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学派〗创始人邵晋涵（１７４３―１７９６）。晋涵，字与桐，又字二云，号南江，清余姚（今属浙江）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晋涵弟子有孙尔准。其交游者有朱筠、翁方纲、王昶、章学诚、戴震、程晋芳、阮元、洪亮吉、周永年等。此学派以博洽见称，而主守约；以经训行世，而其长在史；以汉诂推尊，而宗主乃在宋学。晋涵曾人四库全书馆，参加纂修《续三通》、《八旗通志》等书。其生平善读书，博闻强识，四部七录靡不研究。因其生浙东，习闻刘宗局、黄宗羲之论，故长于史。在四库全书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旧五代史》，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以补其缺，并参考《通鉴长编》诸史及宋人说部、碑碣，辨证条系，悉符原书卷数。书成，呈御览。馆臣请仿刘□《旧唐书》之例，列于甘三史，刊布学官，诏从之。由此《旧五代史》复传人间。又著《尔雅正义》，以郭璞《尔雅注》为宗，兼采汉人旧注，为研究训诂学的重要著作。又著《孟子述义》、《谷梁正义》、《韩待内传考》、《旧五代史考异》、《皇朝大臣谥迹录》、《方舆金石编目》、《□轩日记》、《南江诗文钞》、《南江札记》等。晋涵还有志重修《宋史》，曾仿宋王□《东都事略》，辑《南都事略》，叙南宋史事，书未成而卒。又为毕玩审定《续资治通鉴》，但刻书时未及据以改正。晋涵弟子孙尔准，嘉庆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闽浙总督。其“得师经史之学，敷为章奏；得师文艺，作为诗歌；得师立品之超、见事之明，以核官行军，卓然煽古大臣风烈。是先生之业，文靖为尽得其传”（《清儒学案》）。所著有《泰云堂记》。此派创始人邵晋涵之学，曾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邵氏生平与章学诚相知最深，邵氏殴后，学诚哀之曰：“吴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识。有才有识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岂不重可惜哉！”（同上）阮元曰：“二云先生以醇和廉介之性，为沈博邃精之学，经学、史学并冠一时。于经则覃精训诂，病邢□《尔雅疏》之陋，为《尔雅正义》二十卷，发明叔然、景纯之义，远胜邢书，可以立于学官。在四库馆，与戴东原诸先生编辑载籍，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先生曾语元云：‘《孟子》疏伪而陋，今亦再为之。《宋史》列传多伪，欲删传若干，增传若干。’顾皆末见其书。”（阮元《＜邵氏遗书＞序》）

　　〖南均学派〗创始人彭定求（１６４５一１７１９）。定求，字勤止，号南□，清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定求幼承家学，长师事汤斌。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中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在官三年，乞假归，侍父讲学。既而人都奉职，擢国子监司业，又擢侍讲。后引疾归。定求有曾孙彭绍升传其家学。绍升，字允初，号尺木，乾隆进士，家居不仕。定求交游者有朱用纯、顾培、徐世休、潘耒等。绍升交游者有汪缙、罗有高等。此派之学，以无锡高攀龙、顾宪成为宗，左袒王守仁，以不欺为本，以践行为要。定求初好朱熹、吕祖谦所撰《近思录》，而后服膺“明七子”，即陈献章、王守仁、邹守益、罗洪先、高攀龙、刘宗周、黄道周。时论学者多低王守仁，有谓“明之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寇盗，而亡于学术”之说，彭定求则指出：“诚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说互相警觉提撕，则必不敢招权纳贿，则必不敢妨贤虐忠，则必不敢纵盗民，识者方恨阳明之道不行，不图诬诋者颠倒黑自，逞戈矛，弄簧鼓，一至于斯！，故著《阳明释毁录》以辩护王学。定求又认为人德之方莫先于主静，而默坐澄心乃其要领，故著《密证录》以阐发其意。又以为寡过之方莫备于《易》，故以程颐《易传》为主，博采诸家，著《周易集注》。彭绍升素喜陆、王之学，好佛经，曾绝欲素食，持戒甚严，“论学则欲彻儒、释之樊而游大同之宇”，戴震曾贻书与之辩论。此学派代表著作除上述者外，还有彭定求《小学纂注》、《孝经纂注》、《明贤蒙正录》、《南购文集》，彭绍升《二林居集》、《一行居集》、《测海集》、《观河集》等。

　　〖穆堂学派〗创始人李绂（１６７３一１７５０）。李绂，籽巨来，号穆堂，清临川（今属江西）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李绂交游者有万承苍、谢济世、陈法等。此派学宗陆象山，并力申王守仁致良知之说。李绂尝谓朱熹道问学之功居多，陆象山尊德性之见为卓。他认为，“明陈建等道听途说，剿袭旧闻，诋陆子为禅学，实未究观二家之书，不知朱子晚年之教尽合于陆子。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显道、傅子渊等过为高论，而末及尽见陆子所以为学与所以教人之说，故其所疑为禅者，皆悬空立论，未尝实有所指”。他自谓早年曾“牵于俗学，玩物而丧志三十余年”，后经罢废，“困而知返”，于是“弃宿昔所习”，沉潜反复于陆象山之书，从事于陆切已自反、改过迁善之学。李绂批评罗钦顺为“释氏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之说以排良知之学，谓“其言似是而实非”。他以张载“心统性情者也，心能兼性，性不能外心”之说为依据，认为有见于心即不可能无见于性。心之所统，五伦、五常、万物皆备，而释氏外人伦、率万物，则不可能有见于心。程颐虽有“吾儒本天，释氏本心”之语，但那只是“偶为此言，未及分析”，“而后人遂误解之也”。李绂又进一步批评罗钦顺谓王守仁心学之说混于禅学之说“其实亦非”，认为，“心学肇自唐虞尧舜授受，止曰人心道心，末及所谓性，其言虽出于《古文尚书》，宋以来儒者未有非之者也。《大学》言心而不及性，亦未尝谓之禅。若谓尽心为正学，而明心为禅学，则朱子释明德为虚灵不昧，岂非心乎？又曰具众理、应万事，伊川谓性即理也，具众理、应万事，岂非心乎？以心释明德，则明明德非明心乎”？提出：“吾儒之躬行实践有得于心学，实可以见之修齐治平者，则反推而远之，以为近掸，甚且辞而辟之，以为害道，岂不悼哉！”他又将王守仁与罗钦顺的品格、事功加以对比，以此为王守仁心学辩护，指出：“整蓄与阳明同在武宗之时，天下多故，身为大臣，离事自全而已，能抗刘瑾乎？能诛宸濠乎？能靖粤西之乱乎？此实学与虚说之辨，不敢为乡先达讳也，若陈建辈，无知妄论，则自桧无讥。”所以他断定，“致良知之说，昭然无可疑。其所以“至今末决者”，乃因“支离之俗学以谬见驳之，而放荡之门徒以末流失之也”。他以为“自阳明先生倡道东南，天下之士靡然从之，名臣修士不可数计。其道听途说，起而议之者，率皆诵习烂时文讲章以求富贵利达之鄙夫耳。间有一二修谨之士，阉然媚世。而自托于道学者，稍相辨论，不知其未尝躬行，自无心得，不足以与于斯事，而考见其是非之所在也！”对当世的假道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他还撰文对王安石的事迹有所辨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多引其说。此学派代表著作主要有李绽《穆堂初稿、续稿、别稿》、《陆子学谱、年谱》、《朱子晚年全论》、《朱子不惑录》、《阳明学录》、《八旗志书》等。徐世昌《清儒学案》评李绂曰：“康熙中叶以后，为程、朱极盛之时，朝廷之意指，士大夫之趋向，皆定于一尊，穆堂独寻陆、王之遗绪，持论无所细，虽其说较偏，信从者少，要亦申其所见，不害其为伟岸自喜也。”

〖南湖学派〗南宋杜煜、杜知仁兄弟所创学派。学者称杜煜为“南湖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南湖学派”。兄弟两人最初从学于石墩，后来石墩又把他们介绍给朱熹，于是师事朱熹达十余年之久，深得其传，因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杜范、邱渐、车若水、胡常、王贲、沈可亨、蔡希点、戴良齐、方仪、盛象翁、潘希宗、金叔明、吴澄、戴亨等。此派推崇朱熹之学，谓“道在是也，穷理求仁，吾知所止”。以“讲明道学”为主，尤重《六经》、《论语》、《孟子》和《四书集注》，精心考论理学意旨，多有所得。朱熹曾说他们“论敬字工夫甚善，论气禀有偏，而理之统体未尝有异”。此派也认为“格物是穷理，不可易也”，但不同意“以格为至”，谓“格于上下可以训至，格物难以训至，”如果说“致知在至物”，就说不通。所以他们认为“格且比方思量之谓”。此派对佛学持否定态度，曾把二程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说成是与佛学的“识心见性”相似，但认为佛学没有“存心养性一段”，谓“释氏但能存其无用之心，养其无实之性，却不尽心知性也”。（《宋元学案》卷六十六《南湖学案》）主要著作：杜煜《南湖先生文集》，杜范《清献集》、《经筵讲义》，邱渐《四书衍义》，车若水《玉峰脚气集》，方仪《懋翁玩易》等。此派初创，声望不大，“再传而有立斋（杜范），为嘉定以后宰辅之最，声望几侔于涑水矣。其学传之车氏（车若水），是时天台学者，皆袭篔，荆溪之文统，车氏能正之”（《宋元学案》卷六十六《南湖学案》），曾兴盛一时。此派门人吴澄另创“草庐学派”。

　　〖默堂学派〗北宋末南宋初陈渊所创学派。渊学“知默”以其居室为“默堂”，学者称“默堂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默堂学派”。渊为陈邹学派陈□之从孙，安定学派胡瑗、濂溪学派周敦颐、明道学派程颢的再传弟子，伊川学派程颐和龟山学派杨时的门人，成为杨时之爱婿。渊幼年得闻家学，既长从学于程颐，又师事程颐高足杨时，成为杨门“首座”。渊于书无所不读，师事杨时以后，“济以涵养，熏陶义理，步趋矩度”，很快成为扬时理学的忠实信徒。又与罗从彦、范冲为友，往还甚密，多受教益。努力传播杨时之学，并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学派。此派弟子不多，著名者有沈度等。此派与“豫章学派”观点相近，极力反对王安石“新学”，认为“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谓“圣贤所传，只有《论语》、《孟子》和《中庸》，《论语》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爱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爱’为‘仁’；其言《中庸》则谓‘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处己。”皆为荒谬之之言。又说，“盂子发明性善，而安石取杨雄善恶混之言，至于无善无恶，又溺于佛，其失性远矣。”此派攻击王安石溺于佛，实际上他们才真正溺于佛，清人全祖望曾指出，此派“禅学深入之，而龟山（杨时）亦未能免于此也。”（《宋元学案》卷三十八《默堂学案》）主要著作有陈渊《默堂集》。此派规模不大，从学者少，又溺于禅学，“所以不得不输正统于豫章（罗从彦）”（《宋元学案》卷三十八《默堂学案》）。

　　〖木钟学派〗南宋朱门弟子、永嘉（今属浙江）人陈填、叶味道所创学派。因陈填取《礼记・学记》“善问者如攻坚木”、“善待问者如撞钟”之意，作《木钟集》，以问答形式阐发程朱理学思想，故称所创学派为“木钟学派”。陈填字器之，学者称“潜室先生”，韧师事于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后又拜朱熹为师。叶味道亦曾从师于朱熹。永嘉从朱子之学者，自二人始。二人对朱子之学十分敬服，又融合永嘉学派部分思想，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后来，江淮制使赵善湘建明道书院，聘请陈填为干官兼山长，从学者日益兴盛。时味道亦授徒讲学。因形成自己的学派。此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翁敏之、翁岩寿、车安行、董楷、徐霆、赵复斋、缪主一、王梦松、赵景纬、王柏、胡一桂、车若水、余学古、胡长孺、陈刚、谢降、章仕尧、徐兴祖、黄淮等。此派“墨守师说”，以阐发程朱理学为主，同时也吸收其他学派一些思想，形成自己学派的特色。他们以“阴阳二气之聚散”释鬼神之理，认为“气聚则始而生，气散则终而死。聚而生者为人，散而死者为鬼。有聚则必有散，聚散本一理也”。认为“贤者之死而致生之，则其鬼神；不贤者之死而致死之，则其鬼不神”。指出“死而气散者，其常也。若不得其死，郁结不散者，其变也”。“其气不散，为妖为厉”。强调“设为宗桃”，“教民亲爱”，为暴死者立嗣以奉其后，“庶乎鬼有所知，而神始安宁矣”。此派推崇义理之学，认为“记问之学虽博而有限，中窒故也；义理之学至约而无穷，申明故也”。尤重“心”“性”的探讨，认为“心体昭融，其大无外，包具许多众理，是之为性，性即理也。理有未穷，则心为有外，故尽心必本于穷理。盖谓穷究许多众理，则能极心体之昭融而无不尽。性与天只是一理”。认为“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但由于人们“票赋之不齐”，故又分为“义理之性”和“血气之性”，“仁义理智者，义理之性也；知觉运动者，气质之性也”。认为圣人具有“义理之性”，其心“渣滓净尽，统体光明，具众理而该万用”。一般人众则要通过持敬慎独、向内修养的功夫，克服“气质之性”，达到“开眼便见此理，更不持渐次安排”的填界。（《宋元学案》卷六十五《木钟学案》）主要著作有：陈填《木钟集》、《禹贡辩》、《洪范解》，叶味道《四书说》、《大学讲义》、《祭法宗庙庙享效社外传》，车安行《楼冰集》，董楷《克斋集》，缪主一《无隐集》，胡一桂《古周礼补正》，胡长孺《石塘文集》等。清人全祖望评论此派说：“永嘉为朱子之学者，自叶文修公（叶味道）与潜室（陈填）始，文修之书不可考，《木钟集》犹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学者渐桃昆斋（薛季宣）一派矣”。（《宋元学案》卷六十五《木钟学案》）其弟子王相等另创“北山四先生学派”。

　　〖明道学派〗北宋程颢所创理学学派。颢洛阳人，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明道学派”。颢十五岁时，听说周敦颐论道，遂与其弟程颐登门求教，慨然有求道之志。最初泛滥于百家，出入于佛老，后返求于六经。与其表叔张载和住在洛阳的邵雍往来甚密。在他们的影响下，颢刻苦钻研，认真体会，将各家思想融会贯通，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长期在洛阳讲学，宣传自己的主张，因形成“明道学派”。弟子众多，著名者有：刘绚、李□、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田述古、邵伯温、苏□、邢恕、靳裁之、胡安国、李俊民、陈□等。此派宣称“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十二），把周敦颐的“无极”、“太极”和邵雍的“先天”发展为“天理”，作为最高范畴，认为“理”或“天理”永恒存在，是先于自然和社会而存在的最高原则。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理）”万事万物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再由阴阳二气交感而生万事万物，“独阴不生，独阳不长。偏则为禽兽、为夷狄，中则为人”。又以为“天理”在伦理上则体现为封建的“三纲五常”，主张为学以“识仁”为主，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又提倡“立静立极”之“定性说”。认为性无内外，强调人心与外不可分，使“物”、“我”浑然一体。提出“天者理也”和“见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宣扬心即性，理即命，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本为一事。又认为“良知良能无不丧失”，知识、真理的来源，只是内在于人的心中。在认识天理的方法和步骤上，强调内心静养，“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遗书》卷二上）这种学说，后来被陆九渊和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心学”之先导。主要著作有程颢《识仁篇》、《定性书》等。此学派与程颐“伊川学派”奠定了宋代理学基础，为南宋朱熹所继承和发展，形成系统程朱理学。其中，此派部分学说又为南宋陆九渊所吸收，形成理学中的“心学学派”。参见“伊洛之学”条。

　　〖茗柯学派〗创始人张惠言（１７６１―１８０２）。惠言，字皋字，一字皋文，号茗柯，清武进（今属江苏）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惠言尝从金榜问学，为江永之再传弟子。其家学有其弟张琦、其子成孙承传。其弟子有江承之、董士锡等。其交游者有恽敬、李兆洛、庄述祖、吴德旋、王灼、丁杰、陆继□等。此派治经学，其学渊源于惠栋、江永两家。于诸经尤深于《易》、《礼》。张惠言以擅长书法著称，尤工篆书。作为经学家，其主要贡献是对《易》和《仪礼》的研究。他以惠栋的方法治《易》，立说专宗虞翻，参以郑玄、荀爽诸家之言。著《周易虞氏义》九卷，将虞翻对《易》的解说发挥尽致。他对虞氏易学予以高度评价，谓“翻之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沈深解剥，离根散叶，畅茂条理，遂于大道”。而对后儒解《易》之学则多有批评，谓虞氏《易》学，“后儒罕能通之”，指出：“自魏王弼以虚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学官，百汉世诸儒之说微，独资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颇采古《易》家言，而翻注为多。其后古书尽亡，而宋道士陈搏以意造为龙图，其图刘牧以为《易》之河图、洛书也。河南邵雍又为先天、后天之图，宋之说《易》者翕然宗之，以至于今，牢不可破，而《易》阴阳之大义盖尽晦矣”。（《周易虞氏义序》）认为古书亡而汉魏师说略可见者仅十余家，唯荀爽、郑玄、虞翻略有梗概可指说，而虞氏之说又较备，故“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之所传者”，必自虞氏之注。又著《消息》二卷、《虞氏易礼》二卷、《易候》一卷、《易言》二卷，于虞氏《易》成一家之言。还著有《周易郑氏义》三卷、《周易萄氏九家义》一卷、《周易郑荀义》三卷、《易义别录》十四卷、《易纬略义》三卷、《易图条辨》二卷，尽括汉《易》各家古义，以羽翼虞氏《易》。惠言于《礼》主郑玄。著《仪礼图》六卷，谓治《仪礼》者当先明宫室，故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诸儒之义，断以经注，首列官室图，而后依图此事。又详考吉凶冠服之制，为之图表。又著《读仪礼记》二卷，摘录《仪礼》章句，附以诸家特别是郑玄的注释。惠言还研究过墨家教义，撰有《墨子经说解》二卷。他亦治《说文》，著《说文谐声谱》未竟。他还长于文学，与恽敬一道创立了“阳湖派”，提倡写短小简洁的散文。他又是“常州词派”的领袖。惠言弟张琦，少工文，与兄刘名。其于舆地、医学、诗词皆深造，著有《战国策释地》二卷、《索问释义》十卷、《本草述录》六卷、《古诗录》十二卷等。惠言子成孙，幼从父受《说文》形声之学，续成《说文谐声谱》五十卷。他亦治历算之学，但无书传世。惠言弟子江承之长于郑玄《礼记》，旁及郑氏他书，尝助其师校虞氏《易》，后受《仪礼》未竟而卒，年仅十八。其另一弟子董士锡乃惠言姊子、女婿，从惠言受虞氏《易》、郑氏《礼》，通阴阳五行家言，尤工于词赋，著有《齐物论斋集》二十二卷、《遁甲因是录》二卷，还曾与李兆洛合撰《怀远县志》。徐世昌《清儒学案》谓张惠言“精心过人，于虞氏《易》为专家绝学。古文源干桐城，词赋尤为独到，彦唯精研声韵，不愧作述。家学之盛，在常州与庄氏、洪氏足称鼎立已”。

　　〖闽学〗也称“闽学学派”，南宋朱熹所创学派。因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路的建阳（今属福建，福建别称“闽”）讲学，故称所创学派为“闺学学派”。也称“晦翁学派”、“考亭学派”、“紫阳学派”等。参见“晦翁学派”。

〖勉斋学派〗南宋黄榦所创学派。榦福州闽县（今属福建）人，字直卿，号勉斋，学者称“勉斋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勉斋学派”。榦早年师事朱熹，深得朱熹赏识，成其门婿，深得师传。后相继知汉阳军、安庆府，讲学白鹿洞书院等。与李燔、张洽、刘刚中、李方子、杨揖、杨仕训、王遇、刘矾、刘矾、李道传、胡伯履、詹初、余元一等为友，往复论道，博采众说，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晚年归里，授徒讲学，弟子日盛，本成自己的学派。弟子著名者有：何基、何南坡、饶鲁、方暹、万镇、张元简、赵师怒、董梦程、蔡念成、吴泳、陈象祖、方来、叶士龙、熊刚大、赵必愿、宋斌等。此派主要继承程朱理学之思想体系，并有所发挥。以维护师门为宗旨，对朱熹所谈理学观点，几乎皆有论述。他们持“太极本体论”观点，力倡“道统”学说。认为“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太极士五妙合而人物生，赋于人者秀而灵，精气凝而为形，魂魄交而为神，五常具而为性，感于物而为情，措诸用而为事。物之生也，虽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极二五之所为，此道之原之出于天者然也。圣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灵者焉，于是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他们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于思、孟子相继传授“道统”，孟子以后，道统一度中断。北宋周敦颐继孔孟道统不传之绪，二程又得统于周敦颐，朱熹又得统于二程，儒家道统之学才又被传下来。此派对宗儒的“理一分殊”说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为“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小德之川流”为“小莫能破”，“是一物备具一太极也”。此派又提出，“致知乃人道之方”，但以“默认实体”为致知之根本方法。他们又认为封建伦理道德，“根于人性之本然”，主张“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达到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目的。（《宋元学案》卷六十三《勉斋学案》）主要著作有：黄□斡《经解》、《勉斋文集》，吴昌裔《文集》、《四书讲义》、《储鉴》、《蜀鉴》，陈如晦《论语问答》，郑鼎新《礼学举要》、《礼学从宜集》等。此派对于维护朱熹学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黄□自称，朱熹死后，学者争相发挥其学说，“识见之偏，义利之交战”等纷纷出现，“言论纷然，诳惑斯也，又有后生好怪之徒，敢于立言，无复忌惮。盖不待七十子尽没，而大义已乖矣”。黄□则站出来维护师说，光大其传。清人全祖望评论此派时指出：“嘉定（１２０８―１２２４）而后，足以光其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黄榦）其人”，“三先生（指朱熹、张栻、吕祖谦）之后，勉斋一人而已”（《宋元学案》卷六十三《勉斋学案》）。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其弟子何基等另创“北山四先生学派”，饶鲁创“双峰学派”，董梦程创“介轩学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