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经学派〗创始人秦蕙田（１７０２―１７６４）。蕙田，字树峰，一字树沣，号味经，清金匮（今江苏无锡）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蕙田交游者有顾栋高、吴鼎、吴鼐、龚灿、蔡德晋、沈起元、方观承、卢见曾、沈廷劳、王昶、王鸣盛、钱大昕、戴震、宋宗元、吴玉□等。此派之学，以穷经为主，不主讲学之名，尤深于礼。秦蕙田尝言“儒者舍经以谈道，非道也；离经以求学，非学也”。撰有《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因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网罗众说，以成此书。凡为七十五类，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将天文推步、勾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将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每事汇诸儒之说为之疏通解驳，又附历代史志纪传所载。蕙田少喜谈《易》，谓“易者，象也，先儒详于言理，略于言象”故撰《周易象义日笺》若干卷。蕙田还撰有《味经窝集》八卷。《四库全书》著录其《五礼通考》，《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考证经史，元元本本，具有经纬，非剿窃□□、挂一漏万者可比，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矣。”《五礼通考》为研究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参考书。

　　〖望溪学派〗创始人方苞（１６６８一１７４９）。方苞，字灵皋，又字凤九，号望溪，清桐城（今属安徽）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苞少从其兄方舟学。方苞弟子有沈廷劳、官献瑶、雷□、王兆符、程□等。其交游者甚多，有李光地、蔡世远、朱轼、扬名时、陈鹏年、李维、万斯同、李□、王源、顾栋高、韩□、查慎行、未书、张自超、汪份、王澎、姜宸英、戴名世等。其从游者有金祖望、刘大□、叶酉、姚范等。此学派兼以文章、经术名世。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论文提倡“义法”。在学术方面，该派立论大抵本程、朱学说。方苞“好读宋儒书，谓宋五子之前，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者。五子之后，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所得。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植蓬篙，学之蠹也”。苞“穷究经史，而于三礼，考核尤精，通千古盛衰得失之故，辨历代离合同之言，以蕴蓄郁积，而宣之于文。其为文也，简而中乎理，精而尽乎事，隐约而曲当乎人情。大抵根抵于史氏，而游泳乎韩、欧者也”。他曾直南书房，充纂修《三礼义疏》副总裁，上命选有明及本朝名家制义颁布，以为学业准的。他“尝论为学宗旨曰‘制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卫道尤力，遇同时学人攻程、朱者，反覆剖辨，必申其说而后已”。沈廷芳又为劳史之私淑弟子，他亦极力推祟宋儒，谓道自唐代韩愈“启之”，“至宋儒而明”，“宋贤濂溪周子肇道源，推以阴阳五行太极之理。而关中张横渠氏又极言知礼成性、理一分殊之旨。及二程于生河洛，扩藏溪之绪，道赅钜细，一本乎诚，学无津涯，而莫先格致”，“方未子之讲学四方也，谓格致诚正，人道之源在是，而一本于居敬”，“而闽之君子率原本程、朱”，“此理学之正宗也”。他批评陆象山持论往往与朱熹龃龉，“逮白沙陈氏、姚江王氏生二三百年后，从而祖述之，号曰心学，天下靡然从之，浸淫不返，流及虚无”。官献瑶又受于蔡世远，尝充三礼纂修。雷馈学宗朱熹，“以躬行为主，以仁义为归，以敬义为门户，以人情事理为权衡，以六经为食饵，以文艺为绅佩，以奖引天下之士为藩墙”（朱世诱《经篙堂文集序》）。□为翟庭学派创始人。此学派代表著作有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沈廷劳《理学渊源》、《续经义考》、《鉴古录》，雷□《读书偶记》、《经笛堂集》，官献瑶《读易偶记》、《尚书偶记》、《思问录》等。全祖望赞扬方氏说：“有经术者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未必本经术，所以中、毛、服、郑之于迁、固各有沟烩，唯是经术、文章之兼固难，其用之足为斯世斯民之重，则难之尤难，桐城方公，庶几不愧于此。”（《神道碑》）徐世昌《清儒学案》谓其“文章源于经术，姚氏借抱承其绪，传衍甚远，桐城文派遂为一代大宗”。近人梁启超对方氏则加以贬斥，他指出：“他是一位‘大理学家’，又是一位‘大文豪’。他曾替戴南山做了一篇文集的序，南山著了文字狱，他硬赖说那篇序是南山冒他名的。他和李恕谷号生死之交，恕谷死了，也作一篇《墓志铭》说恕谷因他的忠告背叛颜习斋了。他口口声声说安贫乐道，晚年却专以殖财为事，和乡人争乌龙潭鱼利打官司。”（《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王张学派〗北宋王豫、张缗等以学习邵雍先天象数学为主的学派。邵雍创“先天象数学”，影响很大，但“深自秘借，非人勿传”。王豫、张缗、张峋、周长孺、杨贤宝、杨国宝、姜愚、张仲宾、侯绍曾、郑史、秦芥等十分羡慕，杨方设法得其秘传。后来。王豫、张峋得其秘传，精研《易经》，于象数之学颇有所得。郑空闻讯．从豫力求之，豫坚决不答应。后来。豫病危至死，郑受贿赂其仆人，得邵雍部分遗书。苦心钻研。作《易传》、《易测》、《变封图》等。王豫还将部分邵雍之书殉葬枕中、后来盗发其家，有《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物》数十篇。道士杜可大用贿赂等手段，得其书，后来传廖应淮，应推传彭复，彭复传傅立，其学说部分流传下来。此派对《易经》及象数之学有一定研究，如《观物外篇》二卷皆为张峋所述，其中记载邵雍之言十才一二，其余皆其发明成书。他们还认为，得乾、坤、坎、离四卦，即可见伏羲之易，而文王之易也在其中。但多数人则学无成就，支离破碎，穿凿不根，如郑史所作《变卦图》不过抄袭邵雍《先天图》而已。此派弟子昆说之另创“景迂学派”，周纯明亦加入“刘李诸儒学派”。

　　〖王学〗系指魏晋时期以王肃为首的经学派。王肃，字子雍，三国时期魏国人。少年时拜宋忠为师学习《太玄》。黄初年间，为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三年（２２９），为散骑常恃。祟奉贾逵、马融的古文经学，但不守一家之法。其说与郑学对立，企图取代郑学在经学上的地位。所注各经有《尚书》、《诗》、《论语》、《三礼》、《春秋左氏传》，并撰定其父王朗所作《易传》，在晋代都列为官学，世称“王学”。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宗庙、丧纪、货币，共有一百余篇。王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孔晁等。东晋以后，王学逐渐衰亡。

　　〖宛溪学派〗创始人顾祖禹（１６３３―１６９２）。祖禹，字景范，清无锡（今属江苏）人。学者称宛溪先生，其学派因此而名。祖禹少承家学，博极群书，尤精舆地之学。其交游者有魏禧、彭见望、阎若璩、胡渭、黄仪等。祖禹好远游，归而闭户著书。徐乾学领修《一统志》，他曾被延致。先生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尤为□帙。年二十九，奉父遗命，为之旁搜纪载，规之正史，成一家之言，游历所至，借书钞纂，睹记所及，更获新胜，即改窜增益之，十易草所不惮，经二十年而后成。首通论历代州域形势，次分纪封域、山川险要、郡县及边塞地，次川续。次天文分野，凡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尝自言曰：‘历代之书，世远言湮，难穷其蕴，唯览者能自得其指归。吾之为是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是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观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此书之立体者也。’其论之最精者，谓天下之形势，视乎建都，故边与腹无定所。有在此为要害，而彼为散地；在彼为散地，而此为要害者。又谓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进。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者常不择地”（《清儒学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是历史地理名著，历来备受学者推崇。“宛溪学术萃于《方舆纪要》一编，尤重山川形势，古今战守攻取之宜，得失了如指掌，为兵家不可不读之书。钦定《通鉴辑览》及胡文忠《读史兵略》，于考注地理者，皆取资焉”（同上）魏。禧将其“推为数千年绝无反有之书”，谓“祖禹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有在言语文字之外，非方舆可得纪者”。祖禹交游者黄仪，变精舆地之学，尝谓“班书《地理志》所载诸川。第言其所出所人。而中间经历之地不可得，唯《水经注》备著之，然非绘图不能了然于心目”，乃反复寻究，每水各为一图，凡郡邑建置沿革、山川险易，皆条分缕析之。徐乾学聘修《一统志》，黄仪多有□讨之功。

　　〖陶楼学派〗创始人黄彭年（１８２３－１８９１）。彭年，字子寿，号陶楼，清贵筑（今属贵州）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彭年父黄辅辰、叔父黄辅相皆为进士，有一定家学渊源，后又拜萧锦忠为师。彭年曾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和西安关中学院。其弟子有王仁俊、于□、许克勤、吴寿萱、董瑞椿、汪之昌等。其交游者有龙启瑞、邵懿辰、陈庆镛、方宗诚、张穆、何秋涛、周寿昌、吴汝纶、王柏心、、王振纲、王树楠等。此派为学，无门户之见，折衷经术，体用兼贱，倡导实学。彭年曾被李鸿章聘修《畿辅通志》，为该志总纂。此书十年而成，于水道源流、郡县沿革，考证详确，补旧志所未备。他又性好藏书，自言“早岁无他嗜好，唯好聚书”，他曾在陕西创博学斋，在苏州创学古堂，皆广储经籍，用以课士。有许多重要著作乃在他帮助下得以刊行。彭年对性、情、心、意、志、思、命等传统命题也作过阐释，大抵以性善论作为理论基础。他认为，性善之说不自孟子始，《易》、《尚书》、《诗》、《礼》、《春秋》、《论语》已言性善之义。彭年弟子王仁俊“幼喜治经、小学，既长，肆力考据”。其治经宗许慎、郑玄，“尤以保存国粹、尊经卫道为己任”。中年以后，又“邃于金石文字”。许克勤“于书无所不窥，凡经史、天文、地理及五行、术数之学，皆喜探讨”，“尝谓学问当法汉儒，品行当法宋儒”。于□为学，长于三礼、《说文》，守汉学家法。吴亮董生平喜舆地、算学，其算学贯通中西。董瑞椿为学专攻《尔雅》。汪之昌“专研经义，以《说文》为辅，旁及诸史、诸子与舆地、目录、九章家言。此学派代表著作有黄彭年《陶楼诗文集》、《东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历代关隘津梁考》、《存铜运考略》，王仁俊《格致古微》、《群经讲义》、《孔子集语补遗》、毛诗草木今名释》、《尔雅疑义》、《仓颇篇辑补斟证》、《说文引汉律令考》、《说文一家学》、《说文独字成部考》、《汉书许注辑证》、《周秦诸子叙录》、《淮南子万毕术辑证》、《正学篇》、《辟谬篇》、《辽文草》、《艺文志补证》、《西夏文缀》、《存古学堂丛刻》、《感应篇儒义》、《古本考》、《学堂歌笺》，许克勤《读周易日记》、《经谊杂识》，于□《读周礼仪礼礼记日记》、《说文职墨》，吴寿萱《垂线互求术》、《平方和较术》、《叠比例术》，董瑞椿《读尔雅日记》，汪之昌《孟子镏熙注辑补》、《青学斋集》、《裕后录》等。曾国藩曾赞扬黄彭年曰：“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子寿近作《选将论》一篇，共六干余字，真奇才也！子寿戊戌始作破题，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学问，此天分独绝，万不可学而至。”（曾国藩《与诸弟书》）

　　〖田氏易学派〗创始人田何，字大装（庄），秦、汉初齐地（今山东北部）人。自孔子传授《易经》，六传至田何。孔子传授《易经》给鲁国人商翟子木，子木传授给鲁国人桥庇（疵）子庸，子庸传授给江东的□臂子弓（弘），子弓（弘）传授给燕国人周□（□）子家，子家传授给东武（淳于）人孙虞（光羽）子乘，子乘传授给田何。秦朝时，焚书禁学，但是因《易经》是卜筮类书籍，不在焚烧之列，所以《易经》传授不断。汉朝建立后，田何跟随齐国田氏各族迁徒到杜陵，号称“杜田生”，招收弟子传授《易经》。弟子有王同子中、周王孙、丁宽、服生，王周传授《易经》给杨何、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文偃，杨何又传授《易经》经司马谈。丁宽，梁地人。起初，梁地人项生向田何学习《易经》，当时丁宽是项生的侍从人。丁宽学习《易经》思维敏捷，读书精细，聪明超过项生，于是也成为田何的学生。丁宽向田何学习《易经》毕业，从杜陵去洛阳又向周王孙学习《易经》的《周氏传》，发掘《易经》古义，作《易说》。丁宽传授《易经》给田王孙，田王孙又传授《易经》给施□、孟喜和梁丘贺。于是田何以下《易经》出现了施氏、孟氏和梁丘氏三个学派。田氏易学派为《易经》各学派所尊，《汉书・艺文志》列其著述有《易传周氏》、《易传丁氏》

　　〖亭林学派〗创始人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炎武，原名绛，字宁人。清昆山（今蹦江苏）人。因其故居有亭林湖。学者称亭林先生。此学派因此而名。炎武之先。世代业儒。其祖父以上，三代都是进士。炎武早年参加过复社，与同乡的归庄相友善，以诗文并称于世，固两人性格耿介违俗，时人称“归奇顾怪”。炎武因深恶明季招门徒、立名誉之习，故教诲传学仅潘耒一人。见于《年谱》者尚有毛今风、宋列、王太和三人；张石舟所编《年谱》附载王吴曾受于炎武。但上述诸人著述未闻。《汉学师承记》谓张力臣受业于炎武。但《年谱》未载。顾炎武之交游者有归庄、吴炎、潘柽章、朱鹤龄、王锡阎、李□、张尔岐、朱彝尊、阎若璩、杨□、博山、路泽农、吴任臣、张□、王宏撰、李因笃、马□、汪琬等；炎武之从游者有徐乾学、徐元文、陈芳绩、陈启源等。炎武之私淑弟子有黄汝成。此派之学，实事求是，不分汉宋门户，经世致用，规模宏峻。炎武“学主于敛华就实，晚益笃志经学”，“于陆、王之说辨之最力，论治、综核名实，于礼教尤兢兢”，“论学，标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二语为宗旨”。该派谈性理者不多。虽屡次称引朱熹，但对于其理学思想则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虽在形式上仍保留着宋学的外壳，但试图以经学主张改铸理学。提出“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而“今之所谓理学”即禅学，这种理学，“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它“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认为经学难治而可贵，禅学易习而不足取法。顾炎武尖锐地批评了理学家们“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流弊，总结了清谈误国的教训。他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盗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肮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针对晚明士林空疏学风，该派提出“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主张，认为这是圣人之道。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耻之于人至为重要，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虽“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行已有耻”是该派它身处世的原则；“博学于文”是该派通经致用的方法和途径。他们的学术宗旨是“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通经致闲的手段则是训诂考据。他们主张通以汉儒为师，认为“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主，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从而抛弃了理学家的明体功夫，而致力于通经之业。并且，摸索出了一套扎实细密的治学方法。如，在广泛占有资料基础上的比勘审核、旁推互证、排比钩稽的归纳法；力求名实相符、事有佐证的证验法等。该派还提倡创新的治学精神，反对剽袭模仿的风气。认为著书颁有新内容。“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人之所不可无。而为之”。对著述持严肃负责的态度，指出“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该派反对治学上的门户之见，认为“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的做法会使通经之路狭窄，主张“问道论文，益征同志”。对于自己的为学主张，该派能够身体力行，如顾炎武一生“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即使在戎马离乱之间也手不废卷，阅书数万卷，他给自己立下了繁难的读书规程，从小学音韵文字人手，从一点一滴做起，积数十年学力去做通经致用的学问。在其北游途中，“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该派主张从“人道”人手，认为“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这种“人道”并非“纯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认为自私心是人之“常情”。该派还反对超经济的权力干涉，主张利尽山泽面藏富于民。认为富国之策一在简政便民，二在开发资源。要求摆脱封建君车的集权政治，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以为国家治乱决定于社会有无“清议”，肯定人民“不治而议”的正当性，提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还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实行唯才是用的选举制度，提出“天下之人皆得举丽荐之”的选举原则。表现出初期的民主思想。顾炎武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非常赞赏，谓自己的《日知录》中所论同于黄氏“十之六七”，于此可见两人观点有许多相同之处。该派代表著作有顾炎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种》、《韵补正》、《亭林诗文集》，潘耒《易论》、《类音》等。该学派在儒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徐世昌《清儒学案》谓其学“为有清一代学术渊源所自出，后之承学者，因其端以引申之，各成专家，而兢兢以世道人心为本，论学论治莫能外焉。此其学之所以大也。”其通经之学。开一代补学之先，对后来的乾系时代的汉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泰山学派〗北宋初孙复所创学派。孙复曾隐居泰山讲学，世称“泰山先生”，因称所创学派为“泰山学派”。孙复曾热心科举，四次参加科举考试而不中，其后，退居泰山，潜心研究《春秋》等经书，以其学识渊博，声名远布，学者纷纷上门求教。著名学者石介亦自徂徕山而来，亲执弟子之礼，以复为师。他们与胡瑗同学，关系密切，号称“宋初三先生”。三先生互相切磋学术，其学大盛，逐步形成“泰山学派”。孙复之学，上祖唐代大经学家陆淳怀疑经传之风，下开南宋胡安国借用《春秋》议论政治之先河。所传弟子甚多，著名者有：石介、文彦博、姜潜、刘牧、祖无择、张洞、李□、刘挚、郑史、梁焘、晁说之、胡安国、李昶、莫说、范纯仁、朱光庭、莫表深等。此派以治经为主，认为“尽孔子之说者是《大易》，尽孔之用者是《春秋》”，特别注重研究《周易》和《春秋》，尤其重视阐发《春秋》的徽言大义。他们在研究《春秋》之时，“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推言治道，终得圣人意思。”此派极力宣扬儒家道统论，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自称“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孔子、孟轲、荀卿、杨雄、王通、韩愈之道”，以接续其道统。他们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尊王”立场上，标榜王权，强调封建等级制不可侵犯。反对佛教、道教“去君臣之礼”和“死生祸福、虚无报应”的思想。他们认为，隋唐以来，专以词赋取士，造成了“天下之士皆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而不去探索圣贤之理”的浮夸文风，主张“以仁义礼乐为学”，文章必须为儒家的道统服务。此派特别强调遵守封建的伦理道德。开始建立理学重要原则与概念。后来的理学家引而发之，把道德规范之“理”作为贯穿自然与社会的基本范畴，建立起完整的理学体系。此派代表著作有：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石介《徂徕集》，刘牧《封德通论》，祖无择《龙学文集》，李昶《春秋左氏遗意》、《孟子权衡遗说》等。此派对于宋代理学的产生影响很大。黄宗羲曾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胡瑗）、泰山孙先生（孙复）、徂徕石先生（石介）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周敦颐所创“濂学”）洛（程颢、程颐所创“洛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二程之学）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胡晦庵（朱熹）有伊川（程颐）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肯定了泰山学派在宋代理学产生中的地位和作用。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其弟子吕希哲另创“荥阳学派”，晁说之创“景迂学派”，胡安国创“武夷学派”。

　　〖泰州学派〗创建人王艮。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今江苏泰州市）安丰场人。好读儒家经典，有疑难，逢人便问；对儒经的解释，不拘泥传注，常常自有发明。王守仁巡抚江西，讲“良知之学”聚徒众多，王艮也拜王守仁为师。王艮家学有其子王襞承传。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有徐樾、韩贞、颜钩、赵贞吉、罗汝芳、何心隐等。该派之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力倡“百姓日用”之道，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该学派认为“身与道”是世界的本源。王艮说：“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又说：“知修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本文下同）主张“身”等于“道”，该学派自有“格物说”。在拜王守仁为师以前，王艮已经有自己的“格物说”。他的“格物说”与王守仁的“良知说”观点比较接近。他说，“格物即是止至善”。并认为，在“止至善”这个命题上，孔子也只是达到“明德”、“亲民”而已。但对“安身”一事，却未能明了怎样达到最“善”。还援引儒经说明‘‘安身”是“止至善”的重要内容。《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又曰：“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也”。《孟子》曰：“守身为大。”等等。还主张为“止至善”，要区别事物的本与末。为治“末”，先要立“本”。“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本乱末治，末愈乱也”。还说“格物”的“物”，有本末。须“格物知本”，“立本安身”。自“身”与“天下国家”都是“物”，“身”为“本”，而“天下国家”为“末”。“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为失本”。“格物”的“格”，就是人治理国家的活动，就象用“矩”框治“方”形，“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要“以天地万物依于己”。即要从自我出发去矫正天地万地，使其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主张“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正己而物正”，企望以内心世界决定外界的“天下国家”。该学派发明了“明哲保身”的新根据。认为，在匡救社会过程中，首要的是“保本”，提出：“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该派“明哲保身”的理论根据是“身”等于“道”。基于“身与道原是一件”的理论，结论是“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这就告诉人们，在“尊道”的同时，须象“尊道”一样地：尊身”，才是“至善”。强调“安身”、“尊身”，强调“身”的价值，甚至以对“身”的态度衡量社会的优劣。竟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即“以道殉身”是“天下有道”的标志，“以身殉道”是“天下无道”的表现。因此，该派对“杀身成仁”说持保留态度。该学派认为性“复其初”是“治天下”的前提。极力宣扬孟子的所谓善是本性，恶不是本性的说教；戒备二程的所谓善当然是本性，而恶也不可不说是本性的主张；又继承了张载、朱熹的人性论，也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主张人可以去掉“气质之性”而恢复“天地之性”。认为“天命之性，即天德良知”。还说：治天下的“本”，就是“身”；“本”必须端正；所谓“端本”，就是“诚心”；所谓“诚心”。就是要去掉“不善”的念头而恢复其“善”；这就是“复其初”，也即王守仁的“致良知”。该学派主张“不假安排”，不求“停当”。认为“天命之性”十全十美；“良知”天生就有，无须探求；而且“良知”以外，也没有什么应“知”的。对于“良知”，除了需要除去蒙在它上面的“气质之性”的物化物以外，根本不需要增加什么，如程子所谓：“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又说：“天理科，天然自有之理也。也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本来是天然之理，“不假安排”―无需借助人工去安排，如果有谁凭愿望去安排。那便是“人欲”，而“人俗”正是理学要扫灭的内容。他援引《易》说，“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强调事物的不间断运动，主张任其自然。该学派宣传“心说”和“理一分殊”论。谓宇宙是心的城廓，四海是心的边沿，万物是心的体现。古往今来，只有这个心，浩大深邃。神秘莫测。并套用“理一分殊”论，认为“找者万物之体，万物者我之散殊”，大意是说，我是万物的本体，万物分别是我的体现。王襞字宗顺，号东崖，王艮的次子。拜龙溪绪山为师。他随父讲学于淮南，父没，便子继父业设讲席于备郡，宣传先天人性论，宣传“不假安排”说。王襞的弟子有韩贞号乐吾，本是陶瓦工。他文化水平不高，善于闻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诗歌宣传封建道德。主要观点是乐天安命，得过且过。徐樾字子直，号波石，王艮的弟子。徐樾的弟子颜钩，定山农；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是颜钩的弟子。曾于太湖讲”性命之学”，于海春书院宣讲乡约。他早年对佛典、玄学无不探讨。但到晚年，其说一概本于《大学》的孝、悌、慈等观点，而且着力批评禅学，说：“禅家之说，最令人躲闪，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转出头来，复归圣学者，百无一二。”该学派著述有王艮《王心斋先生全集》、《王东崖遗集》、《韩乐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