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学派〗北宋范祖禹创立的学派。因其原籍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学者称“华阳先生”，故称所创学派为“华阳学派”。祖禹早年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从其在洛阳十五年，多受教诲，人以其为司马光得意门生。祖禹勤敏好学，继承司马光思想，得其纯粹”，并有所发展。又与吕希哲、刘恕等为友，谈论经书，相得益彰，因形成“华阳学派”。一传再传弟子及子孙有：范冲、司马康、黄庭坚、范仲□、范子长、范子该等。此派为学主要探讨“诚”、“性”等。他们认为，“圣人之治天下，未尝不以诚也。”又说，“诚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见之”，即认为是一种精神实体。他们还说，要作到“至诚”，必须“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他们认为，“性”主要是指“仁义”。还说，“诚者，圣人之性也。”

　　〖淮南九家易学派〗淮南王刘安，西汉前期人，厉王的长子。喜欢读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若干篇，又有《中篇》八卷，聘请善长《易经》者九人撰《淮南九家易经》，署名《淮南九师书》。淮南九家易学派对《易经》文有自己的见解。例如，“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该学派认为，鬼方是小蛮夷，高宗是商朝隆盛时期的天子。隆盛时期的天子攻伐小蛮夷，却历时三年而后取胜，说明用兵不可不慎重。“潜龙勿用”，是说天时不到不可行。“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谓日间勤勉，夜间休息只有行正道的君子才能如此。“含章可贞”，则解释为，活动于现在，成就于未来。又谓，有德能的人居统治大位，民情汰劣而为美，因为有他为先导，但是，如果动于上却不应于下，说明统治者的命令与民情的具体情况差距太大，所以《易经》说“亢龙有悔”。“履霜，坚冰至”，这是圣人见微知著，见始知终的宏论，所以应该明白：看见一双象牙筷子便知将出现酒糟堆积的山丘、由火热的升腾便可能出现炮烙法的道理。该学派又认为有大德的人们言论的方略雷同，办事的意旨雷同，上下一心，没有故意的分歧和偏见，对于邪辟便遏止，对于善事便开导，这也是民心所向，所以《易经》说：“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小过亨，利贞”，是说人没有不犯小错误的，但要防止错误扩大。

　　〖衡麓学派〗南宋初胡寅所创学派。世称胡寅为“衡麓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衡麓学派”，寅为武夷学派胡安国之侄，养为己子。幼从家学，后师事于龟山学派杨时，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与胡宁、胡宏、梁观国同学，，与江琦、胡襄、韩璜、刘衡、张祁为友，往来甚密，多受其思想影响。当时“儒学者晚多溺拂”，胡寅“独□然不染”，固守二程学说，反对佛教、因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学派。从学子孙及弟子不多，主要有胡大原、胡大正、毛以谟、刘荀等。此派崇尚二程理学，反对佛教及墨家学说，他们说墨家“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是一大弊端。又说“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义而妇顺”是“道之至善”。而佛教徒“弃父母出家而不顾，见矮蚁蚊纳则哀种之”，并不是分别亲疏，而是“不孝”、“不善”、“不道”。他们还把儒学与佛教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圣学以心为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圣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穷理而精义，则心之体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为法，起灭天地而梦幻人世，擎拳植佛，瞬目扬眉，以为作用，于理不穷。于义不精。几于具体，而实则无用，乃心之害也。”又说。“佛教以心为法”。‘不问理之当有当无也，心以为有则有，心以为无则无，理与心二，谓理为障，谓心为空”，“以空为至，以有为幻”，都是荒谬的道理。他们还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主张人善恶、寿长短皆因“‘人之凛气不同。或昏或明，或拙或巧、或静或躁，或刚或柔”都是凛气偏正所致根本没有什么“地狱”。《宋元学案》卷四十一《衡麓学案》）主要著作有胡寅《论语详说》、《读史管见》、《斐然集》，刘荀《政规》、《明本释书》、《座右记》、《文源》、《都梁记问》等。全祖望说“武夷（胡安国）诸子，致堂（胡寅）、五峰（胡宏）最著，而其学又分为二。五峰不满其兄之学，故致堂之传不广。然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日，致堂独瞪然不染，亦已贤哉。故朱子（朱熹）亦多取焉。”（《宋元学案》卷四十一《衡麓学案》）此学派对于朱嘉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胡学〗北宋初胡瑗创立的学派。见“安定学派”条

　　〖湖湘学派〗北宋末南宋初胡安国所创“武夷学派”和其子胡宏所创“五峰学派”，及南宋张轼所创“南轩学派”等合称“湖湘学派”。参见“武夷学派”、“五峰学派”和“南轩学派”。

　　〖横浦学派〗南宋张九成所创学派。九成自号“横浦居士”。因称所创学派为“横浦学派”。九成为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的三传弟子、二程再传门人，师事于免山学派杨时。九成自幼聪慧，八岁即能默诵《六经》，从学于杨时。同舍生“更相惊服而师尊之”。绍兴二年（１１３２）登进士第一。后辞官回家，学者闻风而至。“执贽门下”。虚心请教。九成与喻樗、张浚、姚述尧、叶先觉、施德操等为友，互相切磋学艺。又与禅师宗果为莫逆交，多接受其佛学思想。因形成以二程、杨时“理学”思照为主；又杂人大量佛学思想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签多，著名者有：韩元吉、凌景夏、樊光远、汪应辰、沈清臣、方畴、于恕、于宪、徐椿年、倪称。刘荀、郎煜、史浩、郭钦止、赵彦肃、史弥坚、史定之、张良臣等。此派继承二程和扬时思想。学术思想大端仍园程门理学。他们特别重视《六经》。认为“《六经》与圣人合，非圣人合《六经》也。《六经》即圣人之心，随其所用，皆切家理。”又主张，看《六经》须充精求《论语》和《孟子入“便自有味”‘“于平淡处得味，方可以入道”。他用认为，“道非虚无也，曰因而已男。以虚无为道，足以亡国；以日用为道，则尧舜三代之勋业也”。在“日用”之中，尤其提倡“为善”，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即善也”。要做到“善”，必须注重“慎独”等修养功夫，认为“一念之善，则天神、地祗、祥风，和气皆在于此。一念之恶。则妖星、厉鬼、凶荒、札□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独”。还提出，为善要真心实意．不能图虚名。”为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苦能涵养。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为善耳。不然，则有作辍矣。”此流又客援佛入儒，于二程理学之中、掺杂了大量佛学道理、如“以天命之渭性为清净法身、率性之渭道为圆满报身。修道之谓教为千百亿化身”、又谓“仁即是觉，觉即是心，因心生觉，因觉有仁”等。（《宋元学案》卷四十《横浦学案》）主要著作有张九成《横浦文集》、《横浦心传》、《横浦日新》、《孟子传》。沈清臣《晦岩集》，徐椿年《尚书本义》。倪称《绮川集》。倪思《齐斋甲乙稿》、《经解杂著》等。南宋朱熹说此派始学于龟山（杨时），而逃儒以归于释，“皆阳儒而阴释”，其患烈干洪水夷狄猛兽”。黄东发（黄震）亦指出．“上蔡（谢良佐）‘言禅，每明言禅，尚为直情径行。果老（宗果）教横浦改头换面，借儒谈禅、而不复自认为弹，是为以伪易真，鲜不惑矣。”（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十一《横浦学案》）其实，此派仍以二程和杨时“理学”为主，“清苦诚骂，所守不移，亦未尝讳言其非禅也”（同上），不过是把一些佛教思想融入理学之中而已，对后赦有――定影响。所以，其学并末泯灭，仍有许多弟子。其中，汪应辰另创“玉山学派”。

　　〖横渠学派〗北宋张载所创学派。载为北宋风翔□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人称“横渠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横渠学派”。张载长期在陕西关中讲学，故又称其学派为“关学”。载少孤自立，志气不群，无所不学，尤喜谈兵。后范仲淹劝他学习儒家经典，授以《中庸》，遂决心入儒求道。后又曾研读佛、老。反求于《六经》。在京师遇见表侄二程，共语道学之要，多有启发。于是尽弃异学，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又不为经典传注所感，敢于冲破传统观点束缚，经过二十余年“苦心力索”，终于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独辟溪径，创建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在关中等地广招门徒，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形成了横渠学派。关于横渠学派学术渊源，据二程弟子杨时所说，“源出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杨龟山集》卷五），认为横渠学源导源于洛学。也有人认为横渠学派的部分学说和观点为洛学所吸收和赞赏。实为两派互有吸收、影响和辩正，才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学术派别。此派代表人物及其弟子虽算不上众多，确也有一定规模。其中，著名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范育、晁说之、蔡发等。此派政治思想，崇尚三代之治，主张恢复并田、宗法和分封制度，主张“均平”、限制“兼并”，尤重气节。学术思想，反对佛道两家关于“空”、“无”的观点，把传统的“元气”说和《周易》阴阳学说相结合，形成了以“气”为世界本体的宇宙观，提出“太虚即气”的命题。认为“太虚不能无气”，太虚不是虚无静寂的真空，而是充塞着“气”这种极为细微、为肉眼所不能觉察的物质实体。认为“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形成万事万物。“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这种物质实体则散为太虚。人也是气聚而生，气散则死。肯定了“太虚”、“气”、“万物”乃是同一物质实体的不同状态。反对“有生于无”以及“虚能生气”的观点。首创理学“理一分殊”的理论。在方法论上，提出“一物两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凡物皆有对”，叫“两端”或“两体”，他们认为“两”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合两而为一，无两则一不存，猜测到事物对立面统一的某些原理。还提出“动非自外”的观点，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由事物内部阴阳两个对立面的矛盾运动引起了发展变化。还指出事物发展变化要经过“渐化”和“著变”两个阶段，“变言其著，化言其渐”，把显著的变化叫做“变”，把逐渐变化叫做“化”，认为“渐化”过程到了一定阶段，就要引起“著变”。在伦理观上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提倡追求天地同流、物我同性的最高精神境界。重视“礼教”，宣传“仁爱”学说。在人性论方面，认为人由气聚而成，而先则有清浊，圣人得气最清者，一般人得气之浊者，恶人得气之最浊者。还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是善的来源，“气质之性”则是恶的根源，认为人在生下来之前就存在一个“天地之性”，要人们通过内省体验的修养功夫，克服恶的“气质之性”，存养“天地之性”。在教育思想上强调“学以变化气质”，提倡“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重视教育的作用。在认识论上，承认“闻见之知”的作用，但称之为“闻见小知”。提倡“大其心”，“不以见闻桎梏其心”，方能获得“天得良知”，认为只有“德性之知”才能认识“天下之物”。（《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主要著作有张载的《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西铭》等（１９７８年中华书局出版有《张载集》。）横渠学源（关学）为宋明理学四大学派之一，素有“濂、洛、关、闽”之称。此派对王安石“新学”取消极态度，与洛学来往甚密，部分观点为洛学所吸收和赞赏。盛时“不下洛学”。张载死后，学派分化，三吕等归入洛学，种师道等投笔从戎，唯李复、张舜民等仍续其传。后来宗派虽日见衰败，但学说影响很大，其学说中的唯心主义部分为南宋朱熹所推崇，唯物主义部分为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所继承和发展。

　　〖鹤山学派〗南宋魏了翁所创学派。了翁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曾筑室于白鹤山下，号“鹤山”，学者称“鹤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鹤山学派”。了翁为二江学派范子长、范子该所传。范氏师事南轩学派张□，了翁从中接受了张□学说。既而潜心研究张□、朱熹之学，成为二人私淑弟子。又与高载、高稼、高崇、高定子、真德秀、辅广、李燔、张冶、李坤臣、李从周为友，互相切磋学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史弥远专擅朝政之时，他辞官回乡，居白鹤山下授徒讲学，“士负策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形成“鹤山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魏文翁、郭黄中、吴泳、游似、牟子才、王万、史守道、蒋公顺、税与权、膝处厚、蒋重珍、许月卿、史绳祖、叶元老、严植、张端义、王□、赵范、赵葵、牟应龙、李□等。此派为学旁搜诸家，广取博收，以钻研儒家经典为主，融合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形成自己驳杂的思想体系。他们反对虚无之说，谓“虚无，道之害也”。认为“宇宙之间，气之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在人则阳魂为神，阴魂为鬼。二气合则魂聚魄凝而生，离则魂升为神，魄降为鬼”。又认为“人物之生有刚柔，于是乎有善恶。刚之善也，其言直以畅，恶也，其言粗以厉。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恶也，其言阂以弱。”主张通过修养变化气质，谓“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则气得其养，而生生不穷。夫如是，可以变化气质，愚明柔强，虽引为圣贤可也”。此派尊崇朱嘉，曾倡言推尊理学，以改变社会风气。建议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定爵谥，表彰周、程开创理学之功。重视读书穷理工夫，谓“益知读书穷理工夫无穷，此不是黔奇街博，义理所系，世变所关，不容草草”。读书穷理的目的是“涵养气质”，转变社会风气。此派还特别重视“心”的作用，认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两仪，以命万物”。指出“是心之明，光乎日月，然则心者神明之舍，所以范围天地，出入古今，错综人物，贯通幽明”。如果“人心迁于物则蔽□”，这就需要下一番“正心”、“养心”、“明心”的工夫。要做到“心之神明”，就要“寡欲”。此派提倡“寡欲”，而不提倡“无欲”，认为“圣贤言寡欲矣，未尝言无欲也”，“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以此求之，则养心之说备矣”。此派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的贵贱贫富的界限是不侵犯的“天险”。此派特别重视学校教育，人认为“崇学校在于养士气”，“涵养气质以成其材，而待国家之用”。为学主张多读原著，谓“读书虽不可无注，然有不可尽从者”。指出，“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主张“不欲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得活精神也”。（《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此派代表著作有：魏了翁《鹤山大全集》、《九经要义》，魏文翁《中庸大学讲义》，吴泳《鹤林集》，王万《心铭》、《淡斋规约》、史守道《传斋集》、《春秋统会》，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此派学说曾盛行于四川邛眉一带，明清时期仍有传人。

　　〖恒斋学派〗创始人李文□（１６７２一１７３５）。文□，字元朗，号恒斋，清善化（今属湖南）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文□“平生躬行实践，以孝闻。学成，远近争师之。主讲岳麓书院，从游者众”。文□交游者有熊超、东无咎、王元复、张鸣珂等。此派之学，以朱熹为归。其教士，以圣贤经传之旨为修己治人之方。文□“为濂洛关闽之学，于书无所不读，务究其蕴奥。子史魏书，必批其根抵。尝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观诸子之有纯有驳，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察秦汉以下之成败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酿之尽善尽美也？”文□长于《易》，尝著《周易本义拾遗》六卷。在其《序》中说：“《易》之体要，象辞变占而已。辞者，卦之蕴也；变者，受之动也；象者，理之形也；占者，事之兆也。卦无定体，爻无定用，而圣人之精蕴，于是乎见焉。语其性情谓之德，语其形容谓之象，语其成位谓之体，语其对待谓之错，语其流行谓之综。卦之万变，由是而生矣。承其尊乎，乘其卑乎，应其敌乎，互其交乎，变其之乎，得奇之谓健，得偶之谓顺，无过不及之谓中，质与位当之谓正。爻之万殊，由是而生矣。”他自谓用七年时间，三易草稿，才完成此书。认为《周易本义》“于辞，则多得之，而于象，盖未深考，是亦不无遗议也”，所以他才为之补葺，释经则以象数为主，释传则以义理为归，欲进一步将《周易》“推而明之”、“究而极之”。文□又撰《周礼集传》六卷，认为《周礼》“表章虽明，而训释未逮。至于示诸儒之说，则又未免以私意小智杂乎其间”，故虽有醇而“不胜其疵”，虽有详而“不胜其略”，使学者不能无望洋之叹。“于是熟读深思，远稽博采，不揣固陋，勒为一编，上推列圣之因革，下鉴历代之兴衰，以窃附于《诗》、《书》集注之后”。对于儒家经典的要旨，文沼认为，“以《乾家》尽造化之理，以《蒙》、《艮》立教学之归，以《乾》、《损》、《益》动，明修己之实，以《家人》、《睽》、《复》、《无妄》极治人之原，而《易》之精蕴，已思过半矣；基曰诚，曰纯，曰一，《中庸》之枢纽也；其曰端本，曰善则，则《大学》之体要也；其曰视听言貌思，白刚柔善恶中，则《洪范》至切之目也；其曰礼乐政刑数，则《周礼》至当之规也；其曰正王道，曰明大法，则《春秋》至简之义也；至于示不改之乐，发无言之蕴，推性善之由来，明仁义之大化，而孔、孟之心法，于是乎昭然若揭焉”。此学派代表著作，除上述者外，还有李文□《春秋集传》、《太极通书拾遗后录》、《西铭拾遗启录》、《正蒙集解》、《近思录集解》、《家礼拾遗》、《恒斋文集》，车无咎《尚书口义辨类编》、《切己录》、《承雅堂集》，王元复《榴园管测》等。徐世昌《清儒学案》评曰：“湘湖之间，自船山王氏后，多潜修其著述。可称学术纯正者，推恒斋李氏。同游诸人，皆格守程、朱之说。当时未大显，镜海唐氏乃表章之。”

〖河东学派〗前期代表人物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明山西河津（今山西河津县）人。以魏纯、范某为师，学习局敦颐和二程学说。永乐年间进士，官监察御史、大理寺正卿等。晚年于故里教学，学生众多，知名者有：闫禹锡、张鼎等；闫禹锡弟子有段坚；段坚弟子有王鸿儒。该学派主张“太极”是宇宙的本体，由“太极”产生万物。“统体一太极，即万殊而本一”。（黄宗羲：《明儒学案・河东学案》，本文下同）认为“太极动而生阳，动前便是静，静便是气”，由气形成万物，“石壁上草木，最可见生物自虚中来，虚中则实气是也”。太极里虚无一物，它有理而无形；“天下无无理之物，无无物之理”；理在气中，理与气不可分先后。又认为，求理（道）不仅限于“身内”，而应遍求于“身内”、“身外”。“人只于身内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浑合无间”，“不可将身外地面作虚空看，盖身外无非真实之理，与身内之理，浑合无间”。还认为：人性，“非特具于心”，即不仅表现在意念上，“凡耳、目、口、鼻、手、足、动、静之理皆是”。河东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有吕柟、吕潜、杨应诏等。吕柟，字仲木，号泾野，明朝中期陕西高陵人，正德年间进士。其师薛敬之；薛敬之师周蕙；周蕙师段坚；段坚师闫禹锡；门禹锡师薛瑄。先后官拜翰林修撰、国子祭酒等。在解州建解梁书院，选民间俊秀，歌诗习礼。在南京的九年，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东南学者尽出其门。其知名弟子有吕潜、杨应诏等。朝鲜国闻其人名，奏请其文，作国中范文。该学派有关于格物致知的见解。认为“格”是“观察求取”，“格物之义，自伏羲以来，未之有改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求诺物，近取诸身，其观、察、求、取，即是穷极之义”。“物”指具体的语默作止，格物的“物”，“非是泛然不切于身的”，“凡身所到，事之所接，念虑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宇宙内事，固与吾心相通，使不一一理会于心，何由致知？所谓不理会而知者，即所谓‘明心见性’也，非弹而何？”有关于“知行”的见解。认为“人之知行，自有先后，必先知而后行”，圣贤也未曾“以知为行”。其教育观，主张儒者应在“繁华波荡”中学会“克治”。说：“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终南僧用功三十年，尽禅定也。有僧曰：‘汝刁静久矣，同去长安柳街一行’。及到，见了妖丽之物，粉白黛绿，心遂动了。一旦废了前三十年的功夫。可见亦要于繁华波荡中学。故于动处用功，佛家谓之‘消磨’，吾儒谓之‘克治’”。该学派著作有薛瑄《读书录》；薛敬之《思魔野录》；吕柟《吕泾野先生语录》；杨应诏《杨天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