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学派〗前期代表人物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明山西河津（今山西河津县）人。以魏纯、范某为师，学习局敦颐和二程学说。永乐年间进士，官监察御史、大理寺正卿等。晚年于故里教学，学生众多，知名者有：闫禹锡、张鼎等；闫禹锡弟子有段坚；段坚弟子有王鸿儒。该学派主张“太极”是宇宙的本体，由“太极”产生万物。“统体一太极，即万殊而本一”。（黄宗羲：《明儒学案・河东学案》，本文下同）认为“太极动而生阳，动前便是静，静便是气”，由气形成万物，“石壁上草木，最可见生物自虚中来，虚中则实气是也”。太极里虚无一物，它有理而无形；“天下无无理之物，无无物之理”；理在气中，理与气不可分先后。又认为，求理（道）不仅限于“身内”，而应遍求于“身内”、“身外”。“人只于身内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浑合无间”，“不可将身外地面作虚空看，盖身外无非真实之理，与身内之理，浑合无间”。还认为：人性，“非特具于心”，即不仅表现在意念上，“凡耳、目、口、鼻、手、足、动、静之理皆是”。河东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有吕柟、吕潜、杨应诏等。吕柟，字仲木，号泾野，明朝中期陕西高陵人，正德年间进士。其师薛敬之；薛敬之师周蕙；周蕙师段坚；段坚师闫禹锡；门禹锡师薛瑄。先后官拜翰林修撰、国子祭酒等。在解州建解梁书院，选民间俊秀，歌诗习礼。在南京的九年，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东南学者尽出其门。其知名弟子有吕潜、杨应诏等。朝鲜国闻其人名，奏请其文，作国中范文。该学派有关于格物致知的见解。认为“格”是“观察求取”，“格物之义，自伏羲以来，未之有改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求诺物，近取诸身，其观、察、求、取，即是穷极之义”。“物”指具体的语默作止，格物的“物”，“非是泛然不切于身的”，“凡身所到，事之所接，念虑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宇宙内事，固与吾心相通，使不一一理会于心，何由致知？所谓不理会而知者，即所谓‘明心见性’也，非弹而何？”有关于“知行”的见解。认为“人之知行，自有先后，必先知而后行”，圣贤也未曾“以知为行”。其教育观，主张儒者应在“繁华波荡”中学会“克治”。说：“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终南僧用功三十年，尽禅定也。有僧曰：‘汝刁静久矣，同去长安柳街一行’。及到，见了妖丽之物，粉白黛绿，心遂动了。一旦废了前三十年的功夫。可见亦要于繁华波荡中学。故于动处用功，佛家谓之‘消磨’，吾儒谓之‘克治’”。该学派著作有薛瑄《读书录》；薛敬之《思魔野录》；吕柟《吕泾野先生语录》；杨应诏《杨天游集》。

　　〖汉学〗又称“朴学”。指汉儒训诂考据之学，与“宋学”对称。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主张“通经致用”，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清闫若演、胡渭等用训诂考据方法研究儒经，有所创获。至乾隆、嘉庆年间，惠栋、戴震等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汉儒训诂方法，分为吴、皖二派。汉学对于整理古籍，辨别真伪，有不少贡献，但也形成了为考据而考据的脱离实际的学风。

　　〖蒿庵学派〗创始人张尔岐（１６１２―１６７７）。尔岐，字稷若，号蒿庵，清济阳（今属山东）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尔岐人清隐居不仕，闭户著书，不求人知，晚年益萧然物外，不与世接，故无及门弟子。尔岐与顾炎武关系最密，平生交游，除顾之外，唯李□、王宏撰、刘孔怀、李焕章而已。该派学守程、朱，穷究天人性命之奥，精研礼经。张尔岐继承了朱熹“理一分殊”的观点。认为“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而致用则万”。圣人欲举“一”以示人，而“一”又不可示，同时“万”也不可穷，于是以封象、封受显示之。六十四封，分而为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天下人物之成败盈亏以至一动一息，“举不出六十四封、二百八十四爻”。他以为天人相属，而天与人所以相及，“以其气而已，寄其气于人而质立，质立而书起，事起而势成，而天之气因之任之，若水之行于山崖涧谷、莽旷之墟，为奔，为跳，为洄□，为人立，为安流，亦不自知其至也。圣人逆观其势而知其衰兴，决之数百年之前，应在数百年之后”，故圣人著明于天道，而垂之为训者，“不过曰惠迪吉、从逆凶、富善祸淫、积善余庆、积不善余殃而已”，其曲折必至之势”则“不能为人言”。他以这种所谓“天道”来解释历史，认为“周之八百，阂之善气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能维其善以势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则势尽而善与惧尽，无是势。无是善，则亡焉，宜尔。秦之以恶灭周也，秦用其恶以乘人之衰，无文、武、用公之萎之势以抑制之，故胜也。二世而恶之势极，恶之气亦极，极则尽，则人之怨怒之势以极而全也”。这样，就将赏善罚恶的唯心主义天道观与历史观沟通起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国之兴替则然，年命之永促，子孙之单繁降降，以至猝然之祸，无妄之福，或以类至，或不以类至”，其势皆出于天道。这就像“父母之生于也，气至则生矣，而入之得之也，则曰命。其得失也．苦器受物，狭则受少，宏则受多”，“其善而短也。清纯之气适短也：其恶而长也，则浊乱之气适长也。永促定于其生之初，迨期而尽，天亦不可如何也。至于子孙，则天之气与其父母之气相力多少也”。。正道虽然存在。但“以天为必不可知者，非也”，“以为必可知青，亦非也”。“不可知，是天不足恃也”，“不足恃，是为不量天”，“不量天，则视天过疏，长中庸之怠而夺小人之忘”；“可知，是天可以意也”，”可以意，是为不赦己”。“不量己，则信己过是，忘修悖之虑．而责阴阳之失”。以上二者，“诬天均也”。他又以五行学说来说明性命之理，认为人的五常之性源于五行。“木伸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伸则智”。“金木水火土无所不载”。在为学、立身方面，张尔岐强调笃志力行，提出“今日欲倡正学于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当以笃志力行为先务耳”，“言心言件．固恍惚无据，即博学亦未免玩物丧志之失”。尔岐学《易》，“于程子《易传》及邵子书皆有节录”．受邵雍象数之学影响颇深，故“旁通壬遁之法，又善风角”。其代表作主要有《仪礼郑注句读》、《周易说略》、《老子说略》、《蒿庵闲话》等。顾炎武尝渭“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苦”，又曰：《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阔达，无当时之名，其书实似可传”。徐世昌《清儒学案》指出，“蒿庵隐居绩学，为清初山左第一醇儒”。“其精研礼经，墨守高密，最为亭林所推服，后来继起，循其绪而扩之，先导之劝。不可泯也”。

　　〖韩氏易学派〗创始人韩婴，西汉燕（今北京市）地人。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传授《易经》于燕赵，并推求《易经》意旨作韩氏《易传》。然而，燕赵地方的人喜好《诗经》，所以韩氏易学不盛，仅由其本人传授。武帝时，韩婴与董仲舒辩论于皇帝面前，其人精聪善辩，论事明晰，董仲舒无法辩服他。其孙韩商为博士。宣帝时，涿郡韩生为其后裔，研习祖传《易传》。司隶校尉盖宽饶原向孟喜学《易经》，后见韩生讲论《韩氏易传》，于是改投韩生为师，学习韩氏易学。韩氏易学派对《易经》经文有自己的见解。例如“谦”，韩氏认为，德行宽容并能用谦恭的态度持守它，可以发达；土地广大并能用节俭的办法持守它，可以安宁；位尊禄富却能用卑下的态度持守它，可以更富贵；兵强势众却能用畏危的态度持守它，才能取胜；聪明智慧却能以大愚的态度待守它，方是真正的聪明；博B闻W强Q记却能以识冗浅陋的态度持守它，才是真正的有学问。这六项，都是“谦德”的表现，所以，《易经》说“谦亨，君子有终吉”。尊贵为天子，财富满四海，但是德行却不谦，终于因此身败国亡的人，如桀、纣便是。所以《易经》指出一项深刻的道理，从大处说，它完全可以治理天下；从中等程度说，它完全可以安宁家国；从小处说，它完全可以洁行修身，它就是“谦德”。“列其□，危熏心”，则如孔子言，对于嘴要吃美味，心想安逸的人，要用“仁”进行教育；对于心想战争，身恶劳作的人，要用“恭”进行教育；对于好辩论却感到畏惧的人，要用“勇”进行教育；对于眼好美色，耳好乐声的人，要用“义”进行教育。所的《易经》告诚：后背肉裂开，很危险，是心中迷乱所致；须警惕顾此失彼。“小狐汔济，孺其尾”，言作官为宦往往在有所成就时怠惰起来，疾病往往因为不小心在刚刚好转时又加重，灾祸往往因为失去警觉而发生，孝道往往由于妻儿而衰微，明了这四点，才能善始慎终。不应似小狐遇水直渡，尾长负于背，水湿其尾，全身已没于水中：蛮干招祸，无所利。“困”，是指行路被石绊倒，手抓在蒺藜上，回到家里，妻被骗劫而去，这是凶兆；告诫遭遇困□时轻信小人却不依靠贤人者。韩氏又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实行“家天下”，便将政权传给子孙，实行“官天下”，便将政权传给贤人。

　　〖汉上学派〗北宋末南宋初朱震所创学派。震为荆门军（今湖北荆门）人，世称“汉上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汉上学派”。震为安定学派胡援、臃溪学派周敦颐的三传弟子，二程的再传门人，上蔡学派谢良佐的高足。与武夷学派胡安国同学友好，切磋往来最多，又与二程门人杨时、游酢及朱□、胡铨等关系密切。在诸师友影响下，震“陪首穷经”，吸取前人《易》学及象数学研究成果，综合诸家学说，创立了以象数学为宗、兼收义理等儒学思想为特征的学派。主要弟子有刘长福、徐畸、吴蔡、田畴等。此派社会，政治思想，继承二程传统，崇复“三代”，反对“新学”。为学苦读经书，对儒家经典《易经》、《春秋》、《诗经》等都有独到研究，对理学主要范畴理、气、心性等皆有论及。而对《易经》及象数学的研究尤为重视。他们的学术思想主要相沿两汉，以象数学为宗。认为东汉以前，《易》学仍保持其象数之原貌，三国以后，王粥、钟会一扫汉儒之说，遂使“天人之道”被分割。认为《易》之传授系统为，陈持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力’，之才传邵雍。又认为种放以僻可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谬昌，谣昌传刘牧。穆修又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认为，当时张载讲学于程颐、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刘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周敦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朱震自称其学以《易传》为宗，融合那雍、张载之沦，上采汉魏以来吴晋等人《易经》和象数学的研究成果，建立了自己的象数学体系。企图以特定的封象和数字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及其规律。主要著作有朱震《汉上易传》、《周易卦图》、《简易丛说》，徐畸《周易解微》，田畴《学易蹊径》等。清人全祖望指出，“上蔡（谢良佐）之门，汉上朱文定公（朱熹）最著，三易象数之说，未尝见于上蔡之口，而汉上独详之。尹和靖（尹□）、胡文定（胡安国）、范元长（范冲）以洛学见用于中兴，汉上实连茹而出，顾世之传其学者稍寡焉”。（《宋元学案》卷三十七《汉上学案》）后世虽然传此派学说之人甚少，但此派在漫长的象数学研究队列中仍超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广平学派〗以南宋舒□为代表的学派。因舒□号“广平”，世称“广平先生”，故名。参见“广平定川学派”。

　　〖龟山学派〗北宋末南宋初杨时所创立的学派。杨时为北宋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龟山学派”。杨时为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再传弟子。熙宁进士，调官不赴，拜程颖为师，专心学习理学，为额所器重。颖死后，又从程颢学，“程门立雪”，刻苦攻读，多有发明，与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晚年专事著书讲学，传“洛学”于阎，与罗从彦、李侗被称为“南剑三先生”，东南学者奉之为“程氏正宗”，纷纷前来求学。因形成“龟也学派”。杨时与当时著名学者胡安国、陈□、邹浩、游复、郑修、李夔等为友，一传数传弟子众多，著名者有王苹、吕本中、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萧□、胡寅、胡宏、刘勉之、潘良贵、王居正、廖刚、赵敦临、宋之才、李郁、胡埕、邹柄、曾恬、江琦、范浚、魏杞、汪大猷、汪应辰、尤袤、舒琳、陈居仁等。此派反对王安石：新学”，注重《六经》等儒家经典，推崇《大学》和《中庸》以为《大学》是学者入门之书，《中庸》为圣学之渊源，人德之大方。以发扬光大“洛学”为己任，继承二程“理一分殊”学说，认为“天下只是一理”，“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谓“为仁由己”，多下“克己”功夫。认为要作到“仁”、“义”，必须“诚意正心”，“主敬以养心”。谓“敬与义本无二，所立者敬，而又则自此出焉。”在人性论方面，认为“言性善，可谓探其本；言善恶混，乃是于善恶已萌处看”，恶性若萌，即违背“天理”、“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不能有丝毫为恶之处。要如此，“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必须下一番“格物致知”的功夫，才能明确为善的道理，“则天下之理得矣”。主张“事事循天理”，曾说，人各有胜心，用心去尽，而惟天之循，则机巧变诈不作。”经过“格物致知”和反身自省，即可达到为善的目的，也就认识了天理。此派也将佛学渗入儒学，认为“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谓“维摩经云‘真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主要著作有杨时《龟山先生语录》、《龟山集》，潘良贵《杂著》，王居正《春秋本义》、《竹西论语感发》、《孟子疑难》，廖刚《高峰文集》，宋之才《云海敝帚集》等。此派对于传播二程学说，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洛学”大盛于江南。黄百家评论说，二程“称高弟者，游（酢）、扬（时）、尹（淳）、谢（良佐）、吕希（希哲）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夫下。”（《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此派思想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此派门人弟子在发展过程中，又分出许多学派，主要有王苹所创“震泽学派”，吕本中所创“紫微学派”，陈渊所创“默堂学派”，罗从彦所创“豫章学派”，张九成所创“横浦学派”，胡寅所创“衡麓学派”，胡宏所创“五典学派”，刘勉之所创“刘胡诸儒学派”，舒嶙所创“广’平定川学派”，汪应辰所创“玉山学派”等。

　　〖韩诗学派〗创始人韩婴，西汉燕地（今北京市）人。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韩婴推测诗人的思想，为《诗经》作《内外传》，数万字，该书语言与齐、鲁语言很不相同，然而它们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淮南人贲生向韩学诗。燕赵地方研习《诗经》都拜韩生为师。他也传授《易经》，作《易传》，然而燕赵地方的人喜好《诗经九所以韩氏易学不太发展，仅由其本人传授。武帝时，普与董仲舒在皇帝面前辩论，董仲舒不能辩服他。后来，他的孙子韩商官拜博士。赵子，是河内人，拜韩生为师学习《诗经》，又传授《韩诗》给蔡谊。蔡谊传授《韩诗》给食子公和王吉。王吉是昌邑王的中尉，传授《韩诗》给长孙顺，长孙顺官拜博士。食于公是博士官，传授《韩诗》给栗丰。由此韩诗学派中又分为王氏诗学派、食氏诗学派和长孙氏诗学派。栗丰的弟子有张就，长孙顺的弟子有□福，他们的学生很多。该学派解诗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在周朝统治正盛的时期，台伯在朝辅佐，有关部门请求兴土木建筑台城，给台伯居住。台伯慨叹地说：“磋！吾―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台伯就到田间地头坐在柴草上去听断狱。台伯露处原野，宿于树下。百姓非常高兴，种地的纺织的都加倍努力。那―年大丰收，百姓丰裕，家家有吃有穿。后来，统治者不体谅民众的疾苦，赋税繁多，百姓贫困，耕织不能适时进行，所以，当人们看见台伯休息过的地方，触景生情，赞美那件事，歌讴那件事。《诗经》说：“蔽□甘棠，勿剪勿伐，台伯所□。”《韩诗》又说：“古者八家而并田，方里为―井，方三百步，长三百步为―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亩。厂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舍二十亩为庐舍，各得二亩半。诗曰‘中田有庐，疆场有瓜。’”该学派认为，饮礼，不脱鞋而就座，才合乎礼；光脚而入座，叫做“宴”；能饮酒阶人就饮酒，不能饮酒的人便罢，叫做“□”；强制地一律都饮酒，必须都饮同样多的酒，叫做“沈”；闭门不出，叫做“湎”，所以君子可以“宴”，可以“□”，但是不可以“沈”，不可以“顺”。《韩诗》盛行于东汉。韩诗学派有一些知名学者。薛汉，终生研习《韩诗》。他的父亲和他都因讲授《韩诗章句》著名，撰有《薛君章句》。薛汉从年轻时起，就传授父业，还善说灾异、谶纬，门徒常达数百人。建武初，拜博士，爱诒改定图谶。郅恽，研习《韩诗》和《春秋公羊之严氏传》，通晓天文、历法、数学。杜抚，拜薛汉为师，将《韩诗章句》定稿。后来返回家乡犍为郡武阳县教授学生，性格沈静，酷爱儒学，一举一动，必按礼行事，弟子千余人。还作《诗题约义通》，学者称为《钦君注》。赵晔，少年时曾为县吏。后来放弃吏职，投杜抚学习《韩诗》。为研习得深透，连续二十年不回家，不回信，家里人以为他已经死亡，给他发丧、服孝。直到老师钦抚故去，赵晔才回家。谢绝官家台补，寿终在家里。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到会稽，读《诗细历神渊》有感而叹，认为这部著作比《论衡》还好。薛汉的学生，还有廉范、尹勤等。李恂，少年时就学习《韩诗》，后来教授学生常常达到数百人。夏恭，研习《韩诗》、《盂氏易》，教授门徒常千余人。唐檀，少年时就学于太学，学习《京氏易》、《韩诗》和《春秋公羊之颜氏传》，喜好灾异、星占。后回乡里豫章南昌县，教授学生常达百余人。廖扶，研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学生常达数百人。张恭祖，研习《韩诗》，弟子有郑玄，郑玄的弟子有崔炎。杜琼，少年时拜任安为师，后来著《韩诗章句》十多万字。

　　〖关学〗北宋张载所创学派。因张载长期在陕西关中地区讲学以及弟子多为关中人，故名。也称“横渠学派”。参见“横渠学派”条。

　　〖广平定川学派〗南宋舒□、沈焕等人创立的学派。舒□号“广平”，学者称“广平先生”。沈焕号“定川”，学者称“定川先生”。因称两人为代表的学派为“广平定川学派”。舒□为奉化（今属浙江）人，妇翁童大定为龟山学派杨时弟子，杨时是二程高足，因此，舒□少年即闻伊洛之学。既而，问学于南轩学派张□，又听说晦翁学派朱熹、东莱学派吕祖谦讲学于婺（今浙江金华），徒步前往受教，后来又受业于象山学派陆九渊，“顿有省悟”，逐步形成自己思想体系。沈焕，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其父为程颢、程颐二传弟子，焕自幼承受家学，潜心经籍。后与舒□、杨简、袁燮同游太学，师事陆九渊之兄陆九龄，并称“甬上四学者”或“明州四先生”。舒□、沈焕两人思想接近，于家乡授徒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此派代表人物还有舒琥、舒琪，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舒□、李元白、袁肃、罗子有、邓梦真、汪行简、戴泳、诸葛生、沈传曾、舒衍、竺大年、吕乔年、王良学等。此派思想广采众家，但以陆氏“心学”为主，以“平实”与折衷为主要特色。他们认为“心”是世界本源，“谓易之极，即心之极”，“心”即是“道”，即是理。他们特别重视陆氏发明本心”之学，谓“本源既明，是处流出，以是裕身则寡过，以是读书则蓄德，以是齐家则和，以是处事则当。”极力主张修养在于“先立大本”，强调“吾儒急务，立大本、明大义耳。本不立，义不明，虽讨论时务条目何为？”他们所说的“大本”就是“心”，指出，“平时以圣贤经书、前辈议论□裹作人，自己良心先不明白，一旦处外境不动，难矣哉”。他们认为“人之良心，本自明白”，“良心之粹，昭如日月”。人心不明，主要是“怠惰卤莽”、“物欲”等邪念障蔽所至，要明本心，就要革除这些邪念。谓“好乐贪羡之心，扫除不尽，是心终不获与圣贤同”。“邪念释除，志虑所关，莫非至善”，“往往不告而知”。此派还主张“践履笃实”，教学“以笃实不欺为主”，“教以日用常行之道”。提倡“以天下为己任，虽居冷宫，未尝忘事也”。重视学习，谓“饥饿自当顺受，若不知学，必须陨□失”，“寡廉鲜耻”，“惟知学乃能安于义命，随顺区处，终不至丧身失节”。此派为学在于“要而不博”；曾作诗说：“为学未能识肩背，读书万卷终亡羊”。但他们后来亦知“周览博考之益”，并不反对博览群书。他们还认为，多与师友切磋讨论，是获取知识的好方法，谓“吾济生长偏方，闻见狭陋，不得明师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宋元学案》卷七十六《广平定川学案》）此派师事陆九渊，卫护师门，也坚定维护朱熹，“闻人有诡朱子者，广平（舒□）辄戒以不可轻议”，不赞成扩大两派之间的间隙，有着明显的折衷朱、陆的倾向。对其他各派，也持宽容兼蓄的态度。主要著作有：舒□《诗学发微》、《诗礼讲解》、《广平类稿》、《文靖集》，沈焕《定川言行编》、《定川遗书》等。此派学说在南方兴盛一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黄宗羲曾评论说：“杨简、舒□、袁燮、沈焕，所谓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杨简）每提‘心之精神谓之圣’一语，而契斋（袁燮）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观四先生学术之同矣。文信国云“广平之学，春风和平；定川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云间月澄；瞻彼契斋，玉泽冰莹。一时师发，聚于东浙，呜呼盛哉。”全祖望认为，全面比较起来，舒沈之比不上杨、袁，“然舒沈之平实，又过于杨袁也”（《宋无学案》卷七十六《广平定州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