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戴礼学派〗创始人戴德、戴圣，西汉梁地（今河南商丘）人。戴德，字延君，号大戴，拜后仓为师学习《礼经》，官为信都太傅。又传授《礼经》给徐良。徐良为博士，世代家传《礼经》。戴圣，字次君，号小戴，拜后仓为师学习《礼经》，官拜博士，参加石渠阁辩论。戴圣传授《礼经》给桥仁、杨荣。桥仁为大鸿□，世代家传《礼经》。于是大小戴礼学派中又分为徐氏学派、桥氏学派和杨氏学派。大小戴礼学派对《礼经》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以朋友有同道之思，加缌麻三个月；《丧服斩衰》：“父为长子”，是因为他不能嗣代嫡体；有向：“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已有一嫡子，当绝父把以后大宗不？”答：大宗不可绝，如果大宗族内无庶子，就应当使小宗之子不继为父后，而继为大宗之后；有向：“诸侯之大夫为天子，大夫之臣为国君，服何？”答：诸侯国的大夫为天子应当服□衰，下葬完毕就除服，因为大夫只有在规定的时间，才能朝见天子，所以葬完便除掉丧服，而大夫的臣即陪臣没晋谒国君的资格，所以不应当给国君服丧；有向：“尸服卒者之上服”句，士死讳词叫做“不禄”，为何这里说“卒”而不说“不禄”？答：尸是神的象征，尸穿平时的衣服，说士“卒”，不说“不禄”，是贵尸而卑士；该学派认为：所谓“从生者”，是说除服以后，吉祭的时候，子孙是某官爵，就用该官爵的资格祭先人，如果是治表过程中的祭、虞、□、练、祥，仍然依据死者的官爵进行；殇因为没成年，没当父亲，宗族内虽有晚辈也不算作他的儿子，给他主丧的人肯定要有，但不算作殇的后人；用松木和黄肠木做□，涌，就是偶人，它的面目，机关一发动很象活人，用它殉葬，几乎等于人殉，所以说“不仁”；母亲改嫁，对外祖父母就不服丧服，这就是所说的“绝族无施服”，仅仅反对母亲本身仍有丧服，这就是所说的“亲者属”；所谓“有小亲而无大宗者”，是说君无嫡亲弟弟，以众弟为小宗；“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是说大宗仅一子，没有小宗。该学派认为，周公祭天，用太公为尸；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庙；汉文帝命令博士们作《王制》篇；所谓“左道”，指的是邪道，正道尊古，右为贵，所以《汉书》说：“右贤左愚，右贵左贱”；明堂就是太庙，天子的太庙，上可以望气，故渭“灵台”；中可以序昭穆，放称“太庙”；用水围上象壁，所以叫做“辟雍”，按古法皆是同一处，近世以来不同，一分为三；礼，因三而成，譬如上旬、中旬；下旬三次卜筮，如果占卜结果不吉，就不进行某事；即使想遍取万物用来祭天，到底还是不能称道他的德，举报他的功，所以用特犊祭祀，意义是贵在心诚；曾子以为即使用六位尸旅酬，不举行三献，还是太简略。该学派知名学者有：马融、郑玄、王肃以及郑玄的门生孙炎等。郑玄研习《小戴礼》，后来用古文经校对，取其优点，形成郑氏学派。郑玄又注小戴所传《礼经》四十九篇，合在一起名为《三礼》。孙炎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各注。王肃作《圣证论》以讥难郑玄，孙炎批驳王肃。六朝、隋唐时期郑学大兴，旧说皆废。

　　〖大兴二朱学派〗创始人朱筠（１７２９―１７８１）、朱□１７３１―１８０６）。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朱□，字石君，号南□，朱筠之弟。二朱为清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朱筠弟子有任大椿、汪中、武亿、孙星衍、洪亮吉、程晋芳、李威、章学诚等。二朱交游者有翁方纲、纪昀、姚鼐等。此学派主治经学，注重文字训诂，对于整理古代典籍多有贡献。朱筠认为，经学本于训诂，读书必先识字，故取旧本《说文解字》重为校刻，自制序文，揭示四端为部分、字体、音声、训诂，为学六书者指示途径。又以为金石文字可证古书之伪，补史事之轶，亦可考见篆隶变革的源流。时朝廷诏求遗书，因疏言《永乐大典》中多古书，宜加采录，奉旨允行。乃开四书全书馆从事编纂，得大典中古书五百余部。又请仿汉唐故事，择儒臣校正十三经文字，勒石太学。朱筠博闻宏览，聚书数万卷。解经宗郑康成、孔颖达而兼参宋元诸儒之说，论史宗司马光。对于历代诸史皆考究贯串，证其同异。朱□对于汉儒传注、宋儒性道皆进行研究。在其官翰林时，直上书房侍仁宗读书，曾进《五箴》：一曰养心，二曰敬身，三曰勤业，四曰虚己，五曰致诚。又尝论学曰“四科之四，则文学亦不悖乎上三者”。谓“正心诚意，或短在不能致知格物”，认为不讲格致，则虽有仁心廉操，也无从著手以察吏治狱安民。提出伪《古文尚书》无损益于人心风俗。朱筠弟子汪中、武亿、孙星衍、洪亮吉、章学诚等，皆为著名经学家或史学家，分别是容甫学派、授堂学派、渊如学派、北江学派、实斋学派的创始人。此学派代表著作主要有朱筠《十三经同异》、《笥河文集》，朱□《知足斋文集》、《进呈文稿》、汪中《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释疑》、《学述》内外篇，武亿《经读考疑》、《群经义证》、《三礼义证》、《金石跋》、《授经堂诗文集》，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洪亮吉《春秋左传话》、《洪北江全集》，程晋芳《周易知旨编》、《尚书今文释义》、《春秋左传翼疏》、《勉行堂文集》，李威《说文定本》、《岭云轩琐记》，章学诚《文史通义》等。徐世昌《清儒学案》评曰；“笥河提倡《说文》，请开四库全书馆，南□甘盘旧学，致君绎民，又宏奖士林，敦崇实学，皆乾嘉间主持风会之人，宜当世奉为泰山北斗也。”

　　〖存斋晦静息庵学派〗南宋末汤千、汤巾、汤中三兄弟创立的学派。汤千号“存斋”、汤巾号“晦静”、汤中号“息庵”，因称所创学派为“存斋晦静息庵学派”。三兄弟之父德威，于“古学无不通”，汤千尽得家学之传。其父死，干又将家学传于诸弟汤巾、汤中等。三兄弟“自其少时，博参圣贤言论，以为指归，精思力践，不进不已”。后一同师事朱熹私淑弟子柴中行，继而又并师事朱熹二传弟子、西山学派创始人真德秀。曾从“真西山（德秀）论诛泗伊洛之源流，与宋、陆氏之所以同异，融会贯通，卓然自有见处”，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汤干后任南剑、嘉兴二郡学，日与诺生讲论道义，“虽吏胥市人之子，有可教者，亦收置校序，亲授经史”。汤巾、汤中亦授徒讲学，汤巾弟子尤多，因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汤汉、徐霖、王应麟、危复之、谢枋得、徐直方、曾子良、程绍开、吴澄、胡一桂、李天勇、饶宗鲁、胡志仁、饶敬仲等。此派最初以传播朱熹理学为主，继而接受陆九渊“心学”的某些思想，融会朱、陆学说，成为此派的最大特色。他们主张学孔孟者，必自读《四书》始，意之诚，家国天下与吾心为一。诚之至，天地人物与吾性为一”。强调“为天立心，为生民立极”。认为“人主清心无欲，尽用天下之财力以治兵；大臣公心无我，尽用天下之人才以强本”，才能“以亡为存”。此派学说的特点在于“用心于内而求践其实”。（《宋元学案》卷八十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主要著作有：汤千《文集》、《泮官讲义》、《史汉杂考》、《楮币罪言》（均佚），谢枋得《叠山文集》，徐直方《易解》等。此派在融会朱、陆两家学说方面，有一定影响。《宋元学案》在评论此派时指出“三汤子并起，至东涧（汤汉）先生文清公而益著”。其学“并出于柴宪敏公中行，固朱学也。其后又并事真文忠公（真德秀），亦朱学。乃晚年则息（汤中）、存（汤千）二老，仍主朱学，称大小汤。而晦静（汤巾）别主陆学。东涧之学，肩随三从父而出，师友皆同，而晚亦独得于晦静。是时，朱、陆两家之学并行，而汤氏一门四魁儒，中分未、陆，各得其二”。认为“晦静始会同朱、陆之说，至东涧而益阐同之”。其实，汤千、汤中亦“与朱、陆氏之所以同异，融会贯通，卓然自有见处”（《宋元学案》卷八十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融会朱陆学说，是此派一大特色，“足以补两家之未备，是会同未陆最先者”（同上）。此派弟子王应麟另创“深宁学派”，吴澄创“草庐学派”。

〖大夏侯氏尚书学派〗创始人夏侯胜，字长公，西汉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东）人。少孤好学，从族父夏侯始昌。学习《尚书》及《洪范五行传》，阐释灾异。后师事简卿，又从学欧阳氏，所问非一师。被征为博士，官至太子太博。因用阴阳五行干政，险遭杀戮。用利禄鼓励儒生学习，他常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经术不明，不如归耕。”（《两汉三国学案》・卷四《尚书》）曾受调撰《尚书》和《论语说》。夏侯胜传授《尚书》，形成大夏侯氏尚书学派。其学派对经文有自己的见解。大夏侯氏认为，服章：三公、诸侯用山龙等九章，九卿以下用雉鸡等七章，皆备五种颜色。又认为，受膑、宫、劓、割头各种刑罚的人都要受黥刑。大夏侯氏尚书学派较有影响。夏侯胜的弟子孔霸为博士；另一弟子周堪为译官令，周堪的弟子有牟卿和许商。牟卿为博士，弟子有孔光。于是大夏侯氏尚书学派又分为孔氏尚书学派和许氏尚书学派。另外，贾逵、牟融、宋意、张驯等都传授大夏侯氏尚书学。大夏侯氏尚书学派大约亡于南北朝之际。

　　〖春秋公羊颜氏学派〗创始人颜安乐。字公孙，西汉鲁国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地人。家贫，从舅父睦弘学《春秋公羊传》，治学勤奋。睦弘从师嬴公，嬴公是董仲舒的弟子。睦弘诸弟子中，惟颜安乐和严彭祖最精通。质问疑义，各持己见。睦弘卒后，二人各自专门教授《春秋公羊传》，于是春秋公羊学派中又分为颜氏学派和严氏学派。颜安乐传授《春秋公羊传》给冷丰和任公，于是颜氏学派中又分为冷氏学派和任氏学派。以后，冥都和凳路又从师颜安乐学《春秋公羊传》，于是颜氏学派中又复有冥氏学派和管教□氏学派。春秋公羊颜氏学派对经文有自己的见解。如认为，鲁国十二公，在鲁国史书里皆写他们即位，然而孔子修《春秋》，却有所不写；从襄公二十一年以后，孔子已生，就是孔子所见到的社会。谓，《春秋》书中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作用是矫正枉曲、援乱反正，是评价世道的标准，端正德行的纲纪。“五始”，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科九旨”：东周新建，宋国如故，因为进入春秋时期应当有新的大王，这是“一科三旨”；所见议论不同，所闻说法各异，所传众说纷云，谓“二科三旨”；以诸侯国为内，而以诸夏为外，以诸夏为内，而以夷狄为外，这是“三科三旨”。“七等”，即指州、国、人、民、名、字、子。“六辅”，即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二类”，即指人事与灾异。春秋公羊颜氏学派多有知名学者：张玄少习《春秋公羊颜氏传》，兼通诸家学说，建武初举明经，脯弘农文学任《春秋公羊颜氏传》博士，门人一千余人。何休精通六经，以列卿子诏拜郎中，官至议大夫。据《春秋公羊颜氏传》作《春秋公羊解访》，又注《孝经》、《论语》。与其师羊弼博士，追述李育的思想向左、谷二传挑战，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汉代儒生习《春秋公羊严氏传》者多，而习《春秋公羊颜氏传》者少，至何休《春秋公羊解访》流行于世后，《春秋公羊严氏传》则亡。

　　〖慈湖学派〗南宋杨简所创学派。简为明州慈溪（今属浙江）人，与袁燮、舒□、沈焕并称“甬上四学者。因筑室慈湖（德润湖）上，学者称“慈湖先生”，故称所创学派为“慈湖学源”。简乾道五年（１１６９）进士及第，调富阳主簿。陆九渊归家过境，杨简请教“何谓本心？”九渊回答说，“君今日所听扇讼，彼讼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见得孰是孰非，即决定为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简听后，“忽觉此心澄然清明”，遂拜其为师，潜心研究陆氏“心学”。又与舒□、沈焕、袁燮、韩宜卿、蒋存诚、沈文彪、汤建、叶秀发、韩度为友，往复切磋学问，发展陆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又所在兴学校，教授少徒，因形成“慈湖学派”。―传数传弟子众多，著名者有：袁甫、冯兴宗、史弥忠、钱时、洪梦炎、陈损、桂力荣、童居易、叶□之、舒铣、舒衍、郑节夫、顾平甫、傅太原、薛疑之、真德秀、刘宰、史蒙卿、王扬、郑五、赵访、陈苑、桂彦良、黄震、赵僧等。此派师事陆九渊，完全接受其“心学”学说，力主提倡“本心”之论，并将陆氏心学发展成唯我论。他们把“心”作为哲学最高范畴，以易理说明其宗旨，谓“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为书，不以易为已，不可以。以易为天地之变化，不以易为己之变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指出，“心何思何臣，虚明无体，广大无际，天地范围了。其中，四时运行于其中，风窿雨露霜雪散于其中，万物发育于其中，辞生于其中，事生于其中。”如果“不以天地万物万化万理为己，而惟执耳目鼻口四肢为己，是剖吾之全体，网裂取分―寸之肤也。”他们认为，“此心即道”，也曰“易”，又曰“性”。谓“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把“道”、“住”、“仁”等全部归结到人的“本心”之中。此派还认为“人心自明，人心自灵”，“惟起乎意则失之”，“始丧其明，始失其灵”，要想恢复人之“本心”，就要克服“意念”。克服“意念”、“发明本心”的方法，则主张以“明悟为主”。强调“顿觉”而“悟”，以至“不读书，不穷理，穿做打坐工夫”，以克“意”明“心”。此派还主张“履践”，“以躬行为务，非徒从事于口”。强调“忠信笺敬，毫发无伪”。（《宋元学案》卷七十四《慈湖学案》）主要著作有：杨简《杨氏易传》、《慈湖诗传》、《慈湖遗书》、《先圣大训》、《五诰解》，钱时《周易释传》，邹近仁《归轩集》，钟宏《论语约说》，邵大椿《四书讲义》等。此派与朱熹弟子和吕祖谦弟于所刨学派并行于世，在江南一带比较盛行，成为陆九渊“心学”向王守仁“心学”发展的中间环节。至清代，桂万荣等后人，仍然世守慈湖家法，“六百余年，犹有‘奉慈湖之祀者，香火可为远矣”（《末元学案》卷七十四《慈湖学案》）。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其弟子真德秀另创“西山真氏学派”，史蒙卿创“静清学派”，郑玉创“师山学派”，陈苑、赵僧创“静明宝峰学派”，黄震创“东发学派”等。

　　〖次仲学派〗创始人凌廷堪（约１７５５―１８２９）。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清歙县（今属安徽）人。此学派因其字而名。廷堪六岁而孤，冠后始读书，慕江永、戴震之学。曾任宁国府学教授。其弟子有胡培□、吕飞鹏、张其锦等。其交游者有阮元、焦循、江藩、程瑶田、谢启昆、汪中、孔广森、武亿、洪亮吉、孙星衍、许鸿□、王聘珍等。此派之学，长于考辨，对中国古代礼制、乐律及舆地之学皆有研究。廷堪之学，“无所不窥，于六书、历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职官之异同、史传之参错、外属之源流，靡不条贯，尤专礼学”（徐世昌《清儒学案》）。撰《礼经释例》十三卷，分为通例、饮食例、宾客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例、杂例等八类，寻例释词，便于稽考。他特别重视礼的作用，认为“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于乐谓“今世俗乐与古雅乐中隔庸人燕乐一关，蔡季通、郑世子辈俱未之知”，乃考之以典籍，证之以器数，著《燕乐考原》六卷。还撰有《梅边吹笛谱》、《晋泰始笛律筐谬》等有关乐律的著作。在历算方面，孙星衍曾有书致廷堪，谓西人推步为不可信，廷堪复书谓“夫西人算法与天文相为表里，是则俱是，非则俱非，非若中学有占验推步之殊也。苟不信其地圆之说，则八线弧三角亦无由施其用矣。西人言天，皆得诸实测，犹之汉儒注经必本诸目验，若弃实测而举陈言以驳之，则去乡壁虚造者几希，何以关其口乎”？其“在都与江郑堂、王更叔讲求象纬之学，乃取《录台仪象志》、《协纪辨方书》及《明史》、《五礼通考》互为比勘，昼则索之以图，夜则证之于天，阅日四旬，乃依今测撰《县象赋》一首以稗来学”。表现了注重实测的精神。其弟子胡培□通经博闻，亦长于礼，尝病《仪礼》贾疏多舛，研精覃思，积四十余年，撰成《仪礼正义》四十卷。他曾历主钟山、惜阴、云间、径川诸书院，又创东山书院，受其学者甚众。培□也是朴斋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吕飞鹏专治礼，凌廷堪称其为“能得我道者也”。著有《周礼补注》六卷、《周礼古今文义证》六卷。廷堪另一弟子张其锦“从次仲游，垂十年，精研章句，不堕师承”，曾考其师出处遗事，作《年谱》四卷。廷堪之交游者许鸿□“博极群书，尽读三通、二十四史，往复数十过”，尝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虽能正《大明一统志》之误，而尚多沿其陋，遂精究各史，历考古今图籍、省府县志，博取精择，成《方舆考证》一百卷，其书“足补颐书之漏而订其讹”。王聘珍治经，确守后郑之学，尝积二十余年撰成《大戴札记解访》十三卷、《目录》一卷，又著《九经学》，引申诂训，考定汉制，具有家法。此学派代表著作除上述者外，还有凌廷堪《元遗山年谱》、《校礼堂文集队《充渠新书》、《札记》，胡培□《燕寝考》、《□□问答》、《研六室文钞》，许鸿□《尚书札记》、《吴越始末》、《河源述》、《金川考略》、《泗州考古录》、《开方图》、《简明地图》、《黄道赤道经纬度数图》、《参伍类存》、《考古夷庚》等。此学派影响较大，尤其在礼、乐、舆地方面，颇受学者推许。“并时学人多精于六书、九数，若言及礼乐，盖靡不推次仲焉”（徐世昌《清糯学案》）。李兆洛评许鸿□《方舆考证》曰：“此书考证博于颐氏，又稍变其例，以明统括定限断，书成，治地理者可以无憾矣。”（李兆洛《方舆考证总部序》）。

　　〖春秋公羊胡母生学派〗创始人胡母生。字子都，西汉前期齐（今山东北部）地人。研习《春秋公羊传》，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研习同一经传，仲舒著书称赞他有德行。年老，返归齐地教书，齐地研习《春秋》者皆宗事之著名弟子有公孙弘。弘家贫，年四十余，始学《春秋公羊传》。武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公孙弘年已六十，以贤良征召为博士。曾出使匈奴，还朝奏报，因与武帝意不合，以病免官。元光五年。又征对策，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后来官至丞相。春秋公羊之胡母生学派对经义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仁，就是爱；义，是适宜；礼，应当的行止；智，是术的源泉。引来利益，除掉祸害，兼爱无私，谓“仁”；分明是非，确定可否，谓“义”；进退有标准，尊卑有区分，谓“礼”；掌握生杀的权柄，开通壅塞的道路，决定货币金属的含量，论成败得失的道理，使远近灾情一定奏报给皇上，谓“术”。又认为，天下普遍的人际伦理关系有五，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行为标准有三，即仁、智、勇。所以《中庸》说：“好问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

　　〖春秋公羊严氏学派〗创始人严彭祖，字公子，西汉下睢（今江苏□宁西北）人。与颜安乐拜眭弘为师学《春秋公羊传》。眭弘师事赢公，嬴公是董仲舒的弟子。眭弘诸门人中，只有严彭祖和颜安乐最精博，质问疑义，各持己见。眭弘卒后，严彭祖和颜安乐各自专门教授《春秋公羊传》。从此春秋公羊学派中又分为严氏学派和颜氏学派。宣帝时，严彭祖为博士，后来官至太子太傅，廉洁耿直，不苟交权贵。严彭祖传授《春秋公羊传》给王中，王家世代传授。王中的弟子有公孙文、东门云。公孙文、东门云的门人尤盛。严氏学派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同乘车去东周洛邑，阅览周史典籍。归而修《春秋》，左秋明为《春秋》作《传》，《春秋》与《传》共为表里。按照《春秋》大义：祭祀先父不能在庶子之宅；祭祀国君不能在臣仆之家；祭祀天王不能在下士和诸侯之家。后春秋公羊严氏学派名儒辈出：马宫研习《春秋公羊严氏传》，以射策甲科为郎，后为太师兼大司徒；新莽时，为太子太师。丁恭精通《春秋公羊严氏传》，建武初为博士，诸生自远方而至，达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著名弟子有钟兴、楼望、承宫、樊□等。周泽少习《春秋公羊严氏传》，曾隐居教授，学生常达数百人，后征辟至大司马府，永平中官至太常。钟兴，从丁恭学《春秋公羊严氏传》，学行高洁，经丁恭举荐，光武帝召见，问以经义，应对透彻，授官郎中，迁左中郎将奉诏定《春秋》章句，去掉重复，以授皇太子，并命宗室诸侯从兴学习。甄宇，研习《春秋公羊严氏传》，教授学生常达数百人。建开年间征为博士，官至太子少傅。楼望，少习《春秋公羊严氏传》，官至太常，世称儒宗，教授诸生达九千余人：樊候从丁恭学《春秋公羊严氏传》，永平元年（５８）任长水校尉，与公卿议定郊祠礼仪，以□记校五经异说，删定《春秋公羊严氏传》章句，世称“樊侯学”，教授门生达三千余人，著名者有李修、夏勤、张霸。张霸七岁通《春秋》，博览五经，以樊□删定《春秋公羊严氏传》，尤多繁词，便删定为二十万字，更名“张氏学”。冯君研习《春秋公羊严氏传》，作《春秋公羊严氏传》章句。

　　〖船山学派〗创始人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夫之，字而农，号□斋。清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居衡阳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此学派因此而名。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是尊尚程朱理学的学者，夫之幼承家学，受其父影响很大。其学以张载之学为依归，其渊源尤在张之《正蒙》一书。他对周、程、朱、陆、王各家学说皆持批评态度，其中对周、程、朱尚存礼敬，而对陆、王则以“异端”看待。王夫之一生以闭门著述为主，故其受业弟子及交游者不众。其中见诸史籍者有其次子王□、罗□、康端笏、章有谟、周士仪、钱澄之、刘献廷等。其私淑弟子有王文清。王夫之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教学、地理等方都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其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他试图以张载思想为基础，批判地吸收程、朱关于性命道德论述的合理成分，创造一种别开生面的哲学体系，实质上已经越出了理学的樊篱。船山学派继承了张载气本论的思想，认为气“气”是宇宙的本质。认为“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气”在时间上具有永恒性和常任性，“东薪之火，一烈已尽，百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一□之炊，湿热之气，蓬蓬勃勃，必有所归；若庵盖严密，则郁而不散。汞见火则飞，不知何往，而究归于地，有形者且然，况且□□不可象者乎”！“故曰往为，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灭”，从而朴素地论证了物质不灭原理。该派认为，宇宙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说都是无限的，“天地之终，不可得而测也。以理求之，天地始者今日也，天地终者今日也。其始也，人不见其始；其终也，人不见其终。其不见也，遂以谓邃古之前，有一物初生之始；将来之日，有万物皆尽之终，亦愚矣哉”！这样便从时空上排除了宇宙精神性的主宰。王夫之认为“太虚者，本动行也”，“动静皆动也，由动之静，亦动也”，故既无最钢的寂然之静，亦无最终的息止之静。物质世界的生化机制是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决定的。“一气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物物有阴阳，各亦如之”。阴与阳是对立统一的，阴阳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相反相仇”，另一方面又“互以相成”。宇宙不存在精神性的主宰，但存在精神现象。“性”不能泛言，人之性异于禽兽之性，“性”不是万物之一源”。“物得与人而共”的是“命”，“天命”乃“太和□□之气，屈伸而成万化，气至而神至，神至而理存者也”。在此基础上，王夫之提出了“继善成性”的观点。所谓“继善”，于人为“继志”，于天为“继道”；所谓“成性”，即道德的自我完善。“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而不成于初生之顷，“习成而性与成”。他批判理本论的观点，认为“理与气不相离”，“理，即是气之理。气当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光而气不后”，天下幂有随事而变的“理”，没有一成不变的“定理”，所以，应“即移以穷理”，不应“立理以限事”。关于道器问题，夫之认为“道”体现在形器之中，“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故“道”不应“遥空索去”，不应“执道以强物”。关于知行问题，夫之反对“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说，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结论。认为“知必以行为功”，“行可有知之效”，“知”与“行”相互推动，“并进而有功”。关于理欲问题，夫之认为，“有欲斯有理”，“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甚至提出“吾惧夫薄于欲之亦薄于理，薄予以身受天下禽之薄予以身任天下也”，把“欲”当作积极用世的动力。针对朱熹“要求美味”为“人欲”，要人“去欲”、“灭欲”的观点，他提出“甘食悦色”乃是“天之化机”、“天之仁”，如“断甘食悦色以为离兽”。“则从占无此苟简径截之君子”。圣人之学是主张“珍生”的，“珍生”就应该对“人欲”加以重视。他既反对过分压抑“人欲”，也反对过分膨胀“人欲”。“若只推其欲，不尽乎理，则人已利害，势相扦格”，故应将“尽己”与“推己”合而用之。对于动静问题，夫之反对“主静”说，否定“归根曰静”、“静生动容”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反对离开人的实践活动谈道德修养和以道德修养为借口“禁天下之动”，提出“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动者，道之枢，德之牖也”。“与其专言静也，无宁言动”。在历史观方面，夫之反对循环论和复古论。持进化的观点。并猜测到历史进化中有某种内在的规律性，将其称之为“势”。认为“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异”。此学派主要代表著作有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读通鉴论》，唐端笏《惭说》、《侮说》，周士仪《史贯》、《野获编》，钱澄之《庄屈合注》、《藏山阁文集》，王文清《考古源流》等。船山学派的学术流传至为很难，王夫之“窜身□峒，绝迹人间，席棘贻荼，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背力之推挽。殁后遗书散佚，其子□始为之收辑推阐，上之督中，得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湮灭不传，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胜”。徐世昌《清儒学案》评其学曰：“船山生当鼎革，隐居求志四十余年，是以成书最富。平生为学，神契横渠，羽翼朱子，力辟陆、王，于《易》根柢最深，凡说经必征诸实，宁凿勿陋，囊括百家，立言胥关于人心世道。在清初诸大儒中，与亭林、梨洲号为鼎足。至晚季始得同祀庙庑，昭定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