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涑水学派〗北宋司马光所创学派。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因称其所创学派为“涑水学派”。光自幼陪颖好学，七岁有如成人，听人讲授《左氏春秋》，十分喜爱，回家后即为家人讲述，主要思想皆能领会。其后，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在头脑中扎下了深根。仁宗宝元元年（１０３８）举进士甲科，历任中央和地方官，任官期间，不忘学习，儒家经典不离案头，曾主持编撰《资治通鉴》等，学术造诣很深。与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陈舜俞等往来甚密，赞赏其学术思想者日益增加，因形成涑水学派。其一传再传弟子众多，其中，著名者有刘安世、范祖禹、晁说之、欧阳中立、田述古、尹淳、张云卿、李陶、邢居实、牛德师、陈瓘、唐广仁、黄隐、刘尧夫、陆九渊、朱松、李焘、李埴等。该派认为“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认为“天”有意志，称“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继承了孔子、子夏以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认为“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主张治学先“治心”，曾说，“学者，所以求治心也。学虽多而心不治，何以学为？”此派重儒而不喜佛、老之学，司马光曾说，“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范祖禹亦反对以《老子》、《庄子》为“治性之书”，主张“学《中庸》以治其性。”在人性论方面，该派调和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认为人性兼有善恶，但因其中善恶多寡不同而有圣人、中人、恶人之别，善恶多寡，皆由天命所定，不可更改。政治思想主张整治纲纪，推行礼治，反对用社会大变动的方式整顿社会，曾说，“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主要著作有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法言集注》、《太玄注》、《潜虚》、《易说》、《大学中庸义》，李亮《易学》、《春秋学》等。朱熹最初把司马光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并称为“六先生”，说明他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学术关系，学术观点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涑水学派弟子进一步发展了该学派的思想，并出现一些变化，刘安世在此基础上创“元城学派”，范祖禹创“华阳学派”，尹淳创“和靖学派”，陈瓘创“陈邹学派”，员说之创“景迂学派”，陆九渊创“象山学派”，陆九韶、陆九龄创“梭山复斋学派”等。

〖梭山复斋学派〗南宋陆九渊之兄陆九韶、陆九龄所创学派。九韶号“梭山居士”，九龄称“复斋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梭山复斋学派”。又因二人均为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故亦称“金溪学派”。二人与陆九渊并称“三陆”。九韶学问渊粹，隐居不仕，一生主要时间在梭山讲学。九龄初读程氏之书，后“广览博咨，深观默养”，多有所得。进入太学，知名之士，争愿交往，“北面称弟子者甚众”。质相继任桂阳军学教授、兴国军教授，数学有方，学者兴起。―二人又与父贺、弟九渊自为师友，频繁讲论，在批判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创立自己的学派。著名弟子有严松、徐仲诚、沈焕、袁燮、曾滂、李缨、曹建、万人杰、李修己、饶延年、刘尧夫、曾极、邹斌等。此派与陆九渊“心学”学派观点相似，为学敢于疑古，独创新义，“以不传之学为己任”。曾怀疑《太极图说》非周敦颐所作，谓《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通书》只言“太极”，没有“无极之文”。认为假使《太极图说》是周敦颐所得，也是其少时、“其学未成时所作”，后来“作《通书》时不言无极，盖亦知其说之非矣。”他们亦特如重视“本心”的作用，谓“吾心微有不可安，则过自此起矣”，强调不能“失其本心”。宣称“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认为“道德仁义在我，以之事君临民，皆合于义理”。但他们反对“弃日用而论心，遗伦理而语道”，主张“于践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使吾身心与圣贤之言相应”。他们为学“以切于日用者为要”，强调在日常生活中践履封建道德，“修身为孝梯之人”，“谓人之爱子，但当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读须六经论孟，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反对“终日谈虚空、语性命，而不知践履之实，”说空谈性命之人“欣然自以为有得，而卒归于无所用”，是“惑于异端者也”。他们也反对追逐“利欲”，谓“人生之迷，千种万类，不可名状，而大要皆是利欲”。认为“谋利而遂者不百一，谋名而遂者不干一，今处世不能百年，而乃侥幸于不百一、不干一之事，岂不凝甚矣哉”。（《宋元学案》卷五十七《梭山复斋学案》）主要著作有：陆九韶《梭山日记》、《梭山文集》，陆九龄《复斋文集》等。此派开启陆九渊“心学”之无声。清人全祖望曾指出：“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陆九渊）成之。梭山是一朴实头地人。其吉皆切近有补于日用。复斋却尝从襄陵许氏人手，喜为讨论之学”。又说：“东莱（吕祖谦）谓复斋家庭讲学，和而不同，则固有不尽谐于象山者”，朱熹则认为其病主要在“专务践履”。全祖望又认为，三陆“大略以不传之学为己任，舍我其准自居，则相同。”认为此派“倚天壁立，足以振起人之志气，其功亦不可没。”（《宋元学案》卷五十七《梭山复斋学案》）此派弟子沈焕另创“广平定川学派”，袁燮创“絜斋学派”。

　　〖宋学〗主要指宋代理学。同“汉学”相对。汉儒（主要是古文经学派）治经侧重名物训访，宋儒则多以阐释性命义理为主。因此被称为“宋学”。宋学内部派别很多，有王安石的“新学派”，程朱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叶适的“永嘉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吕祖谦的“东莱学派”等。参见有关学派条。

〖苏斋学派〗创始人翁方纲（１７３３―１８１８）。方纲，字正三，号覃溪，一号苏斋，清大兴（今北京市）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方纲家学有其子树培承传。其弟子有刘台拱、凌廷堪、孔广森、王聘珍、钱塘、李□、冯敏昌、辛绍业、吴嵩梁等。其交游者有朱筠、朱□、纪昀、卢文□、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钱大昭、阮元、桂馥、邵晋涵、孔继涵、丁杰、周震荣、程晋芳、张燕昌、张廷济、黄易等。此派说经，以敷绎经义为务，笃守程朱传说，以衷汉唐经义，不为汉宋门户之见，不惮与诸儒立异。翁方纲尝谓“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其嗜博、嗜琐、嗜异、嗜矜己者非也”。又谓“考订之学，盖出于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后考订之，说有互难而后考订之，义有隐僻而后考订之”。他性嗜金石，考订精审，经他考证题跋的著名碑帖颇多。又擅书法。为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方纲弟子刘台拱逐于经学，亦长于考证，并且将考证名物与研究义理紧密结合。他尤长于治《论语》。为端临学派的创始人。凌廷堪之学，“无所不窥，于六书、历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职官之异同、史传之参错、外属之源流，靡不条贯，尤专礼学”。为次仲学派创始人。孔广森“研经明算，声韵尤精”，“经史小学，沈览妙解，所学在《公羊春秋》。为□轩学派的创始人。王聘珍治经，确守后郑之学。钱塘治经史，精于音韵、文字、律吕、历算之学。同时也是潜研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李停“治诸经，通敏于《诗》，《春秋》尤深”，“晚好历算，得梅氏书，尽通其术”。方纲交游者张燕昌、张廷济、黄易亦性嗜金石，并多有考论。此学派代表著作主要有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礼经目次》、《十三经注疏姓氏考》、《通志堂经解目录》、《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粤东金石略》、《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文集、诗集》，翁树培《钱录》，刘台拱《论语骈校》、《经传小记》、《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方言补校》、《汉学拾遗》，凌廷堪《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校礼堂文集》，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礼学□方》、《经学□言》，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钱塘《史记律历天官三书释疑》、《春秋左氏传古义》、《说文声系》、《律吕古义》、《述古篇》等。徐世昌《清儒学案》评翁方纲曰：“尝谓考订训诂，始能究义理。顾谓圣人之道必由典制物得之，则不尽然。立论持平，不为风气所围。后之调停汉宋者莫能外焉。”

　　〖水心学派〗南宋叶适所创学派。适为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学者称“水心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水心学派”。叶适曾师事郑伯熊，，与陈亮、刘景、项安世、陈景思、王绰为友，往还甚密。其学说直接渊源于薛季宣、陈傅良两人，把“图善”、“立义”的思想与重视事功的务实精神联系在一起，建立起自己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的学说体系。晚年著述、讲学于永嘉城外的水心村、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远近学者闻名而来，络绎不绝，因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陈耆卿、王象祖、丁希亮、方来、林居安、赵汝铎、王植、孙之宏、孟猷、邵持正、赵汝诌、邓传之、陈填、赵汝谈、周端朝、吴子良、车若水、戴表元、林处恭等。此派政治上主张抗金，但认为抗金必须先“修实政，行实德”，筑堡坞，固边防，“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成”，不赞同韩□胃冒险发起伐金战争。经济上，主张理财，认为“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认为“理财”与“聚敛”是不相同的，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宇宙观方面，反对二程和朱熹的“天理本体论”思想，认为自然界是由“五行”（金、木、水、火、土）和“八封”（天、地、水、火、风、雷、山、泽）等物质元素构成的。主张“道”存于器中，认为“道也者，不可须舆离物也”；“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有物则有道，道离不开物，根本没有先于“物”而存在的“道”。认识论方面，强调人的认识离不开物，“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在认识过程中，强调“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的作用，认为人类的认识要依靠“耳目之官”“自外人以成其内”，还要依靠“心之官”‘自内出以成其外”，经过“内外交相成”的过程，才能形成全面的认识。此派反对理学家的道统传授说，对理学家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为把《易传》当作孔子的著作，本身就是一种附会，彻底否定了理学家奉为“宗旨秘义”的“太极”。又认为曾子、孟子并非“孔门之要传”。“曾子亲传孔子之道”不可信，指出曾子以“忠恕”释“一贯”非孔子之本意；孟子之心性说，使后世学者“虚义多，实力少”，尽废“古人内外交相成之道”。指斥理学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渊源是杂以儒、佛、道三家思想的混合体。此派最大的特点是主张事功，提倡“务实而不务虚”，反对理学家空谈义理，认为“仁”、“义”必须表现于功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指出，“读者不知按统绪，虽多无益也；为女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宋元学案・水心学案》）认为只有干实事，才于国于民有利。主要著作有时适《水心文集》、《水心别集》（１９５９年中华书局合编为《时适集》）、《习学记言序目》，陈耆卿《□□集》，王汶《东谷集》，丁希亮《丁少詹集》，周南《山房集》，孔元忠《豫斋集》等。此派继承了北宋中期以来宋学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的优良传统，在儒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清人全祖望评论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在当时“天下争言性命之学”的时候，此派挺身而出，倡导事功之学，与当世大儒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分庭抗礼，鼎足而三，影响十分深远。其弟子陈填另创“木钟学派”。此派与薛季宣“艮斋学派”、陈傅良“止斋学派”合称为“永熹学派”，亦为“浙东学派”之一。

　　〖说斋学派〗南宋唐仲友所创学派。仲友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学者称“说斋先生”（一称”隘斋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说斋学派”。其父尧封曾为侍御史，其兄仲温、仲义亦是当时知名学者，“家庭之间，日相师授”，别有所得。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仲友进士及第，兼中博学宏辞科。曾上万言书论时政。后为朱熹劲罢，隐居讲学，从游者得常数百人，因形成自己的学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傅寅、吴葵、叶秀发、朱质、张端义、金式、傅定、傅芷等。此派与“永熹学派”观点相近，与朱熹理学派有异，但不与永熹诸子来往，“孤行其教”。其学“不专主一说”，不“苟同一人”。于诸家学说“合者取之，疑者阴之”。为学主张博览，“上自象纬、方舆、礼乐，刑政、军赋、职官，以至一切掌故”，无不探索考订，究其本末。而于儒家经典尤为重视。力主“经制之学”、反对空谈讲论，为此派最大特色。他们主张传道始于“至诚力学”，认为“自古直道之行，本于正心诚意”。强调“诚”的地位和作用，谓“顺命如顺亲，保性如保子，养心若养苗，驭气如驭马，□欲如□川，待物如待寇，一言蔽之曰‘诚’”。他们崇尚“三代治法”，虽然认为“王者为仁义，霸者亦有仁义；王者有礼信，霸者亦有礼信”，但认为霸者“假仁以为利”，“仗义以率人”，非出于“诚”，提倡道之治。谓“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辅相之臣”。此派提倡勤俭，但又认为“勤固胜怠，勤而非礼则劳；俭固胜奢，俭而非礼则□。存小节而丧大体，君子不取也。”此派特别反对佛、老学说，谓佛老“报应祸福、超升解化之说，皆诞幻诡谲”，但可以迷惑人。认为“报应祸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静寂灭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恶贯盈，饭僧可以免；吾□戾山积，焚章可以禳。不惟此也，且可以致福以增算，吾何为而不从释老。’”中人为了“出入死生”，也愿从释老；君子则以其“清静寂灭”疑似儒学，又“优于儒书，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劳于积习”，也愿从释老。认为释老之说危害甚大。他们也反对当时之言心学者，谓心学“内以欺己，外以欺人”。（《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主要著作有唐仲友《愚书》、《说斋文集》、《六经解》、《九经发题》、《诸史精义》、《帝王经世图谱》，傅芷《南园文集》、《南园讲录》等。清人全祖望在评论此派学说时指出：“乾（乾道１１６５―１１７４）淳（淳熙１１７４―１１８９）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吕祖谦）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其学说与永嘉诸子相近，但不与其来往，“孤行其教”（《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在南宋学派林立之际，独树一帜，也有一定影响。

　　〖思、孟儒学派〗包含《韩非子・显学篇》所指的“子思之儒”、“孟氏之儒”。该学派创始人子思。子思，姓孔，名□，字子思，春秋战国之际曲阜（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的孙子，子游的门人。孟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今属山东）人，拜子思的门人为师。于思学说，本于子游，但又创造“五行”说。“于思倡之，盂轲和之”。孟子也传承了“五行”说，虽然没有表述为金、木、水、火、土，但有仁、义、礼、智、诚。孟子又提出”改善”说。认为人性善”是先天赋予的（《孟子・告子上》）。与生具来。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即具有“仁、义、礼、智”“四端”（《孟子・公孙丑上》），端，即萌芽、出发点。孟子的社会政治主张是“行仁政”（《孟子・梁惠王下》）。他发展了孔子的“仁”说，而提倡“仁政”，说：“行走―政，必自经界始”，就是把恢复井田制视为“行仁政”的原则的、首要的条件。此外还要求对士“尊贤使能”，对商人减轻赋税负担。“仁政”说的思想基础是”性善”论和“贵民”论，说：“民为费，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社会观。认为国君传位给下一代国君，不是出于私人的意志，而是“天与之”。国君所以成为国君，也经过了“天”事先对他的培养和锻炼。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苫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强调人们必须认命、顺命，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该学派著作有《中庸》、《孟子》。

　　〖双峰学派〗南宋饶鲁所创学派。饶鲁为余干，（今属江西）人，曾作石洞书院授徒讲学，书院前有两略，因号“双峰”，学者称“双峰先生”，故称所创学派为“双峰学派”。朱熹高足黄□，得朱子之正统。继传其学，创“勉斋学派”。其门人主要分成两支，一支为以何基为代表的“北山学派”。另一支就是此派。此派创始人饶鲁自幼有志于学，稍长即师事于黄□、李燔，专心于程朱理学。朝廷多次召他为官，皆不起。以著书讲学为务，四方闻名而求学者。络绎不绝。“聘讲无虚日”。相继作“朋来馆”、“石洞书院”以居学者，学业大盛，因形成“双峰学派”。此派一传数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陈大猷、赵良淳、万镇、程若庸、汪华、吴迂、史泳、徐道隆、袁易、程□夫、吴澄、汪克宽、揭□斯、赵孟□、林梦正、熊良辅、李仕鲁、徐一夔等。此派以阐述发挥程朱理学为主，亦吸取了陆九渊“心学”的某些思想。为学兼重知行，“以致知力行为本”。此派特别重视“心”的作用，把人心分成几等，‘认为“简在帝心，天地之心也；从心所欲不□矩，圣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亚圣大贤之心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众人之心也”。强调读书要由下学而上达。认为“读书而能求其意，则由辞以通理，而可上达。”如果只“溺心于章句训诂之间，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则是徒事于言语文辞而已，决不能通其理也”，而不能上达。指出，“其未上达时，与天隔几重在。及其既已上达，则吾心既天，天即吾心。”还认为“圣人之上达，与学者之上达，有迟速之不同。圣人才学便达，学者则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后方贯通”。认为“下学上达之意”，兼有“知行”之说。此派还特别注重“敬之涵养工夫”，认为“看道理须是涵养”，“须是敬，方看得道理出”。（《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重视“静坐”、“调息”，如释氏之念佛号，道家之净心，使心安定专一。主要著作有：饶鲁《五经讲义》、《语孟纪闻》、《春秋节传》、《近思录注》，罗天酉《柘冈集》。程若庸《性理字训讲义》，吴迂《五经发明》，朱公迁《四书通旨》，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等。此派学说最初流传于江西等地。其弟子中，许多人成为元朝著名学者，对于理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吴澄另创“草庐学派”，发展成为元代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

　　〖授堂学派〗创始人武亿（１７４５―１７９９）。武亿，字虚谷，号授堂，清偃师（今属河南）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亿尝从朱筠游。曾创办范泉书院，亲自讲学。亿之家学有其子穆淳承传。其交游者有李威、孙星衍、桂馥、黄易、余鹏肿等。其私淑弟子有张宗泰。时“中州人士多以理学名家，授堂嗜古研经，独精汉学通籍”，他素治经史，尤精于考订金石文字。其讲学，依据汉儒师授，不蹈空虚臆说之习。考订经义，皆考之古书传记，旁引远征。其生平嗜金石，游历所至，见有碑刻，必拓之，故其所藏多有为前人所未见者。凡所考跋皆有补于史传。武穆淳少承家学，勤于绍述，凡武亿所著遗书，他悉为编校付刻。张宗泰为嘉庆举人，官河南府教授。嗜读书，为校官二十余年，每读一书则旁通取证，评其得失，正其讹舛，补其未备，自编为《所学集》，曾受到阮元的赞赏。此学派代表著作有武亿《经读考异》、《群经义证》、《偃师金石记》、武穆淳《读画山房文钞》，张宗泰《鲁岩余事稿》等。此派之学有较大影响，孙星衍曾为武亿撰传；江藩《汉学师承记》也赞其考订秦汉以来金石文字之精审；徐世昌《清儒学案》谓“中州之知读古书、崇经学者，实自授堂倡之”。

　　〖蜀学〗北宋苏洵、苏拭、苏辙等人创立的学术思想体系或学派。因“三苏”皆为蜀（今四川）人，故称“蜀学”。亦称“苏氏蜀学”。“三苏”博通经史，遍采六经百家之说，又吸取老庄道家学说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元□初，司马光上台，实行“元□更化”，废除神宗时新法。司马光死，其党分裂。苏轼、苏辙、吕陶等被指为“蜀党”，其派学说亦被称为“蜀学”，学派正式创立。此派弟子甚多，著名者有：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李□、王巩、李之仪、孙勰、蔡肇、李格非、钟□、家勤国、吕陶、张浚、李植、苏友龙等。其中，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被称为“苏门四学士”。此派与“洛学”互相攻讦，与“濂学”有某些思想联系。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亦有改革弊政之要求。认为当时社会有三患：一患无财，二患无兵，三患无吏。提出以“课百官”来整顿吏治，以“安万民”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厚货财”来理财富国，以“训军旅”来整军经武。通过渐变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哲学上以“道”或“道之大全”为最高范畴，也有人以“无”或“天”为宇宙本原，其实质都一样，皆视其为超越有无的精神性本体。曾谓“天道不可言”，“道非有无，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运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认为“道之大全”生成万事万物，要以“水”或“气”作为中介。认为“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而非道也”。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水”，如同道教方术之“甘水”，带有道家神秘主义色彩。此派性命之学，大致与洛学相同。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主张“养其心”、“修其善”，“使其道大有成”。此派宣扬佛学，与禅宗僧人多有交往，把佛学的某些思想融入儒学之中，尝谓“中者，佛性之异名；而和者，六度万行之恶目也”。此派亦讲求道教方术，甚至把道学思想拾高到儒学之上，曾说，“因老子之言以达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尝苦其无所以”。极力主张“三教合一”。朱窘曾指出，此派“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反映了此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学上的建树最为卓著，但认为学术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辞赋，注重所谓“性命自得之际”。以文为“寓理之具”，认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主要著作有：苏洵《嘉□集》，苏轼《东坡全集》、《毗陵易传》、《格物粗谈》，苏辙《栾城集》、《老子解》，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晁补之《鸡肋集》，秦观《淮海集》，张□《张右史文集》等。此派学说主要流传于四川，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但有些学者对其学术思想，不予以正统地位，目为杂学而予以贬斥。如《宋元学案》的作者就没有把此派按年代序列写入书中，而别附见全书之末，名之曰“苏氏蜀学略”，以区别千其他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