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园学派〗创始人王先谦（１８４２－１９１７）。先谦，字益吾，号葵园，清长沙（今属湖南）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先谦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其弟子有谬荃荪、赵铭、朱一新、王仁俊、吴庆坻、陈毅、苏舆等。其交游者有周寿昌、俞樾、吴汝纶、郭嵩焘、黄以周、孙治让、萧穆、邹代钧、皮锡瑞等。此派之学，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尤以编印古书著称于世。王先谦在政治思想方面顽固守旧，戊戌变法时期，他勾结劣绅叶德辉等破坏维新运动。此后，又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在湖南的开展。但他在罗致文人，从事古籍和历史文献的编校刊印方面却成绩裴然。校刻有《皇清经解续编》―干四百三十卷、《南蕾丛书》八卷、《天禄琳□书目前后编》三十八卷、《盐铣论》十卷、《书世说》八卷、《晃氏郡斋读书志》二十卷、《赵氏附志》二卷编有《十朝东华录》二百卷、《东华续录》四百三―个卷、《汉书补注》―百卷、《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水经注合笺》四十卷、《荀子集解》二十卷、《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庄子集解》八卷、《续古文辞类篡人三―广四卷、《骄文类纂》四个四卷、《元史拾补》个卷，还撰有《尚书孔传参正》二十六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附图―册。后其自著文编为《虚受堂诗文集》三十六卷。其弟子谬荃荪又为张之洞弟子（参见南皮学派）。赵铭又为钟文感弟于，他“通博淹雅”，撰有《左传质疑》，李慈铭为之序，推许之。又撰《读左传余论》、《琴鹤山房集》、《梅花洲笔记》等。朱一新曾被张之洞延聘为端溪书院山长，又主讲广雅书院。他“研究经史，穷极精奥，而务求其通。嗜濂洛关闽之书”。著有《无邪堂答问》五卷、《汉书管见》四卷、《佩弦斋史诗存》五卷、《外集》四卷，总为《拙□丛稿》，还撰有《京师坊苍志》、《德庆州志》、《东三省内外蒙古地图考证》等。王仁俊又为黄彭年弟子（参见陶楼学派）。吴庆坻曾任湖南提学，先后典云南乡试，任四川学政、湖南学政，曾去日本考察学制。他少治宋学。著有《蕉廊脞录》八卷、《辛亥殉难记》八卷、《补松庐诗录》六卷，辛亥后，作《悔余生诗》五卷，他曾与修《杭州府志》、《浙汉通志》。陈毅曾官邮传部参议，著有《墨子注疏》、《荀子集补》、《晋书地理志补注》、《魏书官氏志疏证》、《隋书经籍志补遗》等。苏舆“幼好学，既长，以著书存目自任”。著有《春秋繁露义证》等。

　　〖静清学派〗南宋末史蒙卿所创学派。蒙卿为鄞县（今湖辽宁波）人，曾自号“静清处士”，因称所创学派为“静清学派”。史称“四明之学，祖陆氏（陆九渊）而宗杨（机简）、袁）（袁燮），其言朱子之学，自黄东发（黄震）与先生始”。蒙卿早师朱熹再传弟子小阳先生（□），学习朱熹理学。又曾拜王应麟为师，王应麟曾从学于王□，□曾从学于真德秀，真德秀为学祖述朱熹，以朱门弟子詹体仁为师，因此，蒙卿从王应麟学习，亦出自朱学。蒙卿一改家乡宗陆之风，潜心研究朱子理学，“务明体以达用”，然对朱学并不盲从，间有发挥，因创具有自己特点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有：程端礼、程端学、蒋宗简、乐良、戚秉肃、王楚鳌、徐仁、张信、陈韶等。此派为学宗主朱熹，以钻研儒家经典为主，尤重《春秋》。认为“学问进修之大端”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反身”。主张为学“莫先于尚志”，立志以后，“便当居敬，以涵养其本原”。认为“人心虚灵，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固有。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庄静一以涵养之，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听”。经过这样一番“居敬”、“涵养”工夫，再去穷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诚”。认为穷理之要，在于“格物致知”，在于读书。通过格物致知穷得此理，再以“所穷之理，反之于身，以践其实”。此派虽继承程朱理学，但亦有修正和发挥之处。史蒙卿与王应麟说经，多有不合之处，据此“可知静清虽宗主朱学，而其独探微言，正非墨守集传章句或问诸书以为苟同者”。（《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主要著作有：史蒙卿《静清集》，程端礼《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存存斋铭》，程端学《春秋本义》、《三传辩疑》、《春秋或问》等。此派学说主要流传于福建、江浙一带。黄百家曾指出，“庆元自宋季，皆传陆子之学，而朱学不行于庆元，得史静清而为之一变。盖慈湖（杨简）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源远流分，其所以传陆子者，乃其所以失陆子也”（《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此派对于传播朱熹理学有一定作用。

　　〖静修学派〗元初刘因所创学派。因雄州容城（今河北徐水），自号“静修”，学者称为“静修先生”，故称所创学派为“静修学派”。刘因先从因子司业砚弥坚学习训诂疏释之学。后得朱熹私淑弟子、南来大儒赵复所传程朱理学，遍读周敦颐、程颖、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吕祖谦等人之书，尤服膺朱熹。与滕安上等为友，反复论道，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刘因入元曾受世祖忽必烈征召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未几即辞归，后来屡召不起，以授徒著述为业，从者日众，因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乌冲、郝庸、李道恒、刘君举、李天□、林起宗、杖萧、安熙、李士兴、苏天爵、杨俊民等。此派以朱熹理学为宗，尊崇朱熹，曾谓未学“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认为研读宋儒之学，当从六经、汉唐传疏入门，方可“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不致“穿凿”。在道与物的关系上，认为“道”是最根本的。在君臣关系上，肯定君臣大义，“此理抛之必然，亘万古而不可易”。此派在理学上虽朱学范围，但并不严守门户，往往杂入陆九渊“心学”而自求本心。又吸收了邵雍的“观物”思想和庄子的“齐物”学说，杂取众家，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又有人说“静修颇近乎康节（邵雍）”（《宋元学案》卷九十一《静修学案》）。此派还提出“诗、书、春秋皆史”之说，认为”古无经史之分”，开后世学者所提“六经皆史”之先河。主要著作有：刘因《静修先生集》，李天□《诗书经疏》，林起宗《志学指南图》、《心学渊源图》，苏天爵《滋漠文稿》等。“有元之学者，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三入耳”。（《宋元学案女卷九十一《静修学案》）其中，刘因与许衡并称为“元北方两大儒”，因之，此派成为元代北方仅次于“鲁斋学派”的第二大学派，对于传播儒家学说发挥了重要作用。元末著名学者苏天爵为此派二传弟子。

　　〖静明宝峰学派〗元代陈苑、赵□所创学派。因学者称陈苑为“溶明先生”、称赵□储为“宝峰先生”，故称所创学派为“静明宝峰学派”。陈苑为江．西上饶（今属江西）人，幼习儒学，后得陆九渊之书，喜曰：“足以致吾知”，“足以利吾行”。于是遍读陆九渊及其门人所著，尊从陆学，成为陆九渊及其弟子杨简等人的私淑弟子。赵□储为慈溪（今属浙江）人，初读杨简书，“恭默自省，有见于万象森罗，浑为广体”，谓“道在是矣。何他求为？”遂弃科举之业，隐于大宝山之麓，潜心研究陆九渊“心学”。自元以来，程朱之学盛行，陆学衰微。后来，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式，成为官学。尊崇程朱理学之人，听说二人倡明陆氏心学，常加讥毁，而二人信念不变，持之更坚，重修象山讲堂，授徒讲学不衰，因形成“静明宝峰学派”。一传数学弟子甚多，著名者有：祝蕃、李存、舒衍、吴谦、曾振宗、闵甲、陈麟、桂彦良、乌本良、向寿、李善、罗拱、危素、张□镭、徐震、上官□、刘礼、李孝谦等，其中，祝蓄、李存、舒衍、吴谦号称“江东四先生”、“静明高座四弟子”。此派笃于陆九渊“本心”之学，认为“万物有存亡，道心无生死”。“理之根夫人心者，亦何尝一日混绝？”主张“穷明本心”、“存心养性”。要“究明本心”，必须以“静虚”为主，‘先静其心，心静则视听言动皆得其正”。“静心”的方法，主要为“静坐”，“凡日夜之为，若恐迷复，则于风兴入夜之时，宜静坐以凝神”，“凡除合应用之事外，必入斋庄之所静坐”。通过“静坐”、“寡欲”达到“静心”。“静心”之后即可作到“心正”，“此心苟得其正”，则所谓“五经”，无非此心之表现，“书者，此心之行事；诗者。此心之咏歌；易者，此心之变化；春秋者，此屯、之是非；扎者，此心之周旋中节”。此派尚静坐求心之功夫，几近于禅学，又主张道心常存。人随自然之化即得其安，又近于道家。实是融今儒、佛、道币以阶九渊“心学”为主的一个学派。主要著作有：赵□《宝云堂集》（《四库全书总目》作《宝峰集》），李存《俟庵文集》，桂彦良《清节集》，乌斯道《春草集》，王桓《明白先生集》，危素《危太朴集》，张□《蜕安集》等。元代程朱理学盛行。陆九渊“心学”几尽衰绝。草庐学派吴澄、师山学派郑玉曾调停于朱陆之间，但未能振兴陆学。此派骂信并因守陆学，使陆学在元代一度中兴。对于传播陆氏“心学”及开启明代王氏“心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儆居学派〗创始人黄式三（１７８９―１８６２）。式三，字薇香，号儆居，清定海（今属浙江）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式三家学有其四予以周、从子以恭、孙家岱承传。其弟子有成怀峤、张成渠等。其交游者有金鹗、严可均、吴德旋、方成□、刘灿、王约等。黄以周弟子有林颐山、张锡恭、陈庆年、曹元忠、于鬯等。以周交游者有俞越、李慈铭、谭献、孙治让、张文虎、朱一新、陶方琦、王继香、虞景璜等。此学派博综群经，尤长三礼，谨守郑学，而兼尊朱嘉。式三于学不立门户。治《易》，“言卦辞、受辞一意相承，六十四封又辞同者亦一意相承。又释《系辞》衰世之意，谓伏羲世衰而神农作，《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古古谓神农也。以此申郑君神农重封之义”；治《春秋》，“以订杜预释例为伪”；于《礼》，“论郊□，论学校，谨守郑学”；读史，“喜《文南通考》”。著有《论语后案》二十卷、《易释》若干卷、《尚书启□》四卷、《诗丛说》一卷、《诗序说通》二卷、《诗传笺考》二卷、《春秋释》二卷、《周季编略》九卷、《汉郑君粹言》若干卷、《经说》四卷、《史说》四卷。黄以周（１８２８―１８９９），本名元同，后改今名，以元同为字。他于《易》、《诗》、《春秋》皆有著述，而“三礼尤为宗主，凡详考礼制，多正旧说之误，释后人之疑，而意在核明古礼，示后圣可行”。著《礼书通故》一百卷，列五十目，采集汉唐至清关于礼制的解说，考释中国古代礼制、学制、封国、职官、田赋、乐律、刑法、名物、占卜等。又以为孟子学孔子，由博反约，而未尝亲炙孔子，其间有子思综七十子之前闻，承孔子以启孟子，乃著《子思子辑解》七卷，“举子思所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及所明仁义为利之说，谓其传授之大指，是深信博文约礼之经学为行义之正轨，而求孟子学孔圣之师承，以子思为枢轴”。还著有《古文世本》、《黄帝内经集注》、《儆季杂著》等。黄以恭先是专志于《尚书》，“上参史汉马郑之义蕴，下拾王江段孙之义证，而以其伯父之说为依归”，作《尚书启□疏》二十八卷。继又专志于《毛诗》，别传笺之异同，而务求合于本经，作《读诗管见》十二卷。黄家岱自幼有志于经学，年三十八而卒，撰有州、戴记后笺》、《周易解》、《尚书讲义》、《□艺轩杂著》等，皆未卒业。成怀峤从黄式三学三年，长于《易学》。张成渠“受经于儆居，遂以经学著名”。黄以周弟子林颐山曾继其师主讲南著书院，宣统初聘任礼学馆纂修，著有《经述》三卷及《经解续编》，又有《群经音疏补证》、《水经注笺疏》，书稿未传。张锡恭曾肄业南著书院，受以周之学，笃志研经，长于三礼，晚聘任礼学馆纂修。陈庆年尝为祭酒王先谦所识拔，肄业于南著书院。其为学期于通经致用。尝谓“今日儒者决非画封故步所能济世，撰《外交史料》、《列国政要》，与鄂申请生讲明中外情势，了如指掌。在江南据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沿海形胜图》与日本争回东沙岛，为时所称。晚设传经堂课士，以存旧学”。著有《古香研经室笔记》、《知忘录》、《尔雅汉注辑》、《司马法校注》、《司马法逸文汉律逸文疏证》、《补三国志儒林传》、《京口掌故丛编》、《风俗史料》、《近代史料》、《通鉴纪事本末要略》、《五代史略》、《明史详节》、《辽史讲义》、《两淮盐法志撰要》、《丹徒农事述》、《物价研究史料》、《京口兵事通纪》、《兵法史证》、《兵法史料讲义》、《柏举战史》、《吴越战史》、《万历蜀檄征播史》、《兵事丛钞》等。曹元忠长于考证、辞章，尤擅长目录、校勘之学，又诸习掌故，颇负时名，充礼学馆纂修编订之余，撰有《礼议》二卷附《律论》四篇等。于图又为黄彭年弟子，其学长于三礼、《说文》，著有读三礼《日记》各一卷、《说文职墨》三卷，他又遍读局秦汉魏古书，刊正夺讹，稽合同异，成《校书》六十卷、《续校》二十三卷，《战国策注》三十三卷。徐世昌《清儒学案》称黄式三“尝谓读书而不治心，犹百万兵而自乱之。予以周少承家学，以为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而汉学、宋学之流弊，乖离圣经，尚不合于郑、朱，何论孔、孟？盖绍述庭闻焉。从子以恭、孙家岱俱能传其学，东南称经师者必曰黄氏”。

　　〖敬庵学派(张伯行)〗创始人张伯行（１６５２一１７２５）。伯行，字孝先，号敬庵，一号恕斋，清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伯行家学有其子师载承传。其弟子有蔡世远、沈彤、郑文炳、费元衡等。其交游者有方苞、朱□、沈近思、汪份、冉颧祖、陈鹏年等。其从游者有孙嘉淦等。此学派专宗程、朱，不参异说，不立宗旨，主敬以端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践其实。认为圣人之道必可学，但圣人之功不可一赋而致，故应循序渐进，须经历因而知、勉而行，艰险崎岖、千磨百炼的过程，才能“成其确乎不可拔、凛乎不可干之气象”，而且犹“退然不自足”，尚须“随时随事检束身心，考验德行”，“朝夕体察，有一理之末融干心、一事之末协于道，则潜思极虑以求之”，这就是自始至终的困学过程。欲将圣学坚持始终，则必须主敬。张伯行指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万善之理，统于一仁；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道莫大于体仁，学莫先于主敬。”他主张，学者当立志远大，“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与天地同体，而后不愧于天地；圣贤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与圣贤同心，而后不负乎圣贤。学者立志，可不远且大哉！”他认为，格物穷理、存诚主敬是为学实地工夫，舍此则非学。“学者为己，须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意，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实，便有间断”。他反对追求货利、放纵嗜欲，“须是无以货利损行，无以嗜欲忘生，无以骄奢败德，而后可以求进于向上一路”。认为学者当奄发有为，不可自卑因循。“学者贵卓然自立，尤贵奋然有为。只一个待宇，断送了古来多少人！故因循最是害事。有待而兴，便是凡民，凡民自甘为凡民，非天有以限之；无待而兴，即是豪杰，豪杰自命为豪杰，非人有以助之”。他认为，人应该坚守“道理”，经得起贫贱患难的考验，“人必于道理上见得极真，而后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亦必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而后于道理上守之愈固”，“大凡处顺不可喜，喜心一生，骄侈之所由起；处逆不可厌，厌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厌，皆有动于中也。圣贤之心如止水，或顺或逆，以理处之耳，岂以自外至者为忧乐哉”？他特厌恶当时学者中“只求做官，不求做人”的现象，指出：“盖务举业，饰文辞，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为先，以纲常名教为重，以孝弟忠信为实修，以礼仪廉耻为防检，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两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于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只求做官，决不能为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断未有不为好人者也。学者须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他还痛斥伪君子，谓“天下事多坏于伪君子。今有人焉，观其容貌，君子也；观其言论，君子也；观其威仪、动作，无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间，盖见利必趋，见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也”。而君子、小人之分，则在于喻于义还是喻于利。“观人者，亦观其喻义者为君子，喻利者为小人而已。容貌、言论、威仪、动作，举不足凭，矢天誓日，举不足信也。持此以观人，则小人之情，无所遁矣”。又谓：“何以为学？曰致知力行。何以为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处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温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几乎？”张伯行尖锐批评了王学流弊，认为朱熹之学，“为功切实可循”，“但学者畏其艰苦难人”，故“自姚江之徒，以不检饬为自然，以无忌惮为圆妙，以恣情纵欲、同流合污为神化，以灭理败常、毁经弃法为超脱，凡一切荡闲□检之事，皆不碍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谁不去做？而圣学之藩篱决矣，即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对于程颐的静坐主张，该学派认为，须加以具体分析，张伯行指出：“伊川先生每见学者静坐，便叹其善学，予谓静坐而思念俱冕者，此坐忘也；静坐而思念纷扰者，此坐忘也。皆不得谓之善学也。须是静坐时，有存诚主敬之功方可。”对于知行关系，此学源认为，二者“有分用处，有交勉处，知是要晓得这事，行是要实践其事，这是分用处。知之既真，则行愈力，行之既力，则知益进，此是交勉处”，二者是既有区别，又互相促进的。此学派代表著作主要有张伯行《困学录》、《续困学录》、《正谊堂文集》及《续集》，张师载《改过斋文集》、《读书日钞》，蔡世远《鳌蜂学约》、《朱子家礼辑要》、《希文堂集》，沈彤《果堂集》、《仪礼小疏》，郑文炳《周易讲义》、《明伦集》、《性理广义》等。张伯行还曾刊布先儒理学诸书五十余种，汇刻为《正谊堂丛书》。此学派不仅在儒学方面有很大影响，在政治上也颇有影响，张伯行曾被誉为当时“理学名臣之冠”，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伯行弟子蔡世远、沈彤后来又分别成为梁村学派、果堂学派的创始人。但近人梁启超则将张伯行讽之为“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

　　〖静庵学派〗创始人明安图（？一１７６５）。安图，字静庵，清蒙古正白旗人。此学派因其字而得名。安图家学有其子明新承传。安图弟子有陈际新、张肱等。其交游者有何国宗、博启等。此派治天文学和算学。安图曾任钦天监监正。当时有西人来中国，介绍求圆周率等三个公式，但没有证明。安图从乾隆初年起，历二十余年的钻研，使三个公式获得证明，并发明另外六个公式。著《割园周率捷法》，书未成而病故。后由明新、陈际新续成此书，共四卷。徐世昌《清儒学案》评明安图曰：“静庵求周径密率自定捷法，出杜德美三术之上，是能以因为创畴人之杰也。”

　　〖荆公新学〗北宋王安石所创区别于先儒的新经学或学派。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晚年封荆国公，因称所创学派为“荆公学派”。又因安石为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故又称“临川学派”。又因安石在执政时颁布《三经新义》，所以此派又称“新学学派”。王安石自幼对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善理解而不拘守先儒旧说，常以自己之意进行解释。又结合社会现实，融会备家学说，逐步形成自己“新学”思想体系。所著《淮南杂说》、《洪范传》等书初出，学者向慕，争相传诵。后居江宁（今江苏南京），聚徒讲学，从学者甚众，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派。执政以后，设局修撰《三经新义》，许多学者参加撰述，扩大了学派的影响。此派弟子甚多，著名者有：王□、龚原、陆佃、吕希哲、陈样道、许允成、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马希孟、孟厚、王昭禹、郑宗颜、耿南仲、王安中、刘仲平、唐耜、林之奇、方悫、邹浩、沈躬行等。此派宇宙观以“元气”为世界本原，认为“元气”具体化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即“五行”。由“五行”生成天地万物。他们认为“五行”这五种物质元素运动变化不已，谓“五行也者，成变化而行鬼神（奇迹之意），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他们还认为，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本身“有耦”、“有对”（即矛盾的对立面）。谓“五行之为物，其时，其位，其材，其气，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声，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无所不通，一柔一刚，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恶，有丑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洪范传》）臆测到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还认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形式为“相生和相克”，“五行”相生和相克，都是对立物经过斗争，从而“治”成新器物，这都是相反相成。还提出事物变化过程中有“变”和“化”两个阶段，认为“因形移易谓之变，离形顿革谓之化”，（《二程粹言》卷上《论道篇》引）即把渐变叫做“变”，把实变叫做“化”。在认识论方面，此派认为世界可知，强调视和听的作用，以为“可视而可知，可听而思，自然之义也。”但又承认有所谓“不听而聪，不视而明，不思而得”的先验认识。在天人关系方面，他们坚持“天人相分”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其规律，自然界的规律叫“天道”，人类社会的规律叫“人道”。自然灾害与人事得失并无关系，“天变不足畏”，应该重人事而不信天命。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此派认为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故相除”的观点，主张变法革新。他们重新训释《诗》、《书》、《周礼》，颁之学官，号曰《三经新义》，对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根据变法需要，另立新说，阐发新义，宣传新学。后又编写《字说》，从训诂方面去阐发经义，宣扬“改易更革”。还对“法先王之政”做了新解，认为“视时势之可否，因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使其适于当前“所遭之变”、“所遇之势”，因此，“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主要著作有：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周官新义》、《老子注》，王□《论语口义》、《庄子注》，蔡卞《毛诗名物解》，陆佃《尔雅新义》、《埤雅》、《□冠子解》、《陶山集》，陈祥道《论语解》，龚原《易传》，耿南仲《周易新讲义》，王昭禹《周礼详解》，林之奇《尚书全解》等。此派学说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最为兴盛。流传全国。王安石死后，“新法”既废，“新学”亦遭人攻击。哲宗绍圣初年，标榜继承神宗遗业，“新学”再次抬头。徽宗崇宁年间，以崇尚熙宁新法为名，亦宣扬此派学说。靖康年间，程颢、程颐的嫡传弟子杨时为“辟邪说”作《＜熙宁奏对日录＞辨》、《＜三经新义＞辨》、《＜字说＞辨》，邵伯温更假冒苏洵之名作《辨奸论》，对王安石思想与变法全面否定。南宋绍兴年间开始禁止“荆公新学”，乾道、淳熙年间仍然有人抨击“新学”及王安石等。此派学说几经崇黜，凡六十余年。终于被统治者所废弃。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其弟子吕希哲另创“荥阳学派”，邹浩等创“陈邹学派”。郑侠虽列为此派门人，但后来与此派学术思想完全不同。

　　〖景迂学派〗北宋末南宋初晁说之所创学派。说之羡慕司马光之为人，自以“景迂生”为号，故称所刨学派为“景迂学派”。自幼苦读经书，别有所得。苏拭“称其自得之学，发挥五经，理致超然，不践陈迹”，以文章典丽、可备著述荐之。说之因得以学习司马光之学问，于太玄象数学领会颇深。又从百源学派邵雍弟子杨贤宝传其先天象数之学，“和刘斟酌，以穷三易之旨”。再从泰山学派孙复弟子姜潜等讲《洪范》之学，与晁泳之刘蒙仲、汪革等为学友，往来甚密。博采，众家之长”，以成一家之言，因形成自己的“学派”。著名弟子有朱弁、王安中、邵溥等。此派学问庞杂，于儒家经典、各家之言，无所不学，在学习时，“不苟同于前儒”，敢创新意。以学习《易学》和“太玄象数学”为主要特点。晃说之师法司马光，苦读其《太玄集》，因取司马光《太玄历》及邵雍《太玄准易图》，布星辰、辨气候、分昼夜，又将《易学》相参于其中，作《星玄星纪谱》。以为治学“不明乎易，则亦无以玄为，而不通乎玄者，则又徒为易也”，历辩诸家谈玄及谈易之央。此派师法司马光涑水之学，反对王安石“新学”，继承司马光怀疑《孟子》之说，以王安石尊孟，极力诋毁《孟子》。晁说之长期苦读儒家经书，晚年却颇信佛学，经常吟诵《法华经》，自称“国安堂老法华”，又称“天台教僧”。认为“经言体而不及用，其言用则不及体，体用所自，乃本乎释氏。”（《宋元学案》卷二十二《景迂学案》）主要著作有昆说之《易高瞿大传》、《易瞿翟小传》、《商瞿易传》、《商瞿外传》、《易规》、《易玄星纪谱》、《晁氏书传》、《晁氏春秋传》、《春秋辨文》、《中庸传》、《论语讲义》、《壬寅孝经》、《五经小传》、《京氏易式》等，今存《儒言》、《晁氏客语》、《景迂生集》。此派规模不大，许多儒者以其诋毁《孟子》及晚年从佛而嗤之以鼻。王安中初从其学，但并末接受其反“新学”之观点，后来返归新学。但在传播先天象数学及疑古方面具有独到见解，仍为一些人所推出崇。

　　〖堇浦学派〗创始人杭世骏（１６９５―１７７２，。或作１６９６一１７７３）。世骏，字大宗，别字堇浦，清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此学派因其字而名。世骏“少负异才，于学无所不贯，与同里厉鹗、陈兆答诸名辈结读书社”。乾隆时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世骏交游者有吴廷华、厉鹗、诸锦、章召南、全祖望、江永、王鸣盛、王超等。此派学识渊博，长于史学及小学。杭世骏博B闻W强Q记，好雄辩。时方苞负重望，世骏独侃侃与之辩论，苞“亦避逊之”。曾受命校勘《十三经》、《二十四史》，纂修《三礼义疏》。世骏著述繁富。著《续方言》二卷，采《十三经注疏》、《说文》、《释名》诸书，以补扬雄《方言》之遗，前后类次，一依《尔雅》，但不标明其目。搜罗古义，颇有稗于训诂。著《续礼记集说》一百卷，自宋、元、明及清初遗佚之说，多赖其书以存。又著《札记质疑》二卷、《礼例》一卷、《石经考异》一卷，对礼颇多研究。在史学方面，著有《史记考异》七卷、《三国志补注》六卷，《汉书疏证》、《后汉书疏证》、《北齐书疏证》各若干卷，《补晋书传赞》一卷，《诸史然疑》一卷，还有《金史补》等。世骏亦长于文学，著有《榕城诗话》、《桂堂诗话》等。在政治方面，世骏主张“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乾隆八年（１７４３）考选御史，试时务策时，世骏条上四事，言“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汉、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人材渊薮，边隅之士，间出者无几。今则果于用边省之人，不计其才，不计其操履，不计其资俸，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高宗震怒严斥，下部议革职。罢归后，历主广州粤秀书院、杨州安定书院，其中在扬州最久。杭世骏著作，除上述者外，还有《词科掌录》、《词科余话》、《蒜市杂记》、《汉书蒙拾》、《后汉书蒙拾》、《文选课虚》、《两浙经籍志》、《续经籍考》、《道古堂文集、诗集》等。徐世昌《清儒学案》评杭世骏曰：“堇浦说经，裒然□编，注史长于考证，一时推为博洽。直言被斥，气节矫然，亦自足传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