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派〗在西汉广立今文经博士以后，大量出现以战国以前的文学―一大篆写定的儒经，而且后来传授这种儒经的儒师们对同一种书。同一经文所持见解与今文经学派有所不同，甚至很不相同，对应令文经学派称此派内古文经学派。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为扩大宫室而拆毁孔子旧室，于坏壁中得古文经《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多种；孔安国将《古文尚书》译译成今，并发现《逸书》十多篇，从此儒经有今文与古文的区别，并且《尚书》篇目的增多也从此开始。大体与鲁恭王于孔壁获古文经的同时，河间献王刘德征购到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诗》、《春秋左氏传》等多种。古文经的出现，便为好古求异的人所热衷，研习的人们趋之若骛，他们即为古文经学派。西汉末，刘歌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非常喜欢，奋力研习。哀帝时，刘歆建议立《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为官学。东汉初，一度决定《春秋左氏传》为官学，不久复废。章帝时，将《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古文尚书》、《毛诗》立为官学。从此四经便流传于世。

〖古文尚书学派〗创始人孔安国，字子国，西汉鲁国人，孔子十二世孙，拜申公为师学习《诗经》，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孔子时有《古文尚书》，孔安国把它译成今文来读，因而发现了他家的逸《书》，计有十多篇。大约《尚书》的篇数增多从此开始。因巫蛊事件的影响，《古文尚书》没有成为官学。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给都尉朝和司马迁。司马迁所传授的《尚书》中，《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等篇，多是古文说。都尉朝传授《古文尚书》给庸生，庸生传授给胡常，胡常传授绘徐敖，徐敖传授绘王磺、涂恽；涂恽传授给桑钦。世代相传的《一百零二篇尚书》出自东莱的张霸。张霸将《尚书》的二十九篇有的分开有的合并成为几十篇，还采摘《左传》、《尚书序》作为首尾，共计一百零二篇，篇意肤浅，简牍错漏，成帝时寻求《古文尚书》，张霸因为能阐述《一百零二篇尚书》而被征辟为官，但用朝廷藏书校对张霸的《一百零二篇尚书》，证明不是《古文尚书》。张霸说来自他的父亲，由于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进劝皇帝，曾立为官学。张霸的父亲有弟子叫做樊并。后来因为樊并谋反，便将张霸的《一百零二篇尚书》从官学中废除。新莽时，《古文尚书》成为官学，刘歆为国师，王磺、涂恽等也因此而显贵。古文尚书学派有一些知名学者。贾逵，撰有《古文尚书》注。贾逵说：“六宗”，天的根本有三物：日、月和星辰；地的根本有三物：黄河、大海、和泰山。又说：古文作悌，今文为圉。张楷，东汉成都人，研习古文《尚书》，弟子常常几百人。家贫，常乘驴车到县里卖药。举茂才，任命为长陵令，不到任；五府联合征辟为贤良方正，也不到任。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当时关西人裴优也能作三里雾，自己认定不如张楷，想要拜张楷为师，但张楷不肯见。桓帝时，裴优行雾作贼，皇帝命令捉拿案犯，张楷被牵连，坐冤狱二年。在监狱中，张楷仍然经常研习经典，作有《尚书注》。尹敏原来学习欧阳氏《尚书》，后来又学习《古文尚书》。建武二年，尹敏上奏章陈述《洪范》消灾方法，因为东汉刚刚建立，皇帝无暇顾及，只是任命他为郎中，在大司空府为吏。皇帝因为尹敏博通经史，命令他校对图谶。尹敏回答说：“谶书不是圣人的著作，多有鄙薄之处和别字，很象世俗作品，恐怕贻误青年人。”皇帝没有采访他的意见。周防拜徐州刺史盖豫为师，学习《古文尚书》，举孝廉，当了郎中，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宇，太尉张禹推荐他当了博士。董春，拜王君仲为师，学习《古文尚书》。周盘学习《古文尚书》、《洪范五行》、《左氏传》等，喜好礼仪，品行端庄，言论没有不符儒经典谋的。晚年，编：二尺四寸长的竹简，刻写《尧典》一篇．把竹间和一把刀、一支笔放在棺前，用这表达不忘圣贤之道。许慎的《说文解宇》引《尚书》异文很多处：“假于上下”、“平秩东作”、“鸟兽字尾”、“岁三百又六旬”、“旁逑”、“孱功”、“濬咨”、“肆类于上帝”、“放勋乃徂落”、“辟四门”、“洪水浩浩”、“有能俾乂”、“雉雉□□期”、“降咎于”、“五品不逊”‘教育子”、“八音克谐”、“作绘”、“挞以记之”、“堋淫”、“若丹朱傲”‘娶于涂山”、“弼成五服”、“元首起哉”、“随山刊木”、“草木渐包”、“达于菏”、“剿绝其命”、“王潘告之”、“今汝聒聒”、“予亦拙谋”、“相时憸民”、“大命不挚”、“告予颠跻”、“我兴受其败”、“勖哉夫子”、“鲧堙洪水”、“无有作好”、“卟疑”、“曰贞曰悔”、“罔不憝”、“至于衡漳”、“哉生霸”、“乃惟孺子颁”、“昭武王惟冒”、“有夏氏之民叨孙至”、“常伯常任”、“在受德暋”、“灼见三有俊心”、“勿以憸人”、“凭玉几”、“布重莫席”、“一人冕执戣”、“宾称奉圭”、“用敷遗后人”、“伯夷”、“寇攘”、“惟貌有稽”、“庶民”、“峙乃糗粮”、“邦之阢隍”。杨伦，东汉人，拜司徒丁鸿为师，学《古文尚书》，任郡文学掾等职，前后三次被征辟，都因直谏不合，去职，闭门讲授。前后教授学生多达一千多人。《古文尚书》中，古字较多，录于此。

　　〖古论语三家合一学派〗《古论语》与《鲁论语》文义同。《鲁论语》与《齐论语》的合并，滥觞于张禹；至郑玄已经合而为一，但尚有界限可考。至何宴《论语集解》，三家已淄渑莫辨。郑玄《论语序》载：“《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易》、《诗》、《书》、《乐》、《春秋》策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三分居一，又谦焉。”

　　〖古论语学派〗创始人孔安国，字子国，西汉前期人，孔子的十二世孙。《论语》传至汉初，分为《古论语》、《鲁论语》和《齐论语》。《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于孔壁，被孔安国所得，孔氏世代相传。研习《古论语》的还有孔腾、许慎，东汉只有□长一人。《古论语》与《鲁论语》相同，唯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与《齐论语》不同。《古论语》异文：“未若贫而乐道”、“夫子之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吾不知所以裁之”、“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揖巫马旗而进之”、“弁衣裳者”、“辩辩然”、“不使胜食既”、“见弁者”、“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噶”、“咏而馈”、“吾与朗也”、“仲弓问政”、“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成”、“朋友切切节节，兄弟怡怡”、“有荷臾”、“小人穷斯□矣”、“馈也子豚”、“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行中清”、“陈子禽问子贡曰：“仲尼焉学”、“无文，在观其志章”。许慎著《说文》多引《论语》，例如：“□曰：“祷尔于上下神□’”、“□予之足”、“色艴如也”、“□衣长短右袂”、“狐□之厚以居”、“不使胜食气”、“朝服□”、“虎豹之□、“□射”、“诉子路于季孙”、“有荷臾而过孔氏之门”、“小人穷斯□矣”、“友□佞”、“□而不辍”、“以杖荷莜”。《古论语》原无师说，在南朝梁、陈时，何宴说和郑玄说都立为国学，而郑玄说很微弱；北朝齐、周时，却是郑玄说独立；至隋朝，何、郑二说并行，郑氏渐盛。

　　〖古微学派〗创始人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魏源，字默深，清邵阳（今属湖南）人。因其室名“古微堂”，故名其学派为古微学派。魏源于嘉庆末曾在京向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学，后与龚自珍齐名，时人并称“龚魏”。魏源交游者有徐松、周济、姚莹、程恩泽、陈澧、沈□、张穆、龚自珍、何秋涛、何绍基、汤鹏等。此派属“今文”学派的经学家，说经本庄存与和刘逢禄，学主经世致用。魏源经术湛深，读书精博，初崇尚宋儒理学，后发明西汉人之义，于《书》则专申《史记》、伏生《尚书大传》及《汉书》所载欧阳氏、夏侯氏、刘向遗说，以难马融、郑玄之说，撰有《书古微》十二卷。于《诗》则谓《毛诗》晚出，认为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戴震等皆致疑于《毛诗》，而尚知据三家古义以证其源，因表彰鲁韩坠绪以匡救《诗》传、笺之失，撰有《诗古微》二十二卷。于《春秋》则谓《汉书・儒林传》言董仲舒与胡母生同业治《春秋》，而何休注但依胡母生条例，而于董仲舒则无一言，及当代孔广森、刘逢禄皆为公羊学专家，亦史为何氏拾遗补缺，而未详董氏之书。他高度评价董仲舒《春秋》之学，指出：“若谓董生疏通大义，不列经文，不足颉颃何氏，则其书三科九旨灿然大备，且宏通精渺，内圣而外王，蟠天际地，远在胡母生、何休章句之上。”因撰《董子春秋发微》七卷。在经学方面，魏源还著有《庸易通义》、《说文拟雅》、《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论语孟子类篇》、《孟子小说》、《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孝经集传》、《曾子章句》等。于史，著《明代食兵二政录》、《元史新编》等。于诸子，著《老子本义》、《孙子集注》等。书多末成，其例目见于集中。魏源“性兀傲，高自标树，唯论古今成败、国家利病、学术本末，反复辨论不少衰，四座皆屈”。“因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参以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闻，排比经纬，驰骋往复，成《圣武记》十四卷，统四十余万言”。企图以此书激励清统治者振兴武备，抵御外来侵略。后又依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州志》之基础上，编写了我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专著――《海国图志》一百卷。魏源对清王朝的对内对外政策及统治集团的腐败感到强烈不满，尖锐指出：“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故极力主张改革，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并具体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在经济方面，主张改革漕运、盐政，建议由海商运送漕粮，以革除漕运弊端，提出：“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表明其重视民间商业，而与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相对立。在政治方面，魏源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是由清政府的内政造成的，主张涤除官僚集团中的种种卑劣心理和腐败习气，强调“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痛，去营窟”以“寐患”；又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魏源还提出了与传统忠君思想不同的观点，谓“罪在君，人人得而诛之”。他曾赞扬过美国的联邦共和制，谓其“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唯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认为其“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突世而无弊”。在对外关系方面，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强调“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针对封建顽固势力反对所谓“奇技淫巧”的论调，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他深信“中国智慧无所不有”，通过“师夷长技”，中国将赶上西方国家，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他还建议设立译馆，翻译西书。在对外贸易上，他提出“款夷”的观点，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在严禁鸦片贸易的同时，和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商品贸易。他还建议“仿铸西洋之银钱”，允许商民开采银矿。在认识论方面，魏源继承了王夫之、颜元的认识论观点，批评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提出“行为先”，认为“知”由“行”而来。他还继承了《周易》、《老予》、《孙子》等书中的变易观点，认为天、地、人、物皆处于变化不已的过程中，谓“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他还认识到自然界某些矛盾，双方相互依赖、相反相成的关系，认为阴阳、寒暑、昼夜、春冬等，“相反适以相成也”，矛盾的双方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快”，“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得”。但他又认为不是一切矛盾双方都可以相互转化，如“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随”，“三纲”所规定的等级关系是不变的。在历史观方面，魏源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批评美化三代的观点，指出历史的进化是客观的必然趋势，“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因而他反对复古主义，谓“宋儒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故提出“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主张。魏源还著有《古微堂诗文集》。此学派的思想主张影响很大，代表了历史进步的趋势。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中国近代“西学”的发端；其经世致用、主张改革的思想后来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功利学派〗亦称“功利之学”或“事功之学”。与理学重义轻利学说相对立的思想体系或学派。由北宋李觏发其端，南宋陈亮和叶适集其大成。李觏注重经邦济世，提出“人非利不生”的观点，认为“礼”，应该包括衣、食、位等内容，开启功利学派之先河。南宋以酵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均倡言此学，集功利思想之大成。他们承认“道”存在于事物之中，认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龙川文集・书经》），宣称“理”．者为“物之理也”（《水心别集・进卷诗》）。为学注重实际功用与效果，反对理学家讳言功利和空谈心、性、命、理。薛季宣“教人就事上理会”，强调实事实功。陈傅良倡导经世致用。叶适提倡“务实而不务虚”，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反对理学家“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思想。陈亮认为，理学家空谈义理，使“书生之智，知议论之正当，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讲求实施利民之术，主张兼重义利。此派与程朱为代表的“性理学派”和陆九渊为代表“心学学派”相对立，受到他们的责难。但此派提倡“事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参见“永嘉学派”、“艮斋学派”、“止斋学派”、“水心学派”、“龙川学派”等条。

　　〖古灵学派〗北宋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所创学派。陈襄，字述古，北宋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学者称“古灵先生”，因称其所创学派为“古灵学派”。陈襄于安定、泰山学派之后，不满意尽性”之说于闽海间，人称四先生，因此，所创学派又被称为“古灵四先生学派”。四先生大兴学宫，孜孜讲道，很快即名闻天下，远近来受学者，络绎不绝。其中，陈襄弟子达到一千多人，郑穆门人亦达千数，周希孟弟子七百余人，从陈烈学习者亦常数盲人。其中，著名者有孙觉、吴道、章衡、傅楫、陈贻范、管师复、管师常、陈砥、刘淮夫、刘康夫、潘鲠、沈躬行、曾伉等。此派“以兴学养士为先务，以明经驾行为首选”，反对溺于章句之文和以词华相高。孜孜以求明经重道，明礼重义，以待有志之士。该派以精研五经为旨，尤重《大易》、《春秋》，其学以“养心”、“明诚”为主，强调“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和性以尽神”，（《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提出了“性”、“理”、“诚”等概念，大意已接近后来二程之理学。代表著作有陈襄《易义》、《中庸义》、《古灵集》，周希孟《易义》、《诗义》、《春秋义》（今不传），管师复《白云集》，潘鲠《春秋断义》、《易要义》等。宋朝初年，安定学派兴起于南方，泰山学派兴起于北方。闽海古灵学派继之而起，其学虽比“安定、泰山为亚”，但于理学已见大体，较之二程和张载之学，则为前茅焉。（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

　　〖艮斋学派〗南宋薛季宣所创重事功学派。季宣为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号“艮斋”，学者称“艮斋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艮斋学派”。其父薛徽言为武夷学派胡安国高足，季宣自幼承继父学，年十七，获事二程弟子袁溉，问以“义理之辨”，遂从学《六经》百家之道，于礼、乐、兵、农，莫不精通。又与郑伯熊、郑伯英、刘夙、刘朔、叶适、陈亮等为反，往来切磋学术，因形成自己的学派。著名弟子有陈傅良、徐元德、王□、沈有开、楼钥、薛叔似、郭澄等。此派为学出入百家，以精研《六经》为主，尤重《易经》，谓“《六经》之义，于《易》备焉”。认为“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无形舍，器将安适”，谓“道”‘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离器于道”，“非但不能知器，亦下知道荚”。为学主张实事实功，“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主张所学要有“用处”。反对空谈义理性命，认为所学“于古今谷物之变。求知为何等”，签无用处。（《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他们特别注重研究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世务，被称为“功利之学”。主要著作有薛季寅．《书古文训义》、《春秋经解指要》、《大学说》、《论语小学约说》、《浪语集》，薛叔似《薛文节公集》，王□《王合斋集》，敖继公《仪礼集说》，倪渊《易集说》等。此派重视功利，开永嘉事功学派先声。黄百家评论说：“季宣既得道洁（袁溉）之传，加以考订干载，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汉得陈傅良继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时灿然学问之区也。然为考亭（朱熹）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其弟子陈傅良继承并发展了此派学说，另创“止斋学派”。

　　〖高氏易学派〗高相，西汉沛地（今江苏沛县）人。高氏研习《易经》与费直同时，无《易经》章句传注，专说阴阳灾异，自称师承丁宽。然而丁氏易学比较古朴，不是阴阳灾异之说。所以对高氏易学实际不知所本。高相将其说传授给子高康和弟子母将永。高康因精通《易经》而被任为郎官，后官至豫章都尉，也收徒讲学。在王莽居摄期间，东郡太守翟谊策划发兵诛除王莽。事未发，高康探知暗地告诉自己的弟子。高康的弟子上书告密。数月后，果然翟谊起兵。王莽召问告密者，追查消息来源。告密人言：消息来自我的老师。王莽认为高康用其易说蛊惑人心，便杀高康。《高氏易》没有被列为官学。但它有一定影响。后来的管辂、郭璞之术，与高氏易学说比较接近。

　　〖艮峰学派〗创始人倭仁（１８０４－１８６１）。倭仁，字艮斋，一字艮峰，乌齐格里氏，属河南省驻防军，清蒙古正经旗人。此学派因其字而名。其弟子有何桂珍、游百川、子荫霖等。其交游者有唐鉴、曾国藩、吴廷栋、李棠阶、刘熙载、朱绮、苏源生、何慎修、吴嘉宾、任莲叔、吕贤基、窦□、徐淮阳等。此派笃守程、朱之学，以省察克治为要，在政治上顽固守旧。道光末年，倭仁标榜理学，以卫道者自居，成为守旧派的首领。他反对任何基于外国模式的改革。如，１８６６年，同文馆扩充外文课程，增加算学和天文两科，谕旨鼓励已有举人或进士功名的五品以下官员及翰林院低级官员入馆学习，倭仁上疏抗争，谓当以礼仪和伦理准则立国，而不应以奇技淫巧立国，中国所需不在技艺，而在修身。他又强调，在中国自己有人精通算学的情况下聘西人教习是没有必要的。此后，诏命其人值总理衙门，为主管对外事务的大臣之一。倭仁恳求免去此职，当未获准时，又称病乞休。其论学，服赝唐鉴《清学案小识》一书，称赞其书“以程朱为准的，陆、王之学概置弗录，可谓卫道严而用心苦矣”。唐鉴也称他：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作皆有礼记，成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倭仁曾撰《为学大指》一卷，仿胡居仁《续白鹿洞规》，辑为六条：曰立志为学；曰居敬存心；曰穷理致知；曰察几慎动；曰克己力行；曰推己及人。倭仁所著还有《启心金鉴》、《进讲讲义》、《日记》、《杂著》、《吏治辑要》、《嘉善录》、《莎车行纪》等，其著合刊为《倭文端公遗书》。其弟子所著有何桂珍《学案小识跋》、于荫霖《奏议》、《悚斋日记》等。此派为当时保守思想势力的代表之一，其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