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江学派〗南宋宇文绍节、陈粱等人创立的学派。代表人物还有杨知章、李修己、张仕俭、范仲□、范子长、范子该、范苏、宋德之、虞刚简、程遇孙、薛维、邓谏从、张方等。他们都是南轩学派张拭的门人或私淑弟子讲学于蜀中者。最初，张□居湖湘讲学，“其学末甚通于蜀”，宇文绍节、陈梁最先拜张□为师，“蜀人多从之”。既而，他们又授徒讲学于蜀中，因形成“二江学派”，亦称“二江诸儒学派”。著名弟子有：程公说、程公硕、程公许、杨子漠、李义山、苏在□、张钧、师遇、高载、魏了翁、高崇、范大冶、彭□等。此派主要是阐述和宣传其师张□的学说，重点讲授“正心诚意”之学。他们主张，“学本诚一，论不□□，自浩气养心以求道腴，不茹刚吐柔而求声利”。强调“动静语默，不违乎诚”。他们认为“中庸诚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则，古今至实之理，帝王所以扶世之极，圣贤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又说：“帝王躬行之道，莫大于学。学者，政事之本也。欲极乎学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伺谓要，行之以至诚，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学》之道，自正心诚意以至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贤以至于来远人。皆不外乎至诚之一言”。特别强调“诚”的作用。他们还主张“正心”，谓“为学之道，当体之于身，本之于心，总宜以心为严师，于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为也”。此派反对佛、老学说，“痛陈佛、老之妄，使不惑于趋向”。政治上主张抗金，但反对没有准备就轻意发动伐金战争，谓韩□胄北伐是“有复仇之志，而无复仇之略；有开边之害，而无开边之利”。（《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主要著作有：李修己《李成州集》，薛绂《则书》，张方《亨泉稿》，程公说《春秋经传》，李义山《后林遗稿》程公许《沧洲尘缶编》，杨子漠《浩斋退稿》，黄裳《兼山集》，杨泰之《克斋集》、《大易要言》等。此派对于把二程和张□学说传人蜀中起了重大作用。全祖望曾评论说：“宣公（张□）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宇文绍节）、范文叔（范仲黼）、陈平甫（陈□）传之人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黄裳）、杨浩斋（杨子漠）、程沧洲（程公许）砥柱眠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史载“淳熙嘉定而后，蜀士霄夕续灯、再聚签以从事于南轩（张□）之书，湖湘反不如也“。（同上）此派确也兴盛一时，其弟子魏了翁另创“鹤山学派”。

　　〖端临学派〗创始人刘台拱（１７５１一１８０５）。台拱，字端临，一字江岭，清宝座（今属江苏）人。此学派因其字而名。台拱年十五，曾从同里王雒师学。其家学有刘宝楠、刘恭冕、刘岳云等承传。其弟子有苗之□其交游者有朱筠、卢文强、王超、戴震、邵晋涵、程晋劳，程瑶田、任大椿、段玉裁、王念孙、汪中、钱塘、阮元等。此派研程朱之学，以王懋□、朱泽法为宗，通音韵、天文、律吕，尤精于《论语》。台拱于诸经，长于三礼，“研之不为虚辞穿凿，能发先儒所未发，当世儒者撰书多采其说”。其考证名物之同时也研究义理，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主一家。其所著《论语骄校》“精深谤确，能发先儒所未发”。刘宝楠（１９７１一１８５５），字楚帧，号念楼。系台拱从子。初治毛《诗》和郑《礼》，后与刘文淇、柳兴恩、陈立等相约各治一经，故专治《论语》。以为宋代邢局疏解《论语》颇多芜陋，于是详采各家之说，并吸取清代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撰成《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后由其子恭冕续成。恭冕亦精于《论语》，著有《何休论语注训述》。此学派代表著作还有刘台拱《经传小记》、《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淮南子补校》、《方言补校》、《汉学拾遗》及文集，刘宝楠《释觳》、《汉石例》、《念楼集》，刘恭冕《广经室文钞》，刘岳云《光绪会计表》、《矿政辑略》、《农曹案汇》、《格物中法》、《食旧德斋杂著》等。此学派治《论语》成绩显著，“有清一代治《论语》学者，盖以刘氏为集大成”（徐世昌《清儒学案》）。

　　〖东原学派〗创始人戴震（１７２４―１７７７）。戴震，字东原，清休宁（今安徽屯溪）人。此学派因其字而名。戴震年十七从江永为师。戴震弟子有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其交游者有金榜、郑牧、方矩、汪梧风、汪肇龙、卢文□、王鸣盛、纪昀、王昶、程瑶田、钱大昕、朱筠、姚鼐、邵晋涵、任大椿、孔继涵、洪榜、洪梧、汪龙等。此派治学内容广博，对天文、数学、训诂、音韵、历史、地理均有研究，而且不专主一家。其大旨在精求正诂，以通古代典章制度，而因以确知义理。创始人戴震出身于汉学又超出汉学，不但是清中期著名的学者，也是成就卓著的思想家。戴震很重视文字训诂，精研《尔雅》、《方言》诸书及汉儒传注，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尝言：“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薄训诂之学。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未能通，妄谓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论者又曰：有汉儒之经学，有宋儒之经学，一主于训诂，一主于义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凿空得之矣，奚取乎经学？唯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训诂。训诂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古圣贤之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昧者乃歧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训诂胡为？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人异端曲说而不自知矣”。（徐世昌《清儒学案》）故他尤精于古音韵和名物训诂。他从分析《广韵》系统人手，区别等呼洪细与韵类异同，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对经学、语言学有重要贡献。戴震之师江永不菲薄程、朱而戴震则颇多论难。素来治程、朱之学者以杂佛学斥陆、王，而戴震则以杂佛学讥程、朱。尤其在理气、道器观方面，戴震对程、朱等理学家们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世界是“气”的变化过程，而“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就是“道”或“理”。“气”的内容是阴阳五行，也就是“道”的实体。“形而上”的“道”是“末成形质”以前的“气”；“形而下”的“器”是“已成形质”以后的物。提出“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批判了理学家们“理在气先”的理论。他还肯定“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从而把天理还原于自然，将理与情、欲统一起来。他提出，“理”自宋以来，已成为尊者、长者、贵者压迫卑者、幼者、贱者的工具，“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死于理，其谁怜之”？他认为人欲是不应该也是无法弃绝的，宋以后儒者“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Q欲Y之感耳，何以能绝”？他肯定人欲对人类的存在有重要意义，提出“有欲而后有为”。尖锐批判理学家们以“理”来排斥人欲无异于“以理杀人”，“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同时提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的观点。戴震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皆精通音韵训诂，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和训诂学家（详见懋堂学派、石□学派、□轩学派条）。此学派代表著作主要有戴震《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段王裁《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古文尚书撰异》、《诗经小学》、《周礼汉读书》、《仪礼汉读考》、《毛诗故训传定本》、《经韵楼集》，王念孙《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孔广森《春秋公羊传通义》、《诗声类》、《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经学卮言》、《少广正负术内外编》等。此学派影响很大，王超评戴震曰：“东原之学，苞罗旁魄，于汉魏唐宋诸家靡不统宗会元而归于自得，名物、象数靡不穷源知变而归于理道。本朝之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徐世昌《清儒学案》）戴震为“专门汉学”皖派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成就为社会所公认。但他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批判程、朱理学的观点，在当时并不被人所重视，“世惑谤之，或讳之”（同上）。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后来又分别成为懋堂学派、石□学派、□轩学派的创始人，可见其学传衍之远。

　　〖东整学派〗创始人陈澧（１８１０―１８８２）。陈澧，字兰甫，号东塾，清番禹（今属广东）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澧为广州学海堂长数十年，晚年又主讲菊坡精舍，从学者甚众。其弟子较著者有桂文灿、廖廷相、林国赓等。陈澧家学将其子宗谊相承。其交游者有侯康、侯度、梁汉鹏、谭莹、郑献甫、邹伯奇等。此派学通汉宋，兼以郑玄、朱熹为宗，不为汉宋门户所限。于汉、宋间不偏不倚，不拘泥于任何一方，陈澧之学，广涉天文、地理、乐律、音韵、算术等，也能诗词、骈散文。他尤好读《孟子》，服膺孟子性善之说，认为，人性皆有善，而荀子、扬雄辈皆不知。对于诸经注，他“以为郑氏有宗主，复有不同，中正无弊，胜于许氏异义、何氏墨守之学。魏晋以后，天下大乱，圣人之道不绝，唯郑学是赖”。他认为，学习汉儒，不仅要学汉儒之学，尤当学汉儒之行；清代考据之学，源出朱嘉，故不可反诋之。又以为清代考据之学虽然很盛，但犹有未备，应补苴之。主张对汉学、宋学“能会其通”，谓汉儒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及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皆失之”。著有《汉儒通义》七卷，意在通过此书证明，与某些汉学家观点相反，汉代学者并未忽视对于义理的研究。漠“晚年，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论赞之，外及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著《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此书于其去世前刊印，计十五卷，１８９８年重印时增加一卷。其余末刊手稿已佚失。澧于乐律、音韵“尤能贯通古今，折衷求是，著《声律通考》十卷、《切韵》六卷又《外篇》三卷。漠精干舆地之学，“谓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汉郡县”，因著《汉书水道图说》七卷，又著有《水经注提纲》四十卷、《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澧亦精于数学、著《弧三角平视法》一卷、《三统术详说》三卷，前者为研究球面三角之作，后者则详论古代创建《三统历》的方法。其著作还有《琴律说》一卷、《申范》一卷、《摹印述》一卷、《东塾集》六卷。除澧宗谊“于父学笃信谨守”，长于舆地之学，曾补全《禹贡图》刻之，双著《读论语日记》一卷，卒年二十一。陈澧弟子桂文灿长于考证之学，著有《群经补证》等，对《易》、《尚书》、《春秋》、《周礼》、《论语》、《孟子》、《孝经》等皆有考证之作，又通舆地之学，著《群经舆地表》、《广东图说》、《海说》、《海国表》、《海防要览》等。寥廷相为陈澧入室弟子，“于经史、小学、古音切韵、舆图、算术无不综览详究，所长尤在三礼”，“尝谓学礼当识礼意。礼家书籍浩博，仪节繁重，乃编三礼以类从，从其文以究其意，为学礼者示以阶梯”。著《礼表》十卷、《周官六联表》四卷。林国滚从陈澧受经学，曾主讲端溪书院。他“以经学非见之实溺，则无裨经世，故说经每以史证之”。又以为“史学以地理为最要”，故于中外形势险隘讨究最详。著有《近鉴斋经说轴录》、《□读书记》、《元史地理今释》、《读陶集札记》，辑古佚书若干卷，校正影宋本《北堂书钞》―百六十卷。徐世昌《清儒学案》评陈澧曰：“自阮文达治粤，提倡学术，人材蔚兴。东塾后起，尤为大师，兼以郑君、朱子为宗主，通汉宋之邮，意在补偏□敝，不为无益无用之学，其宗旨特为醇正。”

　　〖东林学派〗因此派活动于东林书院而得名。代表人物有顾宪成、钱一本、高攀龙、孙慎行等。顾宪成，字叔时，别号泾阳，明后期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先后拜张原洛、薛方山为师。万历进士，历官户部主事、考功司主事等。终因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而被罢官。返里，主持东林书院。钱一本，字国端，别号启新，常州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县）人，师事王塘南。万历进士，官福建道御史，又巡抚广西。对杀抑江西贪污之风颇有政绩。后因上书谏止皇太子册立一再改期而被罢官。归里建经正堂，收徒讲学。东林书院成，与顾宪成分为主持。高攀龙，字存之，别号景逸，常州无锡人，万历进士，授官行人，后因上疏弹劾当权者，被贬官，不久告归，便与顾宪成、顾允成在北宋杨时讲学场所旧址重建书院题为“东林书院”，讲学其中。孙慎行，字闻斯，号澄澳，常州武进人。万历进士。授翰林编修，累迁至礼部侍郎。天启初为礼部尚书。另主持礼部事时，神宗赐福王庄田四万顷，其直言劝课谓祖宗朝未有过千顷者。曾因弹劾“红丸”事，遭受打击。东林学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学术研究和清议朝政两大部分，清议朝政往往带有理论色彩。该学派学术宗旨是宣扬周敦颐太极图说和程、朱理学，反对王守仁心学。论中往往驳斥姚江，而赞评止修。其中对王守仁所谓“‘无善无恶’一语，辨难不遗余力。以为坏天下之法，自斯言始”。该学派认为“道心”是宇宙的本体。说“天下无性外之物，无心外之理，犹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则一也”（高攀龙《阳明辨》）。引龟山语：“天理即所谓命”，说，“言命者，惟此语最尽”，又说：“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为性，天之所以为命也”。即天下万物尽包含于“性”中，尽包含于“心”中。还进一步说：“今人所谓天。以为苍苍在上者云尔，不知九天而上，九地而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内外，皆天也”，“方寸即宇宙”（高攀龙《答刘念台》），即宇宙虽然广褒无堰，却无不囊括于“方寸”即“心”中。此“心”，不是指“人心”，而是指“道，心”。“心，三才主宰的总名。天地之心，天地之主宰；人心，人之主宰”，“道心为主，人心听命”（钱一本《黾记》）；“心一也，粘于躯壳者为人心”，“发于义理者为道心”（《答刘念台》）；“乃其所以为心，本之天命之聚而成体也”（顾宪成《商语》）。“道心”与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是“理一分殊”，即“一本而万殊”。该学派认为人性本善，恶为后染。提出，“心之所以为心，非血肉之谓也，应有个根抵处，性是已”（《商语》）。“人生何处有一毫不停当？何处有一毫不圆满？自家做得不停当，觉得不圆满，皆是有生以后，添出来勾当，添出来念头，原初本色，何曾有此”（高攀龙《人之生》章）？“忠信是天生人的原来本色，圣贤好学，不过是还他本色。”该学派认为王守仁无善无恶的心本体论以虚代实、善恶不分。说：“佛学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第（但）辩四字于告子易，辩四宇于佛氏难，以告子之见性粗，佛氏之见性微也。辩四宇于佛氏易，辩四字于阳明难，在佛自、立空宗，在吾儒则阴坏实教也。”“阳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然既曰‘无善无恶’，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者上一语，不得不忽其下一语”。现以为心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也，合下（当时）便成一个空”，“空则一切解脱”，以仁义为梗桔，以礼法为粪土，以日用为红尘，以讼悔迁改为轮回，以抵节厉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现以为无善无恶，只是心之不著于有”，即有而不显著，不是根本“无”，“究竟且成一个混”，“混则一切含糊”，以随俗逐波为中庸，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安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无耻为不动心。所以，“由前之说，何善非恶？由后之说，何恶非善？”（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心意之物，皆无善无恶。使学者以虚见为实悟，必凭依此语，如服这鸩毒，未有不杀人者”。该学派认为认识世界的途径是“格物致知”，先格物，后可致知。认为程、朱一脉相承，学说重点在于居敬穷理，“居敬本《中庸》之以戒慎恐惧为始，穷理本《大学》之以格物致知为先”。又说：“格物是随事精察”，“物之格即知之至”（高攀龙语）。还举例说：“先须开辟得一个宇宙匡郭，然后可望日月代明，四时错行于其中，故不格物，而求致知意诚者无之”（《黾记》）。该学派在社会伦理观方面，主张唯君父之命是从。说：“孟子‘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譬如亲造子命，喜怒惟亲，而喜不忘，怒不怨，则子之顺受其正。君造臣命，进退惟君，而进以礼，退以义，则臣之顺受其正（《黾记》）。该学派在社会政治观方面，主张以儒家的是非纲纪世界。说：“佛氏最忌分别是非，如何纲纪得世界？纲纪世界只‘是非’两字”。在纲纪世界过程中，要注意“小人”和伪君子的动向，说“后世小人，动以党字倾君子，倾人国，不过小人成群，而欲君子孤立耳。或有名为君子，好孤行其意，而以无党自命者，其中小人之毒亦深”。为了国家，还必须“毋信俗耳庸目”，才能坚持“以是非时事，臧否人物”。该学派认为人才决定政事，用人标准应先察心后考才。说：“政事本于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无政。”“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无成功。”“此言是用才之决也”。认为有学问无气节“为世教之害不浅”。该学派反对恃鬼神之道而废人之道。说：“《传》云：‘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则是恃鬼神之道，反不名废人之道；惟尽人之道，便可合鬼神之道。人之道废，鬼神未有应者也；人之道尽，鬼神未有不应者也。”（孙慎行《文钞》）该学派著作有顾宪成州、心斋札记》、《商语》、《当下绎》；高攀龙《札记》、《杂著》；钱一本《黾记》；孙慎行《困思抄》、《文钞》；顾允成《小辩斋札记》；黄尊素《怀谢轩讲义》。黄宗羲对东林学派的清议和风节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明儒学案》）

　　〖东樵学派〗创始人胡渭（１６３３一１７１４）。朗渭，初名渭生，字□明，号东樵，清德清（今属浙江）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胡渭家学有其孙彦升承传。胡渭交游者有徐乾学、顾祖禹、黄仪、阎若璩、李□、徐善等。该派主要治经学、地理学，尤精于地理学。胡渭曾与阎若璩等帮助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渭索习《尚书・禹贡》，谓汉、唐、宋于地理多疏衅，乃博稽载籍及古今经解，考其异同而折衷之。对于山川形势、郡国分合同异、道里远近，一一讨论之。又汉、唐以来，河道迁徒，故渭备考其决溢改流之迹。曾撰《禹贡锥指》，搜采方志舆图，阐释《尚书・禹贡》，将九州分域、山水脉络的沿革变化，详加说明，从而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又撰《易图明辨》，对于河图洛书、五行、九宫、参同、先天太极、龙图易数、钩隐图、启蒙图书、先天后天、封变象数等，皆引旧文互相参证，以籍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派，而非作《易》的根柢。他指出，先天之图，唐以前书，绝无一字符验，而突出于北宋之初，邵雍以及朱熹，但取其数之巧合者，未暇求太古以来之授受，故《易学启蒙》、《易本义》前九图皆沿其说。但考《宋史儒林传》，《易学启蒙》本属蔡元定创稿，非朱熹自撰。至于《易本义》卷首九图，乃为其门人所依附，朱熹当时未曾坚主其说。又撰《洪范正论》，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乱彝伦攸叙之经。又撰《大学翼真》，大旨以朱学为主，力辟王学改本之误。胡渭之孙彦升曾著《春秋说》、《四书近是》、《丛书要录》等；于乐律尤有心得，著《乐律表》八卷。徐世昌《清儒学案》谓：“东横之学，下下古今，穷湖究委，以求其是，析其疑。故于自来说经傅会变乱之弊，埽除几尽。治《禹贡》，辨《易图》，有功于经学最□。与阎潜邱之证伪《古文尚书》同称绝作。此其异乎专崇古义而不观其通者欤！万斯同称赞说：“先生示以《易图明辨》，则《本义》之九图咸为驳正。采集之博，论难之正，即令予再读书十年，必不能到，何先生之学大而能精如此！以此播于人间，易首之九图即从此永废可也。”

　　〖东发学派〗南宋末黄震所创学派。黄震慈溪（今属浙江）人，字“东发”，因称所创学派为“东发学派”。在浙江学派中，很大一部分人主宗陆九渊“心学”，至慈湖学派杨简，达到大盛。咸淳以后，许多学者转而尊崇朱熹理学，当时主要有二支，一支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等为代表，创“北山学派”。另一支就是此派。黄震曾师事王文贯，非圣贤之书不观，无益之诗文不作。遍览周敦颐、二程、朱熹以来理学家论著，接受了程朱理学思想。晚年曾辞官归居定海灵诸乡之泽山，侨寓鄞之南湖、桓溪避地于同各等地，与其子弟唱欢于海隅，因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子孙及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黄梦□，黄叔雅、黄叔英、陈深、陈□、赵炎、吴汉、吴应奎、黄灭孙、胡幼文、黄珏、岑士贵、王士毅、杨维桢等。此派学宗周敦颐、二程和朱熹，但又能“折衷诸儒”，“于考亭（朱熹）亦不肯苟同”，对“朱学”并不盲从，而是有所立异，具有修正程朱之学的思想甩格。他们用变易的观点来解释“理”、“道”等。既把“理”视为亘古永存、无所不在的超时空的存在，又反复强调“万事莫不有理”，“理”在事中，否认天地人事之外“理”的存在。把“道”解释为“大路”，谓“道者，太路之名，人之无有不由于路”。认为“道”非“遗落世事”而“超出于人事之外”的“高深之道”，而是“日用常行之理”。他们所说的“道“与“事”的关系，并非指客观事物及其内部的规律性。而是指人们的生活中、践履封建伦理道德的准则。他们反对侈淡人性，谓“何今世学者言性之多也”，不同意以“虚容”言“心”、“性”，批评那些高谈“人心”、”险”的人是“多潜移于禅学而不自知”，实严与禅学之遁辞言识心而见性者”，所出异源而同湍激之冲”。他们还批评“生知”说和“静坐”之修养方法。赞赏胡濂、孙复、石介三先生的“笃实之学”，强调“躬行之本”，提出“言之非艰，行之为艰”之说，主张“先明义理”，“然后见之躬行”。（《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东发学案》）此派还否认儒家道统说，‘指出所谓“十六字心传”乃“面相授受之密传”。为学亦重经史考辨。主要著作有：黄震《东发日钞《东发讲义》、《古今纪要》，黄叔英《□庵杂著》、《□庵暇笔》等。此源思想主要流传于福建、江浙一带，对于在浙江地区重振朱学有一定意义。

　　〖东莱学派〗南宋吕祖谦所创学派。祖谦为婆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亦称“小东莱先生”，与吕本中称“大东莱先生”有别），因称所创学派为“东莱学派”，亦称“金华学派”、“婆学”、“吕学”等。其五世祖为“范吕学派”吕公著，四世祖为“荥阳学派”吕希哲，从祖父吕本中为“紫微学派”创始人。祖谦自幼承受家学教育，“有中原文献之传”，继承家学“不名一师，不私一说”之传统，前往紫徽学派吕本中弟子林之奇、玉山学派汪应辰、刘胡学派胡宪处求学，成为三位先生之门人。后居明招山讲学，晚年办丽泽书院，“四方之、士争趋之”。又与朱熹、张□、潘畴、陈傅良、陈亮为友，“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遂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学派。从学子孙及弟子甚多，主要有：吕祖俭、吕祖泰、时邦、楼□、葛洪、乔行简、辅广、朱塾、刘□、吴必大、陈孔硕、沈有开、舒□、倪千里、衰燮、宋濂、王□等。此派特点是较多地带有调和理学内部朱、陆之间矛盾的折衷色彩，曾邀朱熹、陆九渊聚会鹅湖，讨论学术，意欲调和他们关于哲学思想的争执。但实际上此派偏重于陆氏“心学”。认为“吾购中自有圣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则当有应之者，克复归仁是也。”强调“天道有复，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发处，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复便运行无间，而人心多泯没，益以私意障蔽，然虽有障蔽，而秉彝不可泯没，便是天行无间之理。”此派学说以儒学为宗，又掺杂佛学、道学等各家思想，比较博杂。他们认为“释氏之湛然不动。道家之精神专一，亦近于有孚，只为非在道以明”。又“合陈君举（陈傅良）、陈同甫（陈亮）二人之学问而一之”，特别重视“明理躬行”，经世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渭“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后德可畜。不善畜，益有玩物丧志者”。又说“切要工夫，莫如就实，深体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难而有味”。（《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此派又特别注重对上下古今的历史和文献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吕祖谦《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东莱左氏博议》、《吕氏家塾读书记》、《历代制度详说》、《皇朝文鉴》，吕祖俭《大愚集》等。此派创始人吕祖谦与朱熹、张□齐名，时称“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清人全祖望评论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昌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此派学说盛行于浙东，为南宋“浙东学派”之先导。在发展过程中，其弟子叶□、楼□、葛洪、乔行简另创“丽泽诸儒学派”，辅广创“潜庵学派”，舒□创“广平定川学派”，袁燮创“□斋学派”等。

　　〖定川学派〗以南宋沈焕为代表的学派。因沈焕号“定川”，世称“定川先生”，故名。参见“广平定川学派”条。

　　〖钓台学派〗创始人任启运（１６７０一１７０７）。启运，字翼圣，号钓台，清荆溪（今属江苏）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启运交游者有顾栋高、方苞、李绂等。其从游者有任德成等。此派学综汉、宋，而以朱熹之学为归，尤深于三礼。启运尝著《肆献裸馈食礼》三卷，以为仪礼、特牲、少牢、馈食礼皆士礼，因据三礼及其他传记有关三礼者推之，不得于经，则求诸注疏以补之。凡五篇：―曰祭统；二曰吉蠲；三曰朝践；四日正祭；五曰绎祭。其名则取《周礼》，以肆献裸事先王，以馈食事先王之文。每篇之内，又名为节次，每节则先述己说，而自注其说之所出。其后并附载经传。较之黄□所续《祭礼》更为精密。又撰《富室考》十三巷，在李如圭《释富》之外别为类次：分门、观、庙、寝、塾、宁、等威、名物、门大小广狭、明堂、方明、辟雍等，考据精确。撰《礼记章句》十卷，以为《大学》、《中庸》朱熹既成章句，则《曲礼》以―严四十七篇皆可厘为章句，但所传篇次序列纷错，乃仿郑玄序《仪礼》例，更其前后，并为四十二篇。有关伦纪之大而为秦、汉、元、明轻变易者，则著其众说以待后论礼者酌取。晚著《周易洗心》九卷，谓读《易》当先观图，文王、周公封画自羲图出，羲国自河、洛出。但其拴释经义，观象玩辞，实不尽从图书生解，文句异同亦多从马融、郑玄、王弼、王肃诸家之本，有不从者，则注“某本作某”，以存古义。任德成宗朱熹学说，平生奉未《白鹿洞学规》检摄言行。尝取自汉迄明能与《白鹿洞学规》相互发明的先哲格言，辑为《洞规》五卷。德成于思谦、孙兆麟亦皆治古经，并笃信朱熹学说。此学派代表著作除上述者外，还有任启运《尚书章句》、《尚书传注》、《清芬楼遗稿》、《孟子时事考》、《竹书纪年考》、《白虎通正伪》、任思谦《易要》、《诗谱》、《中星考》、《薛明语要》、《皇极经世钤解》、《笥堂文集》，任兆麟《毛诗通说》、《春秋本义》、《孝经本义》、《孟子时事略》、《夏小正注》、《小尔雅注》、《石鼓文集释》、《声音表》、《玄歌古乐谱》等。《四库全书提要》称此派创始人任启运“不傀穷经之目，虽专主汉学者不相菲薄”。“乾隆中，诏举经学，称先生研穷经术，敦朴可嘉，与侍郎蔡闻之并以为多士之式，及开四库馆，沼书中于本朝士林宿望沈潜经史者，特举先生名，与颐栋高、陈祖范辈并查明著作录，备石渠之选”（徐世昌《清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