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池学派〗创始人汪绂（１６９１一１７５９）。汪绂，初名□，字灿人，号双池，又号敬堂，清婺源（今属江西）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绂幼禀毋教，未尝从师。绂弟子有余元遴等，其私淑弟子有洪腾蛟等。其再传弟子有余龙光等。此派为学，涵泳六经，博通礼乐，不废考据，倍守朱熹家法，旁及天文、地理、术数、兵法之学。汪绂尝著《易经连义》十五卷，以为明初传义并行，割朱以附程，其后专行朱义而袭用程本，致两失之，“故从朱子《本义》分别经翼程传之精粹。朱子未及收者，则慎择以附于后；《本义》有未安者，则稍为辨析焉”。著《尚书设义》十二卷，“以为二典、三谟、《九畴》、《洪范》、伊周微言，多与大《易》、《中庸》相表里，故就蔡传而益发明义理，以究圣人之事，而得其用心”。著《礼记章句》十卷，《礼记或问》八卷、《六礼或问》十二卷、《参读礼志疑》二卷，对礼“搜辑绍闻，裁择而删定之，又以《仪礼》所存为《朱子家礼》之所省者，商榷而增益之，以见扶世立教之意”。著《春秋集传》十六卷，“每谓此经难治，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故斟酌四传而去取之，不为深曲，亦不泥一字褒贬之说”。著《立雪斋琴谱》二卷、《乐经律吕通解》五卷，“其于律吕推究尤精，尝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乃经生家纸上空谈，未尝亲执其器；工丝竹者，徒守其器，又不能察其所以然。夫理寓于声而律显于器，器以成声以合律，则器数又不容以不考”。著《理学逢源》十二卷，“盖为之二十余年而后成”。汪绂在此书序中指出：“理一而已。自四子、六经以至周、程、张、朱之所演绎，载籍虽繁，要不过欲人反求之于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则以是见之行事，以实践而力行之；而于以措之民物，莫不皆准。此千圣所同符、古今无二致也。”对于格物致知的传统命题，他提出：“有志格物，无物无理，随处目睹耳闻、手持足践，皆吾穷理之学，岂独经书？”汪绂懂兵法，有武艺，曾著《戊笈谈兵》九卷、《策略》六卷，“有陈总兵者，闻而异之，延为子师，执礼甚恭。先生课诗书，间教之礼射，卒伍争请为弟子，后用艺得官以去者有之”。他还擅医学，尝著《医林篡要探源》寸‘卷。汪维弟子余元遴“家贫，躬行樵汲，有志为己之学，究心经义及宋五子书”，“双池及子思谦相继殁，皆经纪其丧，又迎双池之妻江氏养于家。后力写遗书献之学，使朱筠赖以得传”。元遴子龙光，“笃志程、未，以居敬、穷理、力行为宗旨。尝谓双池尊信朱子，昌言保卫，直如孟子之于孔子也”。此学派代表著作除上述者外，还有汪绂《诗经连义》、《乐经或问》、《四书诊义》、《儒先晤语》、《诗韵析》、《物连》、《山海经存》，余元遴《庸言》、《诗经蒙说》、《画脂集》，洪腾蛟《寿山存稿》、《寿山丛录》、《稽年录》、《婺源埤乘》、《思问录》，余龙光《双池先生年谱》、《经学管窥》、《广唐书》、《元明儒学正宗录》、《表章儒硕录》、《吴康斋学案》、《汪仁峰学案》等。夏□评此派创始人汪绂说：“昭代真能为朱于之学者，大儒三人焉。一为桐乡杨圆张先生，一为乎湖陆清献公，其一则婺源双池汪先生也。清献以清操正学受主知，乌台奏议，海内莫不宗仰，故名最著，而其从祀胶庠亦最早。杨园为晚明诸生，隐居不仕，清献虽屡称之，而名不得与清献埒。若双池，则僻处山邑，人或不能道其姓氏，其隐晦视张先生殆尤过之，然著述之继往开来，品谊之升堂入室，与张、陆两先生盖鼎立焉，或无逊也。”

　　〖实斋学派〗创始人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学诚，字实斋，清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学诚自幼体弱迟钝，二十一岁以后才纵览群书。曾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刘宗周、黄宗羲之说，熟于明季朝政始末。曾肄业于北京国于监。后双从朱筠学文章，先后任国子监编修、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肥乡等十余个书院，并参加毕沅主持的《续资治通鉴》、《湖北通志》的编纂。学诚交游者有戴震、任大椿、邵晋涵、周永年、汪中、王念孙、洪亮吉、刘台拱、吴兰庭、周震荣等。学诚私淑弟子有姚振宗。此派当乾嘉间汉学正盛之时，独伸“六艺皆史”之旨，而精研史学。章学诚受到明末以来浙东学者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金祖望等注重史学研究学风的影响，更加注重史学，尤致力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对治经主张以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把治经引向治史。他反对“专门汉学”，曾从多方面对其进行批评。他强调学术的宗旨在于实用，反对趋时好名、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认为求学的根本目的是“明道”，而著书考据只不过是手段。批评汉学学者“今不知为己，而黎博以炫人”，谓“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唯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他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批评“专门汉学”驾守经传训访，眼界狭小，指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育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他批评汉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墨守陈规，主张独立思考。谓“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称此种学风为“德之贼也”，主张学术研究要“全其所自得”。其著作《原道》上、中、下三篇，为其学术思想的指导原则。他指出，“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提出“道寓于器”的命题，认为道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求道”应对事物进行实际考察。强调读古人书要“会通其旨”。同时，又须“通令”，“君子尚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他还强调“知时”，说明学术应因时而变，提出，“学业将以经世也”，“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学诚论文，注重内容，反对拟古和形式主义倾向，批判了当时桐城派的流弊。此派代表著作主要是章学诚《文史通义》。此书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章氏学说，反映了学术思想从经学旧传统足解放出来的时代趋向，故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其学说直至清末始为人重视。梁启超曰：“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实斋可称为‘历史哲学家’，其著作价值更高了。”又曰：“实斋之于史，盖有天才，而学识又中以副之。其一生工作全费于手撰各志，随处表现其创造精神。以视刘子元、郑渔仲，成绩则既过之矣。今《和》、《毫》二志，传本既甚希，吾济仅在《文史通义》外篇见其叙例，《湖北通、志》则毕秋帆去职后，全局皆翻。嘉庆官本，章著痕迹渺不复存。幸而遗书中有检存稿及末成稿数十篇，得以窥其崖略，然固已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士刘学派〗北宋士建中、刘颜等人创立的学派。北宋初年，安定、泰山、古灵等学派相继而起，讲学之风大盛。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士建中，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颜，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王开祖、丁昌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吴师仁，两浙杨适、杜醇，□县（今浙江宁波）人王致、楼郁等纷纷聚徒讲学，或隐居草庐，若心钻研经术义理，著书立说，因形成士刘学派，或称“士刘诸儒学派”。此派弟子众多，主要有赵狩、李□、刘庠、曹起、张洞、丁宽夫、吴师礼、杨说、王说、周师厚、丰稷、汪大猷、楼钥、罗适、舒□等。此派学术主张与安定、泰山、古灵相差无几，遥相互应。亦以治经为主，精心探研“复”、“性”、“情”、“诚”等，认为“君子之道始于复，成于泰，极于□；小人之道，始于□，成于否，极于剥”。认为“复者性之宅，无妄者诚之原”，只有作到“复”和“无妄”，才能知“性”和达到“诚”，只有尽心知性才能言“情”，如果“离性而言情，莫情之不恶”，“情本性则正，离于性则邪”。他们还认为，自孟子以来，道学不明，要以诚明义理之学，“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开皇极之门”，（《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以宏扬孟子以来之道学。此派治经，亦不守章句，敢于疑古。许多学者终生不仕，隐约草庐，不求闻达。但其学问渊深，不径而走，很快就名扬远近了。代表著作有士建中《道论》、《原福》、《原鬼》，刘颜《儒术通要》，王开祖《儒志编》，楼郁《遗集》等。此派为泰山学派所推重，石介见到刘颜所著书籍，赞赏备至，曾慨叹说，“恨不在弟子之列”。全祖望亦认为，士刘诸儒“是真伊洛（二程学派）以前躬行君子。”（《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此派数传弟子袁燮别创“□斋学派”。

〖石臞学派〗创始人王念孙（１７４４一１８３２）。念孙，字怀祖，号石臞，清高邮（今属江苏）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念孙从学于戴震。其家学有其子引之承传。其交游者有卢文强、朱筠、程瑶田、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孙星衍、阮元、臧庸、江有诰、顾广圻、汪中、刘台拱、贾田祖、李□、朱彬、宋绵初等。此学派精于音韵训诂。念孙幼从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之学，其治经，熟于汉学之门户。探究古文书义，从声音以求训诂。撰《广雅疏证》十卷，搜罗汉魏以前古训，详加考证，以形、音、义互相推求。“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藉张揖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揖所未知，学者比诸；郦道元注《水经》，注优于经云”（《清儒学案》）。又撰《读书杂志》，校正文字，阐明古义，每有创见。另有《古韵谱》，对古韵分部亦有发明。对于音韵训诂之学的重要意义及自己撰《广雅疏证》之用心，他在《广雅疏证叙》中云：“昔者周公制礼作乐，爱著《尔雅》，其后七十子之徒、汉初缀学之士，递有补益。作者之圣，述者之明，卓乎六艺群书之钤键矣。至于书雅记古训，未能悉备，网罗放失，将有待于来者。魏太和中博士张君稚让继两汉诸儒后，参考往籍，遍记所闻，分别部居，依乎《尔雅》，凡所不载，悉著于篇。……盖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则其书为功于训诂也大矣！念孙不揆□昧，为之疏证，殚精极虑十年于兹。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挚其纲，故日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喷而不可乱也。此之不悟，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其或张君误采，博考以证其失；先儒误说，参酌而密其非。以燕石之渝补荆凄之堰，适不知量者之用心云耳。”王引之（１７６６一１８３４），字伯申，号曼卿。他承其父念孙音韵训诂之学，亦有很深的造诣，世称高邮王氏父子。撰有《经传释词》三十二卷，不为凿空之谈，不为墨守之见。聚讼之说，则求其是；假借之字，则正其解。又以小学之书皆释名物实义，若经传语辞释之者无几，语义未明，经义反因之而晦，于是博考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编次为《经传释词》十卷，以补《尔雅》、《说文》、《方言》之缺。在《经义述闻序》中，引之叙述了自己的为学过程及其父念孙教诲之旨：“引之受性□昧，少从师读裁，能绝而不得其解，既乃溺于举子业，旦夕不掇，虽有经训，未及搜讨也。年甘一，应顺天乡试，不中式而归，亟求《尔雅》、《说文》、《音学五书》，读之乃知有所谓声音文字访诂者。越四年而复人都，以己所见质疑于大人，前大人则喜曰：‘乃今可以传吾学矣。’遂语以古韵甘一部之分合，《说文》谐声之义例，《尔雅》、《方言》及汉代经师访诂之本原。大人曰：‘访诂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洁□为病矣。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面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娄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文人又曰：‘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故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围于汉学之藩篱者也。”念孙交游者贾田祖、李顒、朱彬皆长干汉学。朱彬“治经确有心得，于训诂声音文字之学用力尤深”，著有《经传考证》八卷、《礼记训纂》四十九卷。他“承其乡先进王氏懋□经法，又与刘端临台拱，王石臞念孙、伯申引之父子切劘有年，析疑辨难，奥窔日辟，故编中采此四家之说最多”。此学派著作除上述者外，还有贾田祖《春秋左氏通解》、朱彬《游道堂诗文集》、宋绵初《韩诗内传微》、《释服》等。徐世昌《清儒学案》评曰：“论者有谓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汉学大师惠、戴称首，石臞学于东原，有出蓝之誉。文简继之，小学训诂，实集大成。高邮一派，遂与苏皖鼎峙，嘉、道以来，尤多宗王氏父子者。”

　　〖石渠阁讲论会〗系西汉时期关于儒家五经同异的辩论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意在于以儒术统一理论思想，进而达到纲纪的统一和法度的统一。然而由于五经立为官学和博士弟子员的设置，拓宽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于是研习儒经的人趋之若鹜，而且各以师说相授受，经外有传，传外有注，遂致传注参差，异说纷呈。此为确定“独尊”时料所未及。公元前５１年（甘露三年），宣帝在长安末央富石渠阁，“诏儒讲五经同异”，并曾亲自主持讲论会和批阅讲论奏议，论定诸儒讲论臧否。参加讲论的《易经》学者有施雠、梁丘贺；《尚书》学者有欧阳地余、林尊、周堪、假仓；《诗经》学者有韦玄成、张生、薛广德；《礼》学者有戴圣、闻人通汉；《春秋公羊传》学者有严彭祖、申□、伊推、宋显；《春秋谷梁传》学者有尹更始、刘向、周庆、丁姓。结果增立《梁丘氏易》、《大夏侯尚书》、州、夏侯尚书》和《春秋谷梁传》博士。

　　〖师山学派〗元代郑玉所创学派。玉为徽州翕县（今属安徽）人，字子美，号师山。学者称“师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师山学派”。郑玉自幼敏悟嗜学，十分喜好《六经》。曾师事陆九渊高足杨简的三传弟子吴暾、夏溥及杨简的私淑弟子洪震老，精心探索陆氏心学。继而又接受程朱理学思想。逐班将两派思想融汇为一，确立自己调和宋陆的思想体系。郑玉终生不求仕进、以授徒讲学为业。门人弟子众多，“所居至不能容”。学者即为其构筑“师山书院”，其学盛极一时，因形成“师山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郑潜、鲍元康、鲍深、鲍观、鲍葆、汪自明、王友直、洪斌、洪杰、洪宅、吴虎臣、郑涟、郑忠、郑桓、鲍颍等。此派以调和朱、陆两派之争为主要特色，认为朱、陆两家学说各有长短，“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才高独得之妙也”。二家之说又各有弊端，“陆氏之学”，“如释子之谈空说妙，工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学”，“如俗儒之寻行数黑，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两派虽有不同，但根本宗旨则无不同，同讲“仁义道德”，“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大本达道”皆为相同。两派门徒之争，非朱陆垂教之本意。此派虽融汇两家学说，但偏向“朱学”。谓周敦颐、二程相继而起，倡明理学。“至吾新安朱子，尽取群贤之书，析其异同，归之至当，集其大成，使吾道如青天白日”，“而天地之秘，圣贤之妙，发挥无余蕴矣”。认为陆子静（九渊）高明不及明道（程颖），绩密不及晦庵。然其简易光明之说，亦末始为无见之言也，故其徒传之久远”。“但其教尽是略下工夫，而无先后之序，而其所见，又不免有知者过之之失。故以之自修虽有余：而学之者有弊，学者队当学朱子之学”。此派吸取末、陆两家之长以外，又融汇张载“元气”学说，谓《太极图说》、《西铭》为“道之本原”，“太极之说，是即理以明气；《西铭》之作是即气以明理。太极之生阴阳，阴阳之生五行，岂有理外之气。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岂有气外之理。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哉”。把“理”‘气”合而为一体。此派为学以钻研《六经》为主，尤精于《春秋》，认为《春秋》“著圣人之大用，体天地之道而无遗，具帝王之法而有征。其功足以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复。六经无《春秋》，殆皆空言而已。”（《宋元学案》卷九十四《师山学案》）主要著作有郑玉《周易纂注》、《春秋经传阙颖》、《师山文集》等。全祖望评论此派时指出，“继草庐（吴澄）而和会朱陆之学者，郑师山也。草庐多右陆，而师山则右朱，斯其所以不同”（《宋元学案》卷九十四《师山学案》）。此派融汇朱陆学说，对质世有一定影响。

〖施氏易学派〗创始人施雠，字长卿，西汉沛地（今江苏沛县）人。沛地与碣□地距离较近。□地有位田王孙，施雠从孩童时起，就向田王孙学习《易经》。后来，田王孙任博士，施雠家也迁徒长陵，继续向田王孙学习《易经》直到毕业。施雠为人非常谦虚，时常说自己学不成不肯收徒教学。与施雠同时向田王孙学习《易经》的人还有孟喜、梁丘贺。梁丘贺命儿子梁丘临和弟子张禹向施雠学习《易经》。施雠一再躲避，不肯招收弟子，由十梁丘贺再三请求。不得已才传授《易经》给梁丘临等人。梁丘贸很称赞师兄施□的学识，向皇帝推荐，于是施雠官拜博士。甘露年国，施雠与五经诸儒生论同异于石渠阁。施氏研究《易经》很有成就。施氏《易经》说：“允升，大吉”，“允，进也”。施氏《外传》说：“三王之乐可得观乎？知王者所封二代而已。”施雠的弟子还有鲁伯。鲁伯的弟子有毛莫如和邴丹。张禹的弟子有彭宣、戴崇。彭宣字子佩，学业很有造诣，于是施氏易学派又分为张氏易学派和彭氏易学派。平帝时，梁孝王的后裔刘昆字桓公拜沛地人戴宾为师学习《施氏易》。新莽时，刘昆常年教授弟子五百人。施氏易学派著述有《施氏易》。《汉书、艺文志》列《易经》十二篇，含施、孟、梁丘三家。

　　〖深宁学派〗南宋末王应麟所创学派。应麟庆元（今浙江部县）人，号“深宁居士”，因称所创学派为“深宁学派”。应麟之父曾从史独善学习陆九渊“心学”，应麟幼承家教，始知陆学。接着拜王□为师，学习朱熹理学。又从吕祖谦高足楼□精研吕学，亦曾从兼治朱、陆、吕学的汤权游。以“博洽多闻”。”不名一师”为旨，不仅用心探讨关、洛、朱、陆、吕学，而且遍览了永嘉学派的功利之学、程冈的古易学、蔡元定父子的象数学以及苏□的史学等。与弟王应风和潜淹学派的韩性为友，与当时著名学者王震往从甚密，互相探讨学问。在诸师友的影响―歹，应麟综罗文献、兼取诺家，而以师法金华学派的吕祖谦为主。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后因触迕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留梦炎等，辞官归里。专事著书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子孙及弟子有：王良学：王昌世、王厚孙、胡三省、史蒙卿、戴表元、袁桷、黄叔雅、郑芳叔、王惟贤等。此派思想反映出吕祖谦“金华学派”的调和朱、陆，而偏于陆学的特点。他们也谈“理”和“气”，认为“先儒虽有理气之分，以命言之，其实一也”。仁义礼智是理，贫贱寿天为气、人同受二者于天，谓之“不可移”之“命”。还认为”南物有则，动作礼义威仪之则，皆天理之自然，有――定之诚法。圣贤传心之学，唯一则字。”此派特别重视“心”的作用，认为“尧舜之兢业，曾子之战兢，皆所以存此心也。”认为存心主要是为“仁”，谓“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则天地之心不立矣，为天地立心，亿也。”如果不“仁”，是为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入于禽兽”。因此，要人们常存此心，守而弗失。此派还认为决定天下趋势的是“人事”，不是“鬼神”。提出“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等观点。提倡经史以致用，是此派一大特色。王应麟曾说过，“今之事举子业者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在其影响厂。该派大多精于经史的研究和考证，对古代历史文献的整理、训诂名物的考辨，都有显著贡献。此派为学重视立志，谓“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认为“立志而后成，逊志而后得”。（《宋元学案》卷八十五《深宁学案》）主要著作有：王应麟《困学纪闻》、《论语孟子考异》、《六经天文编》、《汉制考》、《深宁集》、《玉海》，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袁桷《清容居士集》、《澄怀集》、《延□四明志》等。此派足理学思想从南宋末年过渡到元朝初年的代表性学派，对元明清学术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此派对天文、地理、经史百家的研究和考证，具有独到之处，开清初考据学之先河。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史蒙卿另创“静清学派”。

　　〖慎修学派〗创始人江永（１６８１一１７６２）。江永，字慎修，清婺源（今属江西）人。此学派因其字而名。江永弟子著籍者甚众，较著者有戴震、程瑶田、金榜、郑牧、方矩、汪梧风、汪肇龙等。江永交游者有方苞、刘大□等。此派专心经学，博通古今，“本义理为考据，通万汇于一源”，以朱熹之学为宗。该派学者长于比勘，明于步算、钟律、声韵。深于三礼。江永曾撰《周礼疑义举要》，对先秦名物加以考释。其中《考工记》二卷，颇多创见。朱熹晚年治礼，作《仪礼经传通解》末就，后虽有人相继续之，犹多阙漏，江永乃为之广摭博讨，一从吉、凶、军、宾、嘉五礼之次，名其书为《礼书纲目》，凡数易其稿而后定。其序曰：“《礼》、《乐》全经，废缺久矣，今其存者，唯《仪礼》十七篇，乃《礼》之本经。所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仪法度数之略也。周礼为诸司职掌，非经典正篇，又逸其《冬官》，盖周公草创末就之书。《礼记》四十九篇，则群儒所记录，或杂以秦汉氏之言，纯驳不一。其冠、昏等义，则《仪礼》义疏耳。自三礼而外，残篇逸义，亦或颇见他经，《论语》、《孟子》、《尔雅》、《春秋内外传》、《大戴》、《家语》、《孔丛》等书。诸子则管子、荀况。汉儒则优生、贾谊、刘向、班固之徒，亦能记其一二。然皆纷纷散出，无统纪。至于声律器数，则又绝无完篇。《乐讫》但能言其义，已失其数矣。夫礼乐之全，虽不可复见，然以《周礼・大宗伯》考之，礼之大纲有五，吉、凶、军、宾、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论制度之事，与夫杂记威仪之细者，尚不在此数。乐则统于大司乐，律同度数，铿锵鼓舞，亦必别有一经，与礼相辅。窃意制作之初，当如《仪礼》之例，事别为编，纲以统目，首尾□贯，条理秩然，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者，此也。散逸之余，《仪礼》正篇犹存，二戴之记者，如投壶、奔丧、迁庙、□庙之类，已不可多□，其他或一篇杂录吉凶，一事散见彼此，又或殷周异制，纪载互殊，学者末由观其聚，则亦不能会其通。夫礼乐之全，已病其网略，而存者又病其纷紊，此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所为作也。朱子之书，以《仪礼》为经，以《周官》、《戴记》及诸经史杂书辅之，其所自编者，曰《家礼》，曰《乡礼》，曰《学礼》，曰《邦国礼》，曰《王朝礼》。而丧、祭二礼，属之勉斋黄氏；其编类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传记，宏纲细目，于是粲然。秦汉而下，未有此书也。颐朱子之书，修于晚岁，前后体例，亦颇不一，《王朝礼》编自众手，节目疏阔，且未入疏义。黄氏之书，《丧礼》固详密，亦间其漏落；《祭礼》未及精专修改，较《丧礼》疏密不伦。信斋杨氏，有《祭礼通解》，议论详赡，而编类亦有末精者。盖纂述若斯之难也！永窃谓是书规模极大，条理极密，当别立门目以统之，更为凡例以定之。益裒集经传，欲其核备而无遗；厘析篇章，欲其有条而不紊。尊经之意，当以未子为宗；排纂之法，当以黄氏《丧礼》为式。”（《唐鉴《清儒学案小识》）《礼书纲目》凡八十八卷，人谓此书“引据诸书，厘正发明，足终朱子未竟之绪”。“至其于制度名物、律吕音韵、天文算法，无不稽考精审”。江永精于音理，注重审音，撰《古韵标准》，定古韵为十三部；《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阐明分韵的原理。著有《律吕阐微》、《乡党图考》、《深衣考误》等书，对古代乐律及某些名物制度进行考释阐述。戴震为江永弟子中最杰出者，是清代著名思家、学者，对天文、算法、历史、地理、音韵均有深入研究（具体见《东原学派》）。金榜亦治经学，尤长于三礼，著有《礼笺》、《周员考占》等。程瑶田也是清代著名经学家，长于旁嫂曲证，不为经传注疏所束缚，对古代物进行了大量的考订，亦擅天文、算学（具体见《让堂学派》）。郑牧、方矩宗程、未之学。汪梧凤兼治经史，“于《尔雅》、《说文》、《三礼》、《三传》、《史记》、西汉八家之文，皆有论说。著有《诗学女为》二十六卷，“其中律学、地理、人物、典制、音韵、鸟兽虫鱼之属，皆援据赐洽，考核精审”。汪肇龙“专力治经，梯阶于王应麟、阎若璩之说，以上高宗，密通《尔雅》、《说文》、《水经》诸书・游京师，馆赞善郑虎文家，注石鼓文，定为史德所篆，虎文极称之”。此学派代表著作除上述者外，还有江水《礼记训义择言》、《春秋地理考实》、《读书随笔》、《推步法解》、《金水二星发微》、《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近恩录集注》，戴震《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程瑶田《禹贡三江考》、《仪礼丧服文足微记》、《周髀矩数图注》、《周髀用矩法》、《数度小记》；《宗法小记》、《释富小记》、《考工创物小记》等。夏銮曰：“近儒学术兼考据、词章者，唯未竹□；兼汉学、宋学者唯江慎修。江氏书无不读，人知其邃于三礼，而不知其《近思录集注》，实撷宋学之精。”又曰：“戴东原学出江氏，其著书，文词古质，可谓青胜于蓝。”（胡培□《夏先生墓志铭》）徐世昌《清儒学案》评曰：“婺源江氏与元和惠氏同时并起，其后治汉学者皆奉为先河。婺源之学，一传而为休宁；再传丽为金坛、高邮，其学派传衍比于惠氏为尤光大矣。”

　　〖三原学派〗创始人王恕，字忠贯，号介庵，晚年又号石渠，明朝中期陕西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人。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不详其师承，但由学术可以窥见受关学和洛学影响较明显。该派学者有王承裕、马理、杨爵等。王承裕，为王恕之子，受家学，曾讲学于宏道书院，马理为其弟子。该学派以实践儒说为主，于哲理少有发明，然而也有自己的见解。该学派主张“我”是宇宙的本体。认为：“天地之育，我育之也；万物之育，找育之也。”（杨爵《论学》）又认为人性源于天。所谓“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真理甚微，非尽心而穷究之，岂易知哉？”（《石渠意见》）“中和”是“性命本然之则”，致“中和”，就是“止至善”（《论学》）。社会伦理观是“存天理，去人欲”。认为“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有天理即天人俗，有人欲即无天理”（《石渠意见》），“人能不以饥渴贫溅动其心，则大本立而过人远矣”。这显然是“存天理，去人欲”的延续。社会政治是反荒淫，反贪暴，主张存恤百性。基于“去人欲”，认为“人心”一动，就是“人欲”，人心一动，就走在凶险的道路上，丧德灭身，亡国败家都由于此（杨爵：《漫录》）所以说“人心惟危”，且又引《尚书。五子之歌》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王恕巡抚云南，揭露宦官钱能等贪暴行为，使钱能遭罢撤。王恕在知杨州任上，岁饥请赈，不待批准旨意下达即先行开仓发粟，使饥民免于沟壑。杨爵在御史任上，上书言五事，反贪暴，反不恤民。因此遭五年牢狱而不侮，并说：“见得义理，必直前为之，不为利害所休，不为流俗所惑”。但是“志在经济”的王恕，既不主张实行井田制，也不主张均田，面对“人稠地狭”和“户口年年有消长”的农村现状颇无良策。该学派徘徊于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认为“鬼神以物为体，而无物不有。如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木主为鬼神所栖是也”（《石渠意见》）。但又认为：说它存在就好象存在，但“非实有也”。该学派主要著作有王恕《石渠意见》；韩邦奇《乐志》；杨爵《沦学》、《慢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