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艮庭学派〗创始人江声（１７２１一１７９９）。江声，字□涛，改字叔坛，号艮庭，清元和（今江苏吴县）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江声为惠栋弟子。江声家学有其孙江沅承传。江声弟子在顾广圻、江藩、徐额、钮树玉等。其交游者有王艇、钱大昕、王鸣盛、毕沅、段玉裁、孙星衍、余萧客等。此派治经学，学宗汉儒，长于旁搜博引。江声少读《尚书》，怪古、今文不类，又疑孔传非孔安国所作。师事惠栋后，得读惠所著《古文尚书考》及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乃集汉儒之说以注二十九篇，汉注不备，则旁考他书，精研故训，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补谊》九条、《识伪字》一条，前后《述外编》一卷。经文注疏，皆以古篆书之。又著《六书说》，其说转注以五百四十部为建类一首，以凡某之属皆从某为同意相受，实为前人所未发。又尝举经、子古书，惧绳以《说文》字例，去其俗字，名曰《经史子字准绳》。顾广圻（１７７０一１８３９），字千里，号涧□，又号思适居士，亦元和人，精于校勘。黄丕烈、孙星衍、秦思复、胡克家、张敦仁等所刻书，皆由其校勘。广圻为思适学派创始人。江藩亦为清代著名经学家，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将经学分为汉、宋学两大派，宗汉抑宋。徐颐少从江声游，传其《说文》之学。藩为郑堂学派创始人。钮树玉精研文字声音训诂之学，亦推崇说文，著《说文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以辨“新附淆之诬”。江沅在承其家的同时，又师事段玉裁，出入其门数十年。著《说文释例》、《说文解字音韵表》。此学派代表著作，除上述者外，还有江声《论语质》、《恒星说》、《艮庭小慧》，顾广圻《思适斋集》，江藩《局晚述补》、《尔雅小笺》、《隶经文》、《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徐□《经进文》，钮树玉《说文考异》等。徐世昌《清儒学案》评曰：“清代自阎百诗《古文尚书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出，乃于其作伪之迹、剿窃之原，发明无遗。艮庭受学于惠氏，又为之刊正经文，疏明古注，论者谓其足补阎、惠所末及。”

　　〖桴亭学派〗创始人陆世仪（１６１１―１６７２）。世仪，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清太仓（今属江苏）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陆世仪曾从刘宗周问学。明亡，隐居讲学，历主东林、毗陵、太仓诸书院。与陆陇其并称“二陆”，为清初大儒。其弟子甚众，较著者有许□、郁植、毛师柱、孔兴纲、邢衡、沙张白、曹禾、汤诰等。其交游者有龚士燕、陈瑚、盛敬、江士韶、王育、郁法、文祖尧、陆元辅、吴素贵、顾炎武、归庄、高世泰、恽日初、蔡所性、马负图、杨世求、徐世沐等。此派学宗程、宋，期于经世，以居敬穷理为归，且身体力行。于明儒得失，穷源究委。平心剖析，以息门户之争。或谓：“居敬穷理四字，是吾子宗旨否？”陆世仪答曰：“仪亦不敢以此四字为宗旨，但做来做去，觉得此四字为贯穿周匝，有根脚，有进步，干圣千贤，道理总不出此。”该派认为，居敬为力行，穷理为致知，敬字赅得行字，但行字当不得敬字，须把居敬作主，然后致知力行‘齐并进，方有庆绪。放以居敬为本，“是干圣干贤入门正法”。居敬须知天事天顺天。古人因知天，故不期敬而敬；今人因不识天，只说敬字。故学者有许多昏愦偷惰之心。居敬须正心诚意，“诚意是敬字逐条工夫，正心是敬字一片工夫，正心时之敬比诚意时之敬，非有增益，只是打成一片耳”，“诚意是作圣根基，著此处立脚不定．到底须塌下来”。意无不诚，其不诚者乃后来之私意。诚意须诚个“充”字，即将仁义礼智四端加以扩充，如死守着这个意，终不能长进。一心偶正，便是诚意；意无不诚，便是正心。居敬须戒慎恐惧及慎独。三者“总是一敬字。不是未发用慎独工夫，已发又用戒慎恐惧工夫，如此却是两截”。居敬亦须主静，但主静“非，专于静也，只是宜静处便静”，静中须有物始得，此物即是敬。此派认为，格物只是穷理。格物致知。有一率一物之格致，有彻首彻尾之格致，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此即一事一物之格致；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此为彻首彻尾之格致。一事一物这格致，即随书精察工夫；彻尾彻愿之格致，即一贯工夫。在政治方面，该派提出“治心”、“去吏治”的主张，认为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皆应统一于治心。自泰以吏为师，始有所谓吏治，至今所以习为固然。不能破其局，皆自变封建为郡县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之。不去吏治广一代不可得而复之。封建制、郡县制备有得有失。善治天下者，当去其两短。集其两长。循郡县之制，复古诸侯之爵，有封建之实，无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利，无封建之害。在经济方面，此派强调治财赋。而治财赋的关键又在于任用“大才”和“转移”。小人不可同，庸才亦坏事不浅；治财赋须“转移”。“只一转移间便有无穷之妙”，而“不必拘拘然增科加赋也”，“转移虽是商贾之术，然于国计有益，于国体无损”。在教育方面，此学派很赞赏王守仁的社学法，认为少年教育，“不妨与之以宽”。“以诱其人道”；“年力既壮”。“法又当与之以严”，“以禁其或放”。二者因其年力，各有妙用。批评“今之社学”止以句读简束童子，而失鼓舞之意。另外，也批评了只重讲学、不务躬行和树党行私的现象，陆世仪指出：“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三代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务躬行，各敦实行，庠序之中，诵诗书、习礼乐而已，未尝以口舌相角胜也。嘉隆之间，书院遍天下，以多为贵，呼朋引类，动辆干人，附影逐声，废时失事，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谓处士横议也，天下何赖焉？”（徐世昌《清儒学案》）此学派代表著作主要有陆世仪《思辨录辑要》、《陆子遗书》、《性善图说》，孔兴纲《四书讲义》，抄张白《读史大略》，陈瑚《圣学入门书》，郁法《研园集》，马负图《传道篇》等。榨亭学派为清初重要学派之一，影响很大。人谓其创始人陆世仪“自明亡，无心用世，托诸论述，皆有功于世道人心，尤关怀乡邦利弊、救荒治水，长吏咨而后行”。他晚年的《性善图说》中关于“人性之善正在气质”、“气质之外无性”的人性论孕育着后来反理学思潮的若干内容。他的学“不立宗旨”、不分门户的主张也很有影响。

　　〖高平学派〗北宋初戚同文、范仲淹所创学派。戚同文幼年父母双亡，由祖母带着投奔外祖父之家。当时，邑人杨恶教授生徒，戚同文非常羡慕，来到学舍，见到《礼记》，过目成诵，杨葱十分惊异，即收留为徒，不到一年，毕诵五经，很快即远近闻名。当时正值晋末丧乱，他绝意仕进，思见天下统一，因取名为同文。后来依将军赵直，筑室聚徒，讲学于眼阳（今河南商丘），求学之人，不远千里而来，络绎不绝。高平范仲淹亦闻名而至，依之为学，继而授徒传业，其学更为繁盛，遂形成高平学派。此学派门生众多，仅登第者就有五十六人，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题、刘牧、范纯仁、吴希哲、徐唐、曾巩等皆为其一传或数传弟子。此派治学泛通“六经”，尤重于易学，提出“渐”的思想，认为“乾阳渐进而至于在天，坤阴渐进而至于坚冰，天地不能逾，而况人乎”。政治上提倡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遇事先想到国家、民众，后想到自己。此派主张讲信义，泛爱众，乐善好施，见人有困难，勇于帮助。同时，讲究孝道，爱护父母兄弟。认为“阳正于外，阴正于内。阴阳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要讲究礼义、孝悌，“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后孝悌大兴焉。”此派还提倡节俭，不蓄积财产、营建居室，以义为贵。主要著作有戚同文《盂诸集》，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范纯仁《范忠宣公全集》筹。北宋初年，濂洛学派方萌芽而未出，高平学派即与胡瑗安定学派，孙复泰山学派相与讲学，互有辩正和渗透。其中，安定、泰山学派开理学之先，高平学派则“引导横渠（张载）以人圣人之室，尤为有功”（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张载学《中庸》，得其启发，创“横渠学派”。后人以“高平学派”为“濂洛学派”之前茅。其弟子吕希哲另创“荥阳学派”。

　　〖丰芑学派〗创始人朱骏声（１７８８―１８５８）。骏声，字丰芑。号允倩，晚号石隐，清元和（今属江苏）人。此学派因其字而名。骏声受业于钱大断。其家学有子孔彰承传。其弟子有程仲威等。其交游者有俞正燮、汪文台、汤球、程鸿诏、葛其仁等。此派主要以文字训诂著称。于许慎《说文》用力尤深。对于《说文》，骏声尝言“自二徐桂严钱段诸家推衍已极精密，唯六书中转注、假借二义究无□诂”，遂独创义例，谓“转注者，即一字推广其意，非合数字雷同其训。通其所可通者为转注，通其所不通者为假借。假借不易声而假异形之宇，可悟古人之音语；转注不易字而有无形之字，可省后世之俗书。假倍数字供一字之用，而必有本字；转注一字具数字之用，而不烦造字”。又谓“假借之理，叠韵易知，双声难知，《通德》、《释名》似转注而实多假借，《方言》、《广韵》半假借而实有转注。叔重之书发明本训，而转注、假借则难言；《尔雅》一经设释全诗，而转庄、假借亦终晦”。著《说文通训定声》十八卷、《补遗》二卷，声经形纬，贯通义训，计二百万言，为转注、假借专书。又取一百零六韵而权衡之，作《古今韵准》一卷。又作《说雅》一卷、《说解商》十卷。骏声于群经诸史亦多有撰述，著有《周易汇通》八卷、《易郑氏爻辰广义》二卷、《易经互卦厄言》一卷、《易章句异同》一卷、《易消息升降图》二卷、《学易札记》四卷、《尚书今古文证释》四卷、《逸周书集训校释增校》一卷附《逸周书缺文补》一卷、《诗集传改错》四卷、《诗序异同汇参》一卷、《诗地理今释》四巷、《仪理经注一隅》三卷、《三代礼损益考》一卷、《井田税法》一卷、《大戴礼校正》二卷、《夏小正补传》一卷、《春秋平议》三卷、《春秋三家异文核》一卷、《春秋左传识小录》二卷、《春秋乱贼考》一卷、《春秋列女表》一卷、《春秋阴文考》一卷、《春秋地名职官人名考略》二卷、《春秋国名今释》一卷、《春秋经传旁通目》一卷、《四书稿解》二卷、《四书悬解》四卷、《六书假借经微》四卷、《经传表》一卷、《小学识余》四卷、《经韵楼说文注商》一卷、《说文引书分录》一卷、《释车》、《释庙》、《释帛》《释色》、《释农具》、《释词》各一卷、《古字释义》一卷、《小尔雅约注》一卷、《七经纬韵》一卷、《汪晋三音学十书补词’》四卷、《秦汉郡国考》四卷、《十六国考》二卷、《晋代谢氏世系考》一卷、《徐中山王谱系考》一卷、《朱氏世系考》二卷、《石隐山人自订年谱》一卷、各府县人物志二十卷、《山名今释》一卷、《经史答问》二十六卷、《临啸阎笔记》一卷、《荀子校正》四卷、《淮南子校正》六卷、《岁星表》一卷、《天算琐记》四卷、《数度衍约》四卷、《轩岐至理》四卷、《汉书寓语》四卷、《说丛》六种、《离骚补注》一卷、《词话》二卷、《经传堂文集》十卷附《赋》一卷、《诗集》四卷、《临啸阁诗余》四卷、《补遗》二卷。骏声之子孔彰承先绪，读父书，由小学以通经学，谓国朝大师治《说文》发明略备，唯重文无专书，□摭众说，博考金石，著《说文重文笺》七卷、又别成《说文粹》三编九卷、《说文通训宝声续补遗》一卷、《释说文读若例》一卷、《说文□语》一卷、《九经汉注》若干卷、《中兴将帅别传》三十卷续编六卷、《女将传赞》若干卷、《中山王徐达传》一卷、《三朝闻见录》若干卷、《车隐丛谈》六卷、《小桃园笔记》四卷、《圣和老人文集》六卷、《诗集》四卷、《森和靖诗集注》四卷附《年谱》一卷。程仲威与兄朝钰同受学于朱骏声，骏声著书，多属其手录，遂通经小学。其为学，兼通汉宋。读毛奇龄《四书改错》，广稽经传以纠正之，成《四书改错改》四十卷，又读颜元书，成《颜学辨》学中山数十年，生徒甚众。还著有《读论语识培录》四卷、《论孟杂说辨》四卷、《俞氏论孟平议重订》二卷、《抑斋札记》《槐窗随笔》各二卷、《抑斋痕语》《思辨质疑》各一卷、《抑斋脞稿》十卷等多种。徐世昌《清儒学案》评朱骏声曰：“丰芑之治《说文》，声经义纬，自创义例，于转注、假借不尽从许氏旧说，要其贯通群经古义，为声训荟萃之书，继段、钱、桂、严之后，与贯山王氏同称许学钜子焉。”

　　〖伏氏尚书学派〗创始人伏生（胜），字子贱，战国、秦、汉时期济南（今山东济南市章丘县）人。曾为秦博士。汉文帝时，寻找精通《尚书》者，闻济南伏生曾经研习，想召见。但伏生已经年逾九十，老不能行。于是诏遣晃错向他学《尚书》。秦朝禁书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中。西汉初年，伏生取出所藏《尚书》，已经佚失几十篇，仅剩二十九篇。就用它来教授齐、鲁地方的学生。齐、鲁学者从此颇能讲《尚书》，山东儒学大师也无不涉足《尚书》以教学生。伏生传授《尚书》给张生、欧阳生，后张生任博士。此后，周霸、贾嘉都颇精研《尚书》。晁错是伏生的最后一位亲传弟子。伏生因为年迈，语言有障碍，教晁错时，由其女儿给传言。又因受方言影响，晁错有十之二、三还不能彻底弄清，只是了解大意。伏生师徒传承《尚书》，形成伏氏尚书学派。伏氏尚书学派对经文有自己一见解。“教授民时”，伏氏释为，黄昏时张星座在南方标志春季，可以种谷子。黄昏时火（心宿）星座在南方标志夏季，可以种糜子。黄昏时虚星座在南方标志秋季，可以种麦子。黄昏时昴星座在南方标志冬季，应该收藏。收藏掩盖粮食、围猎禽兽、砍伐树木，都应该报告天子，以便天子从民间抽取赋税。因而天子向南方观察，根据二十八宿先后运行到正南方的具体情形，可以判知民间农事的缓急。忙季就暂不收取赋税，暂不调发徭役。“辩在朔易，日短星昴。”伏氏释为，朔，开始的意思，因为冬季来临，天子命令三公谨慎地收藏掩盖粮食，关闭城门，紧密封锁边境，而进入山林泽治去围猎，这样才能顺应天然规律，才能促进冬季以固藏为主任务的完成。“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伏氏认为，璇，还的意思；玑、微的意思。他本身变动得些微而所使动的很大，叫它做璇玑，所以游玑指的北极。受，指舜。上日，即元日。万物没有天就不能出生，没有地就没有地方存在，没有春季就不能萌动，没有夏季就不能滋长，没有秋季就不能收获，没有冬季就不能收藏，所以《尚书》说“湮于六宗”。“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伏氏认为，见到诸侯，询问他治理侯国的百年大计如何；命太师诵唱诗歌，用来观察民间风俗；命开放墟市招徕商贩，用来观察民间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山川各位神祗有不供奉的，定罪为不敬，对不敬神的要削夺领地；对宗庙有不按时祭祀的，定罪为不孝，对不孝敬祖宗的要降黜封爵；对变礼制改音乐的，定罪为不服从，对不服从的要流放；如有改制度和衣服的，定罪为背叛，对背叛的要讨伐；而对有功的，要赏赐他。“五服五章”，伏氏释为，天子的衣服，花纹有雉鸡、作绘、祭器、藻火、山龙；诸侯的衣服，花纹有作绘、祭器、藻火、山龙；子爵男爵的衣服，花纹有祭器、藻火、山龙；大夫的衣服，花纹有藻火、山龙；士的衣服，花纹有山龙。“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伏氏，认为，元首。指君：股肱，指臣。“施章乃服”，伏氏释为，分别上与下。伏氏又认为：古代诸侯，开始受封就有采地，统治一百里远的诸侯给采地三十里，统治七十里远的诸侯给采地二十里。统治五十里远的诸侯给采地十五里。以后子孙虽然因罪被贬黜，但采地不被剥夺，使其子孙中贤良者守持着，世世代代用来祭把开始受封的人。这就叫做“兴灭国，继绝世”。《尚书》说：“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伏氏释为，圣人，就象平民的父母。母亲能生他，能养他，父亲能教育他，指导他。圣人却周到地具备这一切：能生他，能养他，能教他，能导他。修城廓使人民定居，筑房屋，给人民安身，建立庠序学校便利人民受教育，治理土地供人民饮食。“作新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伏氏说，周公想作礼乐，犹豫三年不能进行。顾虑百官贵族鄙视他的言论而不听从，鄙视他的举止而不跟随。想把礼乐作得恢宏些。恐怕天下不理解自己，想把礼乐作得紧缩些，又恐怕不能宣扬父母的功迹恩德。考虑再三以后，便营建东都洛邑，通过这项活动观察天下人的思想动态。于是，阂公看到各地的诸侯，率领他们的百官、族人，都就值去建筑他们应该承担的宫殿。周公说：“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周公敢作礼乐。“越维有胥赋小大多正”，伏氏说，古代十税一，多于十税一叫做“大桀、小桀”，少于十税―叫做“大貊、小貊”。实行王道的人，十一而税，从而听到倾扬声四起。

　　〖方耕学派〗创始人庄存与（１７１９一１７８８）。存与，字方耕，号养恬，清常州（今属江苏）人。此学派因其字而名。存与官至礼部左侍郎，历任湖南、顺天、山东学政。典湖北、浙江乡试各二次，又充天文、算法总裁官及乐部大臣。先后直上书房、南书房近四十年。以年老致仕。存与家学有庄述祖、庄绶甲、庄有可承传。其弟子有邵晋涵、孔广森等。其交游者有朱□。其私淑弟子有刘逢禄、宋翔风等。此派治经学，但“不斤斤分别汉宋，但期融通圣奥，归诸至当”；此派提倡今文经学，但不绝对排斥古文经学。庄存与“于六经皆能阐发奥旨，不专事笺注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易》则贯串群经，虽旁涉天官、分野、气候，而非如汉宋诸儒之专衍术数，比附史事；《尚书》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异同，而剖析疑义，深得夫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意、《诗》则详于变雅，发挥大义，多可陈之讲筵；《春秋》则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谷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助公所讥倍经任意反转违戾；《周官》则博考载籍有道术之文为之补其亡阙，侮能取法致用；《乐》则谱其声，论其理，足补乐经之阙；《四书说》敷畅本旨，可作考亭争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萧山毛氏之自辟门户、轻肆低诘也。而要于《春秋》为最探”（徐世昌《清儒学案》）。因其“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构凿不相人，故所撰述皆秘不示人，通其学者，仅门人邵晋涵、孔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时《古文尚书》二十八篇经阎若璩等考证，已证明为伪书，但庄存与仍主张将此列于学官，他指出：“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且于下学僮尽明之矣。古籍坠湮什之八，颇藉伪书存者什之二。《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道亡矣；《大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诫亡矣；《阎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龚自珍《神道碑》）关于其弟子学术宗旨，阮元曾提出异议，“阮文达序方耕经说云：通其学者，门人邵学士、孔检讨及子孙数人而已。然邵氏学派实不相同；孔氏同治公羊学，而三科九旨别自为说，宗旨亦异。盖庄氏之学，唯传于家，再传为刘氏逢禄、宋氏风翔益著。面对氏、宋氏生晚亦非亲炙也”。刘逢录（１７７５一１８２９），字申受，号思误居士，庆存与外孙。“得其外家之传，于《春秋》独发神悟。尝谓诸经中知类通达、徽显阐幽者，厥唯《公羊》一书。董仲舒之所传，何助公之所释，徽言大义，一发千钧。于是研精覃思，探原董生，发挥何氏，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何氏释例》十卷。又析其凝滞，为《何氏解诂笺》一卷、《答难》二卷、《发墨守评》一卷，又推勘左氏、谷梁氏之得失，为《左氏春秋考证》一卷、《箴膏盲评》一卷、《谷梁废疾申何》二卷。又断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议礼决狱》二卷。又推其意，为《论语述何》二卷、《纬略》一卷、《春秋赏罚格》二卷。凡为《春秋》之书十有余种。又以东汉经师有家法可寻者，今唯何、虞、许、郑四君子”（徐世昌《清儒学案》）。宋翔风（１７７６一１８６０），字于庭，亦庄存与外孙。翔风通训诂名物，志在西汉家法、微言大义。以为《论语》二十篇备孔子之业，故综核古今为《论语说义》十卷、《论语郑注》二卷。时《孟子》一书唯赵歧注盛行于世，因参考近儒论说，正其疏钟，撰《孟子赵注补正》六卷。又撰《孟子刘熙注》一卷。此学派代表著作，除上述者外，还有庄存与《家传论》、《象象论》、《系辞传论附序卦传论》、《八卦观象解》、《卦气解》、《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周官记》、《周官说》、《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指》、《乐说》、《四书说》（以上统名曰《味经斋遗书》，又有《味经斋文稿》若干卷），刘逢录《今古文尚书集解》、《诗声衍》、《毛诗谱》、《诗说》、《庚辰大礼记注长编》、《八代文苑》、《刘礼部集》，宋翔威《小尔雅训纂》、《周易考异》、《卦气解》、《尚书略说》、《尚书谱》、《大学古义说》、《四书释地辨证》、《尔雅释服》、《五经要义》、《过庭录》、《论语发徽经问》、学斋札记》（以上统名曰《浮溪精舍丛书》）等。徐世昌《清儒学案》评此学派曰：“在乾隆诸儒中实别为一派，家学流传熏陶者众，犹子述祖及外孙刘逢录、宋翔风辈，皆湛深经术，卓然成家，其渊源盖有自也。”

　　〖范吕学派〗北宋中期范镇、吕公著等人创立的学派。宋仁宗以来，讲学之风大盛，文人学士纷纷著书立说，建立学派。涑水、洛学、横渠等学派相继创立，十分活跃。范镇、吕公著、李常、韩维、王叟、吕大防、丰稷、李潜、龚央、上官均、杜纯、常安民、李深等亦乘时而起，纷纷聚众讲学或建立家学，形成“范吕学派”，也称“范吕诸儒学派”。著名弟子有：范百禄、范祖述、范祖禹、吕希哲、吕希纯、邢居实、黄庭坚、王庭秀、韩元吉、韩□、韩磺、丰安常、陈□、李朴、张庭坚、吕好问、龚大壮、杜□、晁补之、常同、李郁等。此学派推祟涑水学派，与洛学关系密切，与横渠学派亦有来往，与王安石“新学”相对立。他们在政治上追随司马光，倡导“礼治”，建议“修德以安百姓”。学术思想亦与涑水学派大体一致，“其道则同”。以研究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为主，主张多看经典原文，不要为各家注解所惑，渭“读书不要看别人解，看圣人之言易晓，看别人解则愈惑”。致力探求圣人学说之本义。此派主张“以治心养性”为本，认为“大哉心乎，天地同本”。他们“以天为心，以道为体”，说“士大夫不知用心于内，以立其本”，则为大错特错。主张“治心”，必须“去利欲”，只有去掉“利欲”，才能做到“诚心存”。提倡“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的治学求“心”的修养功夫。认为通过认真地修身养性，求得“诚心”，就“可以与天地相似”了。此派多数学者反对佛、老学说，“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认为佛、老学说“大段害道”。（《宋元学案》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主要著作有：范镇《范蜀公集》、《东斋记事》、《正言》、《乐书》，韩维《南阳集》，王岩叟《易传》、《春秋传》，丰□《孟子注》，李深《杭州集》、李朴《章贡集》，杜□《文集》、《易说》等。此学术派别与涑水、濂溪、洛学、横渠等学派比较起来，十分微弱，“于学统或未豫”，但“未尝不于学术有功”（《宋元学案》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他们有的往来于横渠学派，有的加入洛学学派，对各家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不无补益。其弟子范祖禹在此基础上另创“华阳学派”，吕希哲创“荣阳学派”，陈□创“陈邹诸儒学派”等。

　　〖范许学派〗北宋末南宋初范浚、许翰、许析、萧楚等人创立的学派。也称“范许诸儒学派。”范浚自幼不近荣利，志圣贤之学，以治心养气为本。后辞官不做，闭门讲道，多有所得。当时，二程学说大盛，诸儒各有传承，浚则未能拜师学道，绝口不言关、洛之学，潜心苦读经书，所得多与二程学说吻合。许翰、许忻兄弟，亦不拜师，得中原之文献，别为一家。萧楚曾学于二程，但没毕业，即弃学另起炉灶。三家皆与镰、洛、关、闽之传承有别，独为掘起，因形成自己的学派。此派家学子孙及其弟子虽不甚多，但也有一定规模，著名者有：范端臣、范处义、虞唐佐、柴□、陈九言、邵恂、高梅、张龟年、陆九龄、胡铨、冯懈、高元之等。此派虽为独起，但观点与二程相近，主要讲“学心之学”，认为“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无外，有外非心。惟性无伪，有伪非性也。伪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又说，“是心如太虚，外物如浮云，浮云有去来，太虚无得丧”。主张“凡学始于学心，中于尽心，终于尽性。方其存心也，犹有存之者焉，非所谓尽心，未能尽心”，就不能“尽性”。他们还认为，“耻”为人道之端，“人之知非而耻者，必惕然动乎中，服然见乎色，翟然见乎四体。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觉之者矣。然则无耻则无觉”，“耻之为义”，“有是耻心而能充之者，千百而一焉”。所以，他们要人们知耻，作到了知耻，就有了“觉”，而“觉由于心，心且不存，何觉之有？”彼所以，学者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存心之学”。（《宋元学案》卷四十五《范许诺儒学案》）主要著作有：范浚《香溪文集》，许翰《论语解》、《春秋传》、《襄陵集》，萧楚《春秋辩疑》，范端臣《蒙斋集》等。此派学说对未嘉和陆九渊有一定影响，个别学说分别为他们所吸取。

　　〖二曲学派〗创始人李□（１６２７一１７５０）。李□，字中孚，清□□（今属陕西）人。学者因称二曲先生。其学派因此得名。□以昌明关学为己任，年末四十，学已大成，关中人士，多从讲学。□幼时，其父李可从随明军征剿李自成起义军战死，□去襄城寻父遗骸。在此期问，应常州守骆钟麟之邀，去江南讲学，“无锡、江阴、靖江争来迎，所至听讲者云集，执贽门下其众”。李□曾多次固辞清政府的征召，在家筑一土室。“荆扉反锁”，不与外界交接，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质。他肆力于学问，经传、史志、百家之书，靡不观览。奉毋以居，生活贫苦，教授自给，四方不远千里而来从学者日众。曾主讲关中书院，宣传其理学思想。他认为，关学自张载以后，至明后期，则不吕□、冯从吾。对冯从吾尤致推崇。自己则隐然以关学的继承者自居。李□弟子甚众，“执贽著籍，号以千计”。较著者有王心敬、惠□嗣、张珥、李士□、马□、李修、王吉相、宁维垣、徐超、张□生、陆士楷、吴发祥、王所锡、刘□等。其私淑弟子有王承烈、孙景烈等。李□交游者有白焕彩、党湛、王化泰、王四服、张承烈、惠思诚、李柏、李因笃、王宏撰、顾炎武、高世泰、吴光、陆卿谷、秦松岱、范□鼎、杨甲仁、骆钟麟、蔡启□等。在其弟子中，最著者为王心敬。他受业于李□，相从十年，□著述多出其编订，“关中之学，二曲倡之，丰川继起而振之。李□与当时学者的交谊，与顾炎武最为重要。顾游关中，往访李□。他时居士室，破例开关一见，后又与顾多次书信往复，讨论学术问题。该派之学，以悔过自新为宗旨，以躬行实践为先务、以静坐观心为入手处。“谓学者当先观象山、慈湖、阳明、白沙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然后取二程、朱子及康斋、敬轩、泾野、整庵之书，玩索以尽践履之功，下学上达，一次贯之。至诸儒之说，醇驳相间，当善读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颖悟者杂竺乾，不问是朱是陆，皆未能干道有得也”。该派虽于程、朱、陆、王取其相资而成，而仍以王守仁之学为主体。该派提出所谓“学髓”之说。“学髓”即学术的真髓。白焕彩将此推崇到极点，认为此“学髓”即是“正学”，传了“千圣绝响”。王四服在其《学髓序》中把学问分为三等：淹博与经济是学术的末而不是本，是肤而不是骨，是最浅近的；进德是本，是骨，是进了一层，但还不是髓；只有安身立命之旨才是骨中之髓，是原本，是“学髓”。学者只有求得“学髓”，才算求得了根本。“学髓”之名乃白焕彩所题，经王四服解说，进一步阐发了李□之意。“学髓”说表达了李□理学思想的本体论。李□认为，人有“人生本原”，又称“灵原”，此为人生的根本，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形骸有少，有壮，有老，有死，而此一点灵原无少，无壮，无老，无死，塞天地，贯古今，无须臾之或息。会得此，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千圣皆比肩，古今一旦暮”，“通天地万物，上下古今，皆此灵原之实际也。，非此灵原，无以见天地万物，上下古今。非天地万物，上下古今，亦无以见此录原”，灵原“无声无臭，不睹不闻，虚而灵，寂而神，量无不包，明无不烛，顺应无不咸宜”。此种思想，与陆九渊、杨简、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完全相一致。李□认为，要回复到人生本原，须“欲理两忘，纤念不起”，这样才是学问的顶点。他认定人欲是恶的、非的、邪的，而天理则是善的、是的、正的，故人欲必须克治，一直到“无欲之可克”；天理必须存养，一直到“无理之可存”。“无理之可存”就是此心全然是天理，故无可再存养了。他要求学者固守本真，不要“随境迁转”，不要为声色货利、人情逆顺、世路夷险、穷通得丧、毁誉寿夭所动。一有所动，便是人欲。能复其本真，才可称之为“大勇”。该派在突出本体之学的同时，也强调功夫之学。功夫的起点是斋戒，功夫的基本是静坐。功夫到家，则呈现“湛湛澄澄，内外无物”的虚明寂定境界。达此境界，就能出离生死，超脱搐圣凡。这便是安身立命之旨，便是“学髓”，否则，即使博尽古今典籍，著作积案充栋，都不算是学，只是“玩物丧志”。该派在心性修养方面，特别标榜“悔过自新”。李□作《悔过自新说》，提出，“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他们认为，人性来源于天地之理，是至善无恶、至粹无理的，但是，为气质所蔽，为情Q欲Y所牵，为习俗所围，为时势所移，逐渐受到剥蚀、迁流，以至成为卑鄙乖谬的小人。但其善的本性始终存在。这是人“悔过自新”实现的条件和基础。“悔过自新”，要求在“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他们认为，悔过自新适用于一切人，愚夫愚妇可以遵循，神圣者也不能自外。“悔过自新”之极处，便是“悔而又悔，以至于无过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极于日新之不已。庶几仰不傀天，俯不作人，昼不愧影，夜不愧衾。在乾坤为肖子，在宇宙为完人今日在名教为贤圣，将来在冥漠为神明”。“悔过自新”之学，功夫主要在于静坐。李□认为，“静坐一著，乃古人下工之始基”。人只要悔过自新，都可有成就。故人不可“以一眚自弃”。该派认为，人不论圣凡贵贱，精神品质的基础都是同样的，“个个人心有仲尼”，每人皆有良知。人所以终于有圣凡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立志。人之真贵真贱，乃在于精神上的为圣为凡，而不在于社会地位方面的所谓贵贱，那只是区区不足道的“迹”而已。李□为此曾著《观感录》，专门收辑了十二位出身卑贱的学者；盐丁王艮、樵夫朱恕、吏胥李珠、窑匠韩贞、商贾兼陶匠林讷、农夫夏廷美、卖油佣陈真晟、戊率固蕙、网巾匠朱蕴奇、钉戥秤匠张本德、布衣颜山农、牧羊痴子王元章。李□告诫人们不要“以类自居”，要自立自奋。在治学方面，该源倡导“明体适用”之学。所谓“体”，指道德心性修养；所谓“用”，指治国平天下及其有关的政治、律令、农田、水利的应用等。李□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并把“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东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他曾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批评顾的考据之学，变为那是求于末，而非求于本的圣人之学。李□还主张集会结社自由讲学，反对独居独学，从而与清廷钳制思想的高压政策相对立。此学派的主要代表著作有李□《四书反身录》、《悔过自新说》、《二曲集》，王心敬《丰川集》、《关学编》、《易说》，惠□嗣《富平答问》，李士□《文学正谱》、《群书举要》、《四书要谛》，马□《卷石斋语录》、《白楼存草》，李修《心心精一二录》、《补薛存斋四书说蕴》，王四服《卧园集》等。该派创始人李□，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全祖望曾予以高度评价，谓“当时北方则孙先生夏峰，南方则黄先生梨洲，西方则先生，时论以为三大儒。先生起自孤根，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饥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无所凭藉，拔地倚天，尤为莫及”。于此可见其地位和影响。

　　〖二江学派〗南宋宇文绍节、陈粱等人创立的学派。代表人物还有杨知章、李修己、张仕俭、范仲□、范子长、范子该、范苏、宋德之、虞刚简、程遇孙、薛维、邓谏从、张方等。他们都是南轩学派张拭的门人或私淑弟子讲学于蜀中者。最初，张□居湖湘讲学，“其学末甚通于蜀”，宇文绍节、陈梁最先拜张□为师，“蜀人多从之”。既而，他们又授徒讲学于蜀中，因形成“二江学派”，亦称“二江诸儒学派”。著名弟子有：程公说、程公硕、程公许、杨子漠、李义山、苏在□、张钧、师遇、高载、魏了翁、高崇、范大冶、彭□等。此派主要是阐述和宣传其师张□的学说，重点讲授“正心诚意”之学。他们主张，“学本诚一，论不□□，自浩气养心以求道腴，不茹刚吐柔而求声利”。强调“动静语默，不违乎诚”。他们认为“中庸诚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则，古今至实之理，帝王所以扶世之极，圣贤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又说：“帝王躬行之道，莫大于学。学者，政事之本也。欲极乎学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伺谓要，行之以至诚，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学》之道，自正心诚意以至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贤以至于来远人。皆不外乎至诚之一言”。特别强调“诚”的作用。他们还主张“正心”，谓“为学之道，当体之于身，本之于心，总宜以心为严师，于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为也”。此派反对佛、老学说，“痛陈佛、老之妄，使不惑于趋向”。政治上主张抗金，但反对没有准备就轻意发动伐金战争，谓韩□胄北伐是“有复仇之志，而无复仇之略；有开边之害，而无开边之利”。（《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主要著作有：李修己《李成州集》，薛绂《则书》，张方《亨泉稿》，程公说《春秋经传》，李义山《后林遗稿》程公许《沧洲尘缶编》，杨子漠《浩斋退稿》，黄裳《兼山集》，杨泰之《克斋集》、《大易要言》等。此派对于把二程和张□学说传人蜀中起了重大作用。全祖望曾评论说：“宣公（张□）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宇文绍节）、范文叔（范仲黼）、陈平甫（陈□）传之人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黄裳）、杨浩斋（杨子漠）、程沧洲（程公许）砥柱眠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史载“淳熙嘉定而后，蜀士霄夕续灯、再聚签以从事于南轩（张□）之书，湖湘反不如也“。（同上）此派确也兴盛一时，其弟子魏了翁另创“鹤山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