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斋学派〗创始人胡匡衷（生卒年不详）。匡衷，字寅臣，号朴斋，清绩溪（今属安徽）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匡衷承其先志力学，著书以老。其家学有其从弟匡宪、侄秉虔、孙培□、匡宪孙培系、培□族弟绍□、绍勋以及胡澍等承传。其中胡秉虔、胡培□较为著名。培□弟子有杨大□、汪士铎等。其交游者有胡承珙、朱□、张聪咸、马宗琏、程恩泽、包世荣、汪喜孙、洪颐煊、洪震煊、金鹗、郝懿行、夏□、陈奂、陈用光、钱仪吉、魏源、张成孙、方体等。此学派致力于经学，以经证经为其治经的主要方法。在诸经中，此派尤长于礼。胡匡衷于经义多所发明，不苟与先儒同异。所著《周易传义疑参》十二卷，析程朱之异同，补程朱之罅漏，多采宋元各家，羽翼程朱之说，以相订正，而亦时出己见。又著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井田出赋考》、《仪礼释官》等书。其论井田，多申郑义。而授田一事，以为遂人所言，是乡遂制，大司徒，是都鄙制，郑注自相违戾。故作《畿内授田考实》一篇，列于卷首，积算精密。其释官，则以《周礼》、《礼记》、《左传》、《国语》与《仪礼》相参证，著有《仪礼释官》六卷、《侯国官制补考》二卷、《侯国职官表》一卷附《大夫家臣考》一篇、《春秋列国职官谱》、《礼记官职考》，可藉以考当时侯国设官的情况，如：《左传》官职每出东迁后所僭设；《礼记》且有秦汉职名，未可尽据。胡匡宪曾读书于紫阳书院数年，通诸经。对于《易》，尝欲重刊《本义》以复汉志十二篇之旧；对于《诗》，谓《毛传》最古，郑氏已不尽悉其义，今本《毛传》多被王肃窜乱，其异同之变，尚可考见。又每叹唐宋以来，不明古人字借声转之理，解经辄多隔阂。著有《毛诗集释》二十卷、《绳轩读经记》十二卷、《石经详考》四卷、《读史随笔》六卷、《绳轩集》三卷。胡秉虔，乃匡宪长子，精于训诂声音之学，于说文用力尤深，著《说文管见》三卷，其论省文、假借，实发前人所未发。著《古韵论》三卷，会合请家之论而持其平。著《卦本图考》一卷，论画卦之原。著《周易小识》八卷、《尚书小识》六卷、《论语小识》八卷，皆取诸经文字句读异同，详引而辨正之。著《尚书序录》一卷、《毛诗序录》四卷，列序说于前，采注疏附后，而以己意论断之。著《汉西京博士考》二卷，详考诸经博士源流，可见西汉传经之师法。胡培□曾历主钟山、惜阴、云间、径川诸书院，受其学者甚众。居乡时，又创立东山书院。他通经博闻，尝病《仪礼》贾疏多绛，乃有重疏之志。初意专解丧服，故从丧祭起手，先成《丧服经传》、《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次及《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篇。草稿粗具，患风痹，乃左手作书，且命族子肇听助之校写。研精覃思，积四十余年，撰成《仪礼正义》四十卷。尝自述其体例有四：“曰补注于经之无注者，一一疏之，疏经即以补注也；曰申注郑君之注，通贯全经，文辞简奥，必疏通而证明之，其义乃显；曰附注是非得失，以经为断，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凡近儒之说，虽与注异而可并存，则附录之，以待后人之参考；曰订注郑君注义有未尽确，则或采他说，或下己意以辩正之，必求其是而后已。”其书唯《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未竟，其弟子杨大□续成之。此学派代表著作除上述者外，还有胡匡衷《庄子集评》、《朴斋存稿》，胡秉虔《甘州明季成仁录》、《景忠录》、《经义闻斯录》、《槐南丽泽编》、《月令小识》、《四书释名》、《小学厄言》、《对床客话》、《惜分斋丛录》、《消夏录》，胡培□《燕寝考》、《□袷问答》、《研六室文钞》，胡培系《仪礼宫室提纲》、《燕寝考补图》、《大戴礼记笺证》、《皇朝经世文续钞》、《教士选言》，胡绍勋《四书拾义》，胡绍焕《文选笺证》、《蠡说丛钞》，杨大靖《说文重文考》等。徐世昌《清儒学案》评此学派曰：“朴斋实事求是，以经证经，遂开家学。传及竹，益以逮密，《仪礼正义》尤为集成之书。一门数世，自相师友，斐然有述作者无虑十人。海内论家学之盛，于□县万氏、元和惠氏、嘉定钱氏而外，绩溪胡氏实为后劲。”

　　〖漆雕氏儒学派〗《韩非子・显学篇》指为儒家八支派之一。创始人漆雕开，姓漆雕，名开（或作“启”），字子开’，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南部）人，孔子的弟子。研习《尚书》，学而优不仕。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该学派著作有《漆雕子》十三篇。

　　〖欧阳氏尚书学派〗创始人欧阳生，字和伯，西汉千乘（今山东高青县高苑镇北）人。拜伏生为师学习《尚书》，传授《尚书》给□宽，宽又传授给孔安国和欧阳生之子。欧阳氏世代相传，至欧阳生曾孙欧阳高，为博士；欧阳高之孙欧阳地余也为博士；欧阳地余之子欧阳政是新莽时期的讲学大夫。于是形成欧阳氏尚书学派。欧阳氏尚书学弧对经文有自己的见解。欧阳氏认为，肝对应木；心，对应火；脾，对应士；肺，对应金；肾，对应水。欧阳氏又认为，九族就是异姓有“服”者。其中父族有四：五服以内为一族，父亲的姐妹嫁与的人及其儿子为一族，自己的姐妹嫁与的人及其儿子为一族，自己的女儿的女儿嫁与的人及其儿子为一族；母族有三：母亲的父姓为一族，母亲的母姓为一族，母亲的姐妹嫁与的人为一族；妻族有二：妻的父姓为―族，妻的母姓为一殊。“六宗”，欧阳氏释为，向上达不到天，向下达不到地，向旁侧达不到四季，处于中央幌悠悠，没有神祗的帮助，但有阴阳的变化，有利于人类，所以郊祭它。又认为天子设官职有三公：一曰司空，二曰司马，三曰司徒，还有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元士。总计一百二十。这些官职，在天上有相应的星辰，在地上有相应的山川。欧阳氏尚书学派影响深远。欧阳高的弟子林尊，是博士，参与石渠阁辩论。林尊的弟子有平当、陈翁生，于是有平、陈尚书学派。平当的弟子有朱普、鲍宣，朱普是博士。陈翁生的弟子有殷崇、龚胜，殷崇是博士。鲍永，其父鲍宣，其子鲍昱，鲍氏三代传欧阳氏尚书学。自欧阳生七传到欧阳歙，欧阳歙是博士，其弟子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研习欧阳氏尚书学，是建武时博士，著《尚书章句》，俗号为《牟君章句》，门徒多时有一千多人，前后累积达到一万人。牟长之子牟纾隐居教授欧阳氏尚书学，门生有一干人。宋登研习欧阳氏尚书学，教授学生几千人。桓荣是朱普的学生，博士官，其子桓郁传授父业，门徒常数百人。过去，要不桓荣学习“朱普学”章句有四十万言，因浮词繁长。在恒荣教授显宗时减至二十三万言，桓郁教学时，又删减定稿为十二万言，于是出现了《桓氏大小章句》。桓郁于桓焉，曾孙桓典，世代家传欧阳氏尚书学。丁鸿向桓荣学习欧阳氏尚书学，参与白虎观五经同异辩论，因为才高，辩论最明晰，博得君臣叹服，门下日益兴盛，远方来学者数千。张禹、张□都是桓荣的弟子。杨震、朱宠为桓郁的弟子。张奂是朱宠的弟子。欧阳氏尚书学派流传久远，直传至三国时期，大约亡于南北朝之际。

　　〖屏山学派〗金李纯甫所创学派。纯甫，字之纯，弘州襄阴（今河北阳原）人，自号“屏山居士”，因称所创学派为“屏山学派”。纯甫初业辞赋，后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自称“学赋以嗣家门，学大义以业科举。又学诗以道意，学议论以见志，学古文以得虚名。颇喜史学，求经济之术。深爱经学，穷理性之说。偶于玄学似有所得，遂于佛学亦有所入”。综采众家，别有所得。又与当时大学者赵秉文为友，往复切磋。逐步形成自己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接受前来求教之学者，形成自己的学派。此派弟子不多，著名者有：雷渊、宋九嘉、张□、李经、王权、张□英、雷膺等。此派重大特点是博采儒、佛、道各家学说，而以“援儒人释，推释附儒”为主，“推老庄、浮屠之言，以为能合于吾孔孟”。奉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如来佛为五圣人。对宋儒自司马光而下，讫于程朱，皆有评论，“大肆掊击”。李纯甫晚年喜佛，谓“学至于佛，则无所学。伊川（程颐）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之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其弟子多不同意其侯佛，“时与之争”。此派为学提出，学者内有“识凿之而贼、气凭之而亢、才荡之丽浮”三疵，外有“学封之而塞、辩哗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锄之而死”四孽。（《宋元学案》卷一百《屏山鸣道集说略》）主要著作有：李纯甫《楞严经解》、《金刚经解》、《中庸集解》、《鸣道集解》等。此派学说当时即受到众儒诘难，“环而攻之”。清人全祖望在评论此派时亦指出“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异端，敢为无忌惮之言，尽取源水（司马光）以来大儒之书，忽其狂舌，可为齿冷”（《宋元学案》卷一百《屏山鸣道集说略》）。其弟子亦不喜其老庄、浮屠之言，因此，后世传其说者甚少。

　　〖南中王门学派〗广布于“南方”的王守仁门人的一派。代表人物有戚贤、朱得之、薛应□、薛甲，主要学者还有查铎、唐顺之、徐阶等。戚贤，字秀夫，号南玄，江北全椒（今安徽全椒县）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刑科给率中，拜王守仁为师。坚持良知说，拒斥佛老。朱得之，字本思，号近斋，直隶靖江（今江苏靖江县）人，从师王守仁，任江西新城丞，薛应□，号方山，常州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县）人，拜江右王门学派欧阳德为师，嘉靖年间进士，知慈溪县，转南方考功，又升为浙江提学副使。为借王器以正学术，遂填王能为察典，一时间许多学者以为逢迎时相夏贵溪之意，不许其称为王门弟子。然而其弟子顾宪成创东林学派，所以黄宗羲认为东林异源于此。薛甲，字应登，号畏斋，江阴（今江苏江阴县）人，嘉靖年间进士，授官兵科给事中。官至四川、赣州金事副使。驾信象山、阳明之学。查铎，字子警，呈毅斋，宁国径县（今安徽涅县）人，嘉靖年间进士，授德安府推官，后为刑科给事中，官至广西副使。拜王畿、钱德洪为师，墨守“致良知”说。该学派认为“心”即“良知”是世界的本体。说：“万物皆具于心”（《薛方山纪述》）。又说：“天地万象，吾心之糟柏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所谓心者，非今一团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灵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谓良知也”（朱得之《语录》）。说：“良知与知识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识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恶者也。”还认为：天命之性，能生万物。天命之性却又不与万物匹比，所以叫做“独”，这就是“心之灵”。”此心之灵，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谓之独知”。又认为循“天理”，去“习气所蔽”即“致良知”。说：“慎独即是良知”。时时不忘遵循“天理”，使“念虑觉识”和“视、听、言、动”，“不为习气所蔽，即是致良知”。该学派认为“感物为格”。说：“格物之为感物，彰彰明矣”。“夫不能感物者，必其知有未致”。该学派主要著作有米得之《语录》；薛应脐《薛方山纪述》；恭甲《文集》、《心学渊源》。

　　〖凝斋学派〗创始人杨名时（１６６１一１７３７）。名时，字宾实，号凝斋，清江阴（今属江苏）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名时出李光地门下，并对李服膺终身。他有从弟名宁承其家学。名时弟子有夏宗澜、王文震、靖道谟等。其交游者有方苞、黄叔琳、冉觐祖、朱轼、徐用锡、秦蕙田、蔡德晋、庄亨阳、官献瑶、徐恪等。此派之学，以程、朱为宗，以诚为本，注重躬行实践。名时督顺天学政时，教诸生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不专文词。他在任礼部尚书兼国于监祭酒时，亦以诚教诸生。“谓学以希天，天德诚而无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纯于仁，斯谓之诚。其功则在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以涵义，义以敬行。其要必自□然为己，遁世不见知而无闷，此天德之藏于密而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有圣学斯有王道，乾元始，万物利，天下相忘于不言，故论圣德以无名为至论，从政以不贪为美。与诸生讲论经义至多，大指不出乎此”（徐世昌《清儒学案》）。他还结合《周易》，对诚敬之旨加以发挥，谓：“《乾》二爻言阔邪存诚，在三爻则言忠信以进德。是心之诚也。《乾》二爻言言信行谨，在三爻则言修辞立诚以居业。是事之诚也。《乾》画一，实则诚，心与事皆诚，内外一于诚也。―君子之自强不息于诚以体《乾》，尽此矣”。“《坤》画一，虚则生敬，敬以涵义，义以敬行，敬义夹持而德不孤，则全乎天德之诚，而与《乾》同其大矣。人本天而亲地，故体《坤》斯有以合天。乾坤本浑然合体，君子之下学而上达，岂有天人之间哉？学者希圣以希天，其阶于是乎？”（《经书言学指要》）他认为“‘敬义立而德不孤’一句尽传心之要”，“凡《四书》所言，总不出敬义二者”，“干圣百王有一致而同归者，濂溪周子申其指曰诚无为，几善恶，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盖敬所以存诚，而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则谨几而从事于义之功也。先儒因是有存养、省察、克治之说，存养属敬，省克属义，初无二指也”（同上）。对于格物、穷理的传统命题，该派认为，格物，乃格身心之物，谓“今人错认格物二字，以博物为格物，不知格物是明善择善工夫，非博物之谓也”。而穷理之理即指性，故穷理即尽性之始，“若泛然格去，欲为观象极数之学，非知穷理之要者”。认为“性合内外”，“内外相为体用而不可相无”，但又提出“不可因此遂谓穷理之功既当求之性情，又当求之事物，认作内外并重，两路用功，终致分驰散漫而无归宿”。该派既批评汉唐儒者“多以访诂名物为学，滞于外而忘其内”，又批评佛氏“以明心见性为事，又专于内而遗其外”。认为于夏“博学而写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的说法“言致知之事最善”。此学派代表著作主要有扬名时《易经札记》、《四书札记》、《诗经札记》、《经书言学指要》、《太学讲义》、《学庸讲义》、《程功录》，扬名宁《碎录》，夏宗澜《易义记讲》、《诗义随记》，靖道谟《过庭编》、《云南贵州两省通志》、《黄州府志》等。唐鉴评此派创始人扬名时曰：“先生从李文贞问学，而□然为己，则其自得者也，不尽出于师授。平时省察缜密，推勘精严，札记、讲义谱篇，往往能补师之所未及。读其书，想见践履之笃实、操持之坚苦，以视夫讲学家之笼统陵驾居之不疑者，相去远矣。”（《清学案小识》）

　　〖南轩学派〗南宋张□所创学派。□为张浚之子，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徒居衡阳，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南轩学派”。□自幼从父受家学，少长遵父命师事五峰学派胡宏，从学二程理学，受到胡宏赞赏。□益自奋励，以古圣贤自期，著《希颜录》以明志。其学虽“得之五峰（胡宏），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有“似明道（程颢）”（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即继承了二程学说。后来，张□应聘主持湖南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又与朱熹、吕祖谦、赵汝愚、潘畴、吴松年、张杰、陈傅良、胡大中、张寓、吕□等为友，相互讲究。去短集长，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学派。著名弟子有：胡大时、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宇文绍节、陈□、范仲□、范于长、宋德之、曾集、舒□、曾梦泉、詹仪之、虞刚简、魏了翁、李大有等。此派政治上主张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以抗金复仇。学术思想以二程理学为正宗，而又有所发挥。重在明人伦，尤于义利之辨，剖析精明，以“天理”为“义”，“人欲”为“利”，强调“学莫先于义利之辨”，认为“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治学宗旨。以”理”为万物本体，“仁”为“圣学之枢”。认为“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则天理存，仁其在是矣”。只有克服私利，保存天理，才能做到“仁”。此派也主性善说，认为人之所以有不仁、不善，主要是因为“气票之性”所致。又认为“气票之性可以化而复其初”，通过内心涵养功夫，重新达到善。此派特别强调”心”，的主宰作用，认为心“贯万事统万理”，以至主拿万物。主张“持养省察”、“居敬主一”，以消磨“本心”中的“私意”。认为“居敬必以动容貌整思虑为先”。“居敬有力，则其所穷者益精；穷理梗明，则其所居者亦有地”。较之朱熹，更强调“心”的作用，可以视为是“理”朝“心学”转向的发端。此派教学思想主张追求真理。不为“名人”所惑，谓“观书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主要著作有张□《论语解》、《孟子说》等，收入《南轩全集》。此派创始人张□在南宋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黄宗羲曾说：“朱子生平相与切磋得力者，东莱（吕祖谦）、象山（陆九渊）、南轩（张□）数人而已，东莱则言其杂，象山则言其掸，惟于南轩，为所佩服。一则曰：敬夫（张□）见识卓然不可及，以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一则曰：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此派为南宋重要学派之一，其学说始行于湖南，奠定宋代理学“湖湘学派”之规模。再盛于四川，轰动一时。张□死后，弟子或宗朱熹，或师陆九渊，或归附永熹学派创始人之一陈傅良。宋末元初方敏中仍羡慕此派学说，“私淑南轩之学”，“厉志以传坠绪，书其室曰明轩。”（同上）之后，‘此派学说不见传人。

　　〖南学〗系指南北朝时南朝以皇侃等人为代表的经学派。皇侃，南朝梁朝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曾任国子助教、员外散骑侍郎，研习《三礼》、《论语》、《孝经》等。南朝经师，《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安国传，《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诗》用《毛诗》郑笺，《三礼》用郑玄注、讲经不拘家法，不仅郑学、王学并用，并且兼用老、庄玄学。讲经重在义理，贵有心得；在文体方面，解经出现义疏体。就《礼记・中庸》发挥天命心性说，成为宋代理学的渊源；义疏体，被唐代孔颖达著《五经正义》广泛使用。南学著作有《论语义疏》、《礼记讲疏》、《礼记义疏》、《孝经义疏》，俱为皇侃所撰。现存仅《论语义疏》，其余俱快，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南雷学派〗创始人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清余姚（今属浙江）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黄宗羲的学问和思想有其家学渊源，其祖父“以《易》为大师”，父亲黄尊素为著名的东林党人，也是一位学者。崇祯初年，宗羲从刘宗周学习，为周门下著名弟子。他与孙奇峰、李□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与其弟宗炎、宗会皆为著名学者，时有“三黄”之称。宗羲门人弟子众多，除其弟外，其他较著者有其子黄百家、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陈赤衷、李邺嗣、邵廷采、陈锡嘏、郑梁等。宗羲交游者也颇多，如陈确、屠安世、郑宏、叶敦艮、刘沟、陆符、万泰、陈之问、李颐、李因骂、汤斌、毛奇龄、阎若蹿、胡渭等。黄氏之学“最为博大”，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数学等备方面，其中在哲学、史学、政治思想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此学派以诚意慎独为主，又病南宋以后，讲学家空谈性命，不究训访，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以捍卫王守仁之学自任。但对于王学末派则痛斥至严。黄宗羲服膺慎刘宗周慎独之说，提出“光师之学在慎独”。认为从来以慎独为示旨者虽多，但或识认本体而堕于恍忽，或依傍独知而力于动念，只有其先师体当喜怒哀乐一气之通，而不假品节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于日用动静之间。该派在思想上保留有王学的痕迹，但又多有对王学的改造。如黄宗羲虽然提出“盈天地皆心也”的论断，但他并没有把心看作万物的本体，提出“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其本体”。与此同时，黄宗羲又一再强调“气”，提出，“盈天地皆气也”，“天地间只有一气”，“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气充周无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他还批评了分理气为二的观点，反对宋儒“理在气先”之说，指出“理”不是实体，只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认为从总体上看，气无穷尽，理无穷尽；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从具体事物来看，气与理又同样处于日新不已的变动状态。该派从经世的立场出发，反对理学空谈性命的学风。黄宗羲指出：“尝谓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为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速，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愈巧乎？”“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扦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羲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为救理学空疏之弊，该派积极主张穷经读史。黄宗羲“恒谓明人讲学，袭语灵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之诮，必兼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故此派学者中多次实学、经学、史学著称于世。由此开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从上述观点出发，该学派改造了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他们把“致”字解为“行”，将王守仁的心学本体说改造为“工夫”说，认为“致良知”一语，发自王守仁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说玄说妙，几同射覆，已非复王守仁立言本意。提出，王守仁的“致良知”乃“致知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是非”。反对“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尤其可贵的是，该派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抨击，揭露封建君主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取个人的“产业”，得到天下之后，又不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取得这份“产业”的“花息”，而得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黄宗羲肯定了天下人之“私”，认为“自私”与“自利”是人的大然本性，“有生之初，人各有自私也，人各有白利也”。由此痛斥君主专制“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向使九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备得自利也”。他还批判了“君为臣纲”的封建伦理纲常，指出臣不是君之臣，不能“私其一人一姓”，人扩认出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又进而以“天下之利”为衡量标准，批判了维护皇权的封建主义法律，指出历代君主“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故“三代以下无法”。所以，他强调应建立“天下之法”的法制。在这种法制的原则下，可以不废除君主，但“天下不能一人而治”。他主张提高宰相的权力以分君主的权势。还主张加强学校的舆论力量。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必须“公其是非于学校”。在经济方面，他还驳斥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认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益皆本也”，应该受到保护。其观点带有初期的民主思想的色彩，反映了市民的一些政治要求。此学派主要代表著作有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黄宗炎《周易象辞》，黄宗会《缩斋文集》，万斯选《事心录》，邵廷采《姚江书院志略》，《思复堂文集》等。南雷学派为清初重要学派，其经世实学影响颇为深远。汤斌曾赞颂黄宗羲曰：“独先生著述宏富，一代理学之传，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率功文章经纬灿然，真儒林之巨海，吾党之斗构也。”顾炎武赞其《明夷待访录》曰：“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李慈铭也赞其《明夷待访录》曰：“先生之学卓绝古今，是录为先生王佐大略。”于诸家赞美之词皆可见南雷学派的重要地位和影响。黄宗羲弟子万斯大、万斯同后又形成二万学派。

　　〖南皮学派〗创始人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清南皮（今属河北）人。此学派因其籍贯而名。之洞爱学受于吕贤基，史学、经世之学受于韩超，小学受于刘书年。古文之学受于朱琦。之洞弟子有谬荃荪、□光典等。其交游者有李文田、张佩纶等。清季政治，为新旧递嬗之际，放学术亦为新旧交争之时，此派为学，合汉宋中西以求体用兼备，而以中学、旧学为体，以西学、新学为用张之洞既师汉儒，又师宋儒，“实事求是，师汉儒；检柬身心，师宋儒”。在为学力‘法上主张先博后约，尝谓“先博后约之教，孔孟所同”。对于经学，他强调须知经之义理，并须与身心世务联系起来，谓：“通经贵知大义，方能致用。义理必出于训访，于是因训诂而事考据，因考据而务校勘，久之渐忘本意，穷末遗本，贾椟还珠，与身心世务全无关涉。此汉学之流弊也。”（《与宝廷书札》）对于诸经，他尝自言“生平于《易》、《礼》、《春秋》致力最深，欲乞身妇里，著经说数种，而事与愿违，颇以为憾”。他对金石文字亦有一定研究，“官翰林时，与吴县潘文勤公讨论金石文字，书札积数卷”。其于文章，“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无根抵，词华而号称六朝骄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绷之。书法不请笔势，结字而隶楷杂揉假托包派者亦然。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俗，习为愁惨之象，举世无宁宇矣”（徐世昌《清儒学案》）。在传统儒学受到西学、新学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张之洞仍坚信“圣人之道”、“儒家之道”，认为“圣人之道囊括万理，神化无方，大贤时一几及之，儒家得绳墨而已。故汉《艺文志》儒止居九流之一，不能该道之名而尽有之，犹之释氏之学有佛传，有菩萨传，有祖师传。祖师定非佛也。余性鲁钝，不足以窥圣人之大道，学术惟与儒近。儒之为道也，平实丽细于势，恳至而后于机，用中而无独至，条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为身谋，博爱而不伤，守正而无权。必其并世得位，有数千百儒者与之，共修一道，其道乃明，共举一事，其功乃成”（《传鲁堂诗集序》）。在此修儒道、维护纲常名教的思想基础―止，张之洞于１８９８年发表的《劝学篇》中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他提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光以中学固其根抵，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予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劝学篇序》）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厂，张之洞进行了一系列洋务活动，如修铁路、建工厂、开矿山开钱庄以及组建新式军队等，从而成为清末洋务派的首领。他还热心于教育，积极创办书院，开设学堂，并遣送学生出洋留学。张之洞段后，幕僚许同草编其遗著，乡人王树袖厘订刊行，凡《奏议》七十二卷、《电奏》十二卷《电牍》八十卷、《劝学篇》二卷、《□轩语》二卷、《书目答问》四卷、《读经札记》二卷、《古文》二卷、《书礼》二卷、《骄文》二卷、《诗集》四卷。其著后编为《张文袭公全集》二百二十九卷。之洞弟子缨莹茹、为著名学者。他间充国史馆篡修总纂，辑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五传，以续阮元之所未竟。后丁继母忧归，主讲南蓄书院，又历主山东源湖北经心、江宁钟山，常州龙诸城诸书院讲席。及钟山书院改为高等学堂，荃荪任监督。后又专办江南图书馆事。宣统元年，充京师图书馆监督。辛亥革命时，避居上海。清史馆开，两度应聘至京商榷凡例，以五传胡搞为己任。而以循吏一博属之他人；又任撰康熙朝列传，脱稿十之六七。莹茹为学，倍守乾嘉诸老学派，治经以汉学为归。张之洞重修《顺天府志》，曾招之相助，后继为总篡。重修《湖北通志》，续修《江阴县志》，亦莹茹所总持。篷称性嗜金石，所聚蹋本万数。“又勤于目录、版刻、秘策、孤本，博识精校，施施穷年”。所著有《江苏金石志》二十四卷，《待访目》二卷，《艺风堂金石目》十八卷，《读书记》四卷，《藏书记》八卷，《续藏书记》八卷，《文集》八卷、《续集》八卷，《辛壬稿》三卷，《癸甲稿》三卷，《乙丁稿》五卷，《孔北海年谱》、《韩致尧年谱》、《魏文靖年谱》、《李忠毅年谱》备一卷。所辑有《续碑传集》八十六卷、《辽文存》六卷、《常州词录》三十一卷。未刊稿有《五代史方镇表》十卷、《碑传集补遣》十四卷、《金石分地录》二十四卷、《再续藏书记》。所编刻者有《云自在宪丛书》、《对雨楼丛书》、《藕香零抬》等。□光典论学，“务明群经大义，而以六书九数为枢纽。尤究心于江永、戴震、金榜、程瑶田四家之言，谓其学足以致用，且可融洽新旧。他曾建议创立江南高等学堂。尝篡释三礼之书，垂成，稿毁于火。有《金栗斋遗集》八卷刊行。此学派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