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司马炎，司马昭之子，晋朝的建立者。字安世，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曾于咸宁四年（278）首立国子学，与太学并列。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繇、胡昭之书为法。重视地方教化和学校，提出以观风俗、协礼律、兴礼教，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政绩的主要内容。执政时，重用名儒傅玄等人。著有《敦喻五教诏》，载《晋书·武帝纪》。

西晋思想家、教育家。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幼年丧父，靠刻苦自学获得渊博学识，长于乐府歌行，并精于音律。魏末时举秀才。历任郎中、弘农太守、散骑常侍，封鹑觚男。入晋，官司隶校尉，拜太仆。曾向晋武帝献策：“通计天下若干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从而使每人“各一业而殊其务”，社会上“无有一人游手”。并主张“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晋书·傅玄传》），深受赏识。在魏晋崇尚老庄之时，大力提倡儒家礼义之教。认为儒学乃王教之首，其作用在于正君臣，以立邦国，正父子以定室家，正夫妇以别内外。故应“尊其道，贵其业”。认为“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贪荣而重利”。性如水，“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淳而清，动之则流而浊”（《傅子·戒言》）。关键在人主之政策引导和教育。“人之性避害从利，故利出于礼让，则修礼让；利出于力争，则任力争。修礼让，则上安下顺而无侵夺，力争则父子相危”（《傅子·贵教》）。并进而指出，人是“以智役力”，如不加以“教节，是智巧日用”，其残忍性将胜过禽兽。强调君子修身治人之本在“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傅子·正心》）。著有《傅子》，明人辑有傅鹑觚集》。

西晋大臣。字子真，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人。少时贫苦，勤奋治学，被郡举为孝廉、州举为秀才。历任河南尹、尚书郎、廷尉正，参相国军事，后为广陵王师，迁太子太保、太傅。主张自上而下提倡礼让，形成“推贤让能之风”，消除士人“争竞之心”，息“谤毁”之言，使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著有《崇让论》。

西晋官员。字子荆。太原中都（今山西平原县西南）人。少有才志，能诗善文。曾任冯翊太守。推崇儒学，作《尼父颂》，颂扬孔子为“圣哲之杰”，“德比天地，明齐日月”。主张修学官，培养人才。从隐逸、厮役中，举“独行君子”，以“惇风厉俗”；选“秀异之才”，“以拨烦理难”。原有文集十二卷，已佚。明人辑有《孙冯翊集》。

西晋学者。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魏末任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入晋，曾定《晋律》。泰始年间上《黜涉课法略》，提出对官吏实行“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晋书·杜预传》），以六年累计。修改《景初历》而为《二元乾度历》。历官代河南尹、秦州刺史、度支尚书等，多有建树。史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同上）。太康元年（280）因参与灭吴有功，进爵当阳侯，留镇江陵，兴建学校，大修水利。晚年专耽于学术经籍研究，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成一家之学。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南宋以后为历代科举取士和官学的教材。有集十八卷，已佚，明人辑有《杜征南集》。

西晋学者。字孝尼，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为人勤学，以儒学知名，曾注《丧服经》。历官给事中等。在才性问题上，提出了才与性的界说：“性言其质，才名其用。”认为人性有贤不肖之分。贤者，“清气之所生”；不肖者，“浊气之所施”。然“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材也”（《艺文类聚》卷二十）。著有《袁子正论》等。

西晋学者。字孝若，谯（今安徽毫县）人。富文才。历任太子舍人、中书侍郎、散骑常侍等职。提倡“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的古训。认为君子应致力于修德、勤学、徙义、改过；凡这“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则不是个人的责任。在家庭教育方面，强调修身、爱人。提倡仁义孝友。著有文集十卷，已佚。明人辑有《夏侯常侍集》。

西晋学者。字令思，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举秀才，对策第一，历任郎中、太子舍人、卢江内史及镇东军咨祭酒。东晋初，官至散骑常侍。认为四海一统以后，关键在择才、礼贤，以兴礼教。“五帝殊理，三王异教，故或禅让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于兴礼乐以和人，流清风以宁俗，其归一也”（《晋书·华谭传》）。同时指出礼者之化与律令之设是治国必备，即使“以尧舜之盛，而犹设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如行礼乐教化，则“凡人修行，黎庶励节，刑罚悬而不用，律令存而无施”（同上）。尤强调人才之作用，“兴化立法，非贤无以先其道；平世理乱，非才无以宣其业”。“得贤则教兴，失人则政废”（同上）。认为人才取之不穷，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真心求才，应“虚高馆以俟贤，设重爵以待士”（同上）。著有文集，已佚。《晋书·华谭传》存有《举秀才对武帝亲试策》。

西晋学者。字正叔，荣阳中牟（今属河南）人。历任著作郎、秘书监、中书令、太常卿。曾作《释奠颂》，记述晋惠帝于元康三年（293）视学太学之盛况；赞美惠帝“留精儒术，敦阅古训，遵道让齿，降心下问”（《晋书·潘尼传》）。认为此举将产生“上好如云，下效如川”的教育影响。著有《安身论》等，明人辑有《潘太常集》。

西晋学者。字思远，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举秀才。曾出任扬威将军、会稽内史，除尚书左仆射。熟悉典制，提出周代之明堂、太庙、清庙、太室、太学、辟雍，乃“异名同事”，取其不同的作用与方位而命名，“其实一也”，皆“古者圣帝明王南面而听政”，“施行法令，宗祀养老，训学讲肄，朝诸侯而选造士，备礼辩物，一教化之由也”（《晋书·纪瞻传》）。认为政事、教育应因世变而有所不同，但最重要者为举贤。他说：“兴隆之政务在得贤，清平之化，急于拔才。”（同上）认为其时“贡贤之涂已闿，而教学之务未广”，以致学子“进竞之志恒锐，而务学之心不修”。主张“辟四门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以再现“序君臣之义，敦父子之亲，明夫妇之道，别长幼之宜”的封建伦常。作有《举秀才对陆机所试策》（载《晋书·纪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