。他们喜好佛学,治理学有明显禅学倾向,认为只有亲自读过佛书,才能辨别儒、佛同异,以为“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或才末加“深考”,“故低之如此之甚。”(《宋元学案》卷二十六《廌山学案》)主要著作有游酢《易说》、《中庸义》、《论语孟子杂解》等,收入《游□山集》。此派学说流于禅学,胡宏谓其为“程门罪人”,朱熹亦说此派学说夹杂有王安石“新学”思想,时而挞伐,(《宋元学案》卷二十六《廌山学案》)。因此,影响了此派学说的传播,致使游酢之遗书多不传。其弟子吕本中另创“紫微学派”。

子游

  〖子游〗(前506年一?)姓言,名偃,字子游。春秋末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在孔子周游列国晚期拜孔子为师,勤奋攻读,学有成效。大约在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前后,任武城(今山东平邑县南)宰。任职期间发现了子羽这个人才。在孔门弟子中以“文学”著称。他熟悉古代文献,孔子感到演习古礼仪有困难时,就找他来帮助,他认为儒家的根本在于“学道”,要舍礼仪而学道。依据孔子“小人不学道则易使”的思想,倡导用教化的办法治理社会,教民以礼乐。他做武城宰时,曾用弹琴瑟唱诗歌等形式,对民众进行儒家学说的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并企图通过礼教以达到“小康”至“大同”社会,受到孔子的赞扬。他长于礼而明于礼之大义;又是丧服专家。主张减少丧葬的烦琐仪式,致哀则止。他为人处事不拘小节,与人相处反对唠叨作风,他非常赞誉澹台灭明无公事不到他办公之处的做法。他的言行受到后人的称赞,并产生巨大影响,孟子认为他有“圣人之一体”,他的后学在战国时期形成一个大学派,尚丧服,其末流乃至欺遇者而求衣食,成为贵族的清客。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以其配祀孔子。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列为‘‘十哲’’之一,配享孔子。二十七年(739)封为“吴侯”,宋真宗大宗祥符二年(1009)追封为“丹阳公”,度宗咸淳三年(1267)改封“吴公”,从祀孔子。邵懿辰在《礼经通论》中指出:“《仲尼燕居》与《礼运》同出子游所记。《曲礼》、《礼器》、《郊特性》、《玉藻》并子游之徒所记。檀弓为子游门人,《檀弓》等篇即其所记。”

子张

  〖子张〗(前503年一?)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陈国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出身微贱,且犯过罪行,经孔子教育成为“显士”。虽学干禄,未尝从政,以教授终。孔子死后,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是“子张之儒”的创始人。子张之儒列儒家八派之首。他好学深思,喜欢与孔子讨论问题。在忠、信的思想上深受孔子教育极深,把孔子关于忠、信的教导写在大带上,以示永远不忘,并在实践中收到明显效果,他卑视品德修养低下者,认为缺乏道德,行为不坚强,信仰不坚的人有了不为多,没有不为少。他随孔子周游列国,曾被困于陈、蔡。他提出,士应该看见危险便肯豁出生命,看见所得便考虑是否该得,祭祀时考虑是否严肃认真,居丧时则应悲痛哀伤。他与人交注宽宏豁达,他喜欢同比自己贤能的人交朋友,主张“尊贤容众”。他在与朋友相处过程中能做到不计较过去的恩怨,就是受到别人的攻击、欺侮也不计较,故被称为“古之善交者”。他又办事勇武。在孔门弟子个是忠信的楷模,后人称有“亚圣之德”。他生活上不拘小节,不讲究外观礼仪,不追求衣冠整洁美观;随和从俗,与墨家相近,在观点上与墨家有相通之处。《大戴礼记・千乘》即子张氏之儒的文献。本篇记载:“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上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所以茂也。”章太炎解释为“下无用即墨之节用,上有义即墨之尚同,立有神即墨之明鬼,兼而爱之即墨之兼爱,以为无命即墨之非命,盖施政之术不尽与修己同也。”《用兵》认为“圣人之用兵”“以禁残止暴于天下”,“贪者之用兵以刈百姓危国家”。与《墨子・非攻》中的“诛”和“攻”实为同义。“诛”即“圣人之用兵”;“攻”即“贪者之用兵”。东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中,众多孔门弟子注名者不多,他是注名者之一。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即以其配祀孔子。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封为“陈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改封“宛邱侯”;度宗咸淳三年(1267)尊为“陈公”,并升为“十哲”之一,从祀孔子。陈连庆认为《大戴礼记》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等七篇为子张氏之儒的著作。

子思

  〖子思〗(前483-前402年)姓孔,名□,字子思。孔于嫡孙。战国初鲁国人,相传受业于曾于。曾为鲁缪公师。把孔子奉为德配天地的“至圣”。于思思想的核心是“诚”。此乃孔子“仁”“中庸”和曾子“孝”的演变,认为“诚”是世界的根本,“诚者物之始终”,“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不诚无物”,人通过修养达到“至诚”,便可与天地相通。进而主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把天命和人道相结合,可谓汉代天人相应说的始祖。他认为“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呼四体”。可谓汉代符瑞、灾异说的蓝本。子思倡五行说,司马迁认为阴阳五行家是儒家的分支,学术原流与子思、孟子关系密切。子思的民主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他主张,“社稷所以为民,不可以所为民者亡民也。”孟子把它发展为“民为贵,社稷之次,君为轻”。把孔子的中庸思想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发展为世界观,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重礼,大谈“郊社之礼”、“□堂之礼、”但绝口不谈丧礼。他的思想对孟子和宋明理学代表人物都有较大影响。因而他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敬。葬孔子家南,形成携子抱孙的特殊葬式。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封为沂水侯。金章宗承安三年(1197)升为国候。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封沂国公。南宋衢州孔庙开始以“四配”配享,子思是“四配之一”。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曲阜孔庙开始以“四配”祭礼。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加封为沂国述圣公。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改称述圣子思子。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1756)“四配”塑像大成殿内东西两旁。《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子思》23篇。宋晁公武《读书志》载《子思子》7卷。宋汪□编《子思子》1卷9篇。清黄以周有辑本。相传现在《中庸》、《表记》、《坊记》为子思著作,收入《礼记》。公元1673年殷泰尔采达将《中庸》译成拉丁文。

子夏

  〖子夏〗(前507一前400年)姓氏名商,字子夏。春秋末期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是孔子的以文学著称的弟子之一,“西河学派”的创始人。曾任鲁国莒父(今山东莒县西)宰,急功近利,改易旧制,予民以利。孔子死后,侍奉过卫灵公;后去西河另立门户,收徒讲学,有弟子三百多人,形成“西河学派”,甚至有人把他当成孔子。从孔子学习时,经常与孔子问答,孔子深受其启发,他精通《春秋》、《礼》、《诗》、《易》,曾参与《春秋》的史料收集和写作,有的学者认为《春秋左传》中“君子曰”的赞语,出于子夏或其与孔子合作的结晶。他学习《春秋》、研究《春秋》,在魏国以经世致用的观点传授《春秋》。认为春秋时期,出现臣杀君,子杀父“非一日之积”,“有渐而以至”,故“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为儒学增加了“势”的内涵。有的学者认为其弟子吴起对《左传》附益最多,显露出子夏儒、法、兵三家早期思想的汇合。《左传》中对魏国多赞颂,记晋楚史事甚详,又为其证。他对文献很有研究,把“晋师三□涉河”解释为“晋师己亥涉河”。善为章句之学,发挥孔子《春秋》中的“微言”,其弟子公羊高口传《春秋公羊传》、觳梁赤口传《春秋觳梁传》。其学生师春在魏襄王时,仿《春秋》体例编纂了《竹书纪年》。他的孝、忠、信思想和孔子完全一致,主张“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主张与贤者为友,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名言。对待民众,孔子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则主张“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他强调通过礼乐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视听言动,认为乐可“官序贵贱各得其宜”,可“示后世有尊卑长幼序”,通过礼乐达到仁道。他十分注重学习,以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学习则要着重记诵,要求学者,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已能的。应用学习获得的“道”,提倡“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百工居肆以成其器,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学而》)。他继承孔子“均贫富”的观点,提倡“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发扬孔于君臣名分思想,主张“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止,天下大足。”在“礼”中加入了“法”的新义。他提醒魏文侯,国家昌盛,天下太平。不要忘记有功之臣,“听钟声则思武臣”,“听钟声则思死封疆之臣”,“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史记・乐书》)。体现了乐以和其声的观点。他的弟子魏文侯、李克、吴起、段干木等在魏国实行变法,无不受其影响。他的“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灾不作而无妖祥,此谓之大当”的观点直接影响了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形成。他擅长主持礼节仪式。他性情严肃写实,讲究衣冠外表,要求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西汉的东方朔认为他可任太常之职。他为人性格爽朗,做事勇敢,孔子把他与子路相提并论,他陪卫灵公见赵简子,赵简子不按礼节相见,他要以颈血溅简子之服,简子只好以礼相迎。他能做到饥寒时志向不变,大兵当前,发表演说不畏。孔子认为樊迟问学稼是小人,稼圃是小技艺,君子所不为;他则认为小技艺也有取之处,也要留心学习。针对孔子的“君子不器”提出“道不离器”,使儒学思想政治化和功利化。“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则是他思想中的糟粕。他的思想成为“西河学派”思想的核心。魏文侯好儒,魏国成为儒家发展的新根据地,儒家在这里发扬光大,形成新高峰。孟子认为他“有圣人之体”。东汉明帝即以其配祀孔子。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列为“十哲”之一,二十七年(739)封为“魏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赠“东阿公”或称“河东公”,度宗咸淳三年(1267)改封“魏公”。从祀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