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大臣。字元规，颖川鄢陵（今属河南）人。晋明帝的国舅，曾受遗诏与王导等共辅成帝，任中书令、平西将军等职，执掌朝政。认为要巩固帝王之业，礼义之教与兵革武事缺一不可，尤其是经过大动乱后的东晋，急待恢复儒学教育，“弘敷礼乐”。曾在武昌建立学舍。选“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为儒林祭酒，负责教学。令参赞大将子弟及自家子弟全部入学受业。并准所属临川、临贺二郡修复乡校。

东晋学者。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博学善文。长期避居会稽，后任著作佐郎，迁散骑常侍等。较早提出儒佛合一的思想。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异名同实。“周孔之教，以孝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而佛教亦提倡孝，说“佛有二十部经，其中四部专以劝孝为事”（《弘明集·喻道论》），与儒学讲孝之说不悖。对后世的学术和教育思想有一定影响。

东晋学者。字弘度，江夏（今湖北安陆）人。历任剡县令、大著作郎、中书侍郎等职。整理秘阁书籍。按经、史、子、诗赋四部分类，对中国图书分类法产生重要影响。在学术上初好刑名，后崇道家，亦不排儒。认为礼教之弊在“仁义彰而名利作”，“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检之弥繁，而伪亦愈广。老庄乃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和先圣之说相比，“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认为“道不可以一日废，亦不可以一朝拟；礼不可以千载制，亦不可以当年止”（《晋书·李充传》）。有文集二十二卷，已佚。遗文散见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及严可均所辑之《全晋文》中。

东晋教育家。字山甫，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累官至临川郡太守，后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曾上疏请建国学，得到晋成帝的赞成。咸康间，建有太学。认为教育的作用，在“崇典训以弘远代，明礼乐以流后生，所以导万物之性，畅为善之道也”。“《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晋书·袁瓌传》）。由于战乱，数十年来，使“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籍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建议朝廷应利用战事之空隙，重建太学，招集学徒，置博士，“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诵之音盈于京室”（同上）。

东晋名将。字石奴，陈留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淝水之战时，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与谢玄、谢琰等大破前秦军。“戎车方静”，积极提倡兴复儒学教育。太元九年（384）上《请兴国学疏》，强调教育在“陶铸”人品中的重要作用，“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惟礼与学。虽理出自然，必须诱导。”认为晋世“王道未备，庠序之业，或废或兴”，遂致学子“陶铸缺日用之功，民性靡素丝之益”。他以“光武投戈而习诵、魏武（曹操）息马以修学”的范例，建议孝武帝“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达到“大启群蒙，茂兹成德”的目的。

东晋学者。字武子，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南）人。少笃学、博览群书，以通才闻名。历官中书侍郎、豫章太守、余杭令。尊崇儒学，不喜玄学。以为王弼、何晏崇尚虚浮，“其罪深于桀纣”。在地方官任内，兴修学校，课读《五经》。自己修礼洁身，“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批评国学讲诵松弛，考课之绩不著。建议“精加督励，严其师训，举善黜违”。著有《春秋穀梁传集解》等。

东晋学官。字号及籍贯等均无从考。据《书·礼志》所记，晋孝武帝时为国子祭酒，于太元九年（384）选公卿二千石以上子弟为国子生。因国学品课无章，士人耻与其列。为此上言朝廷，要求群臣子弟，皆入学，制以程课；对现有国子生，进行整顿，凡年岁过大，方圆异趣者，听其去就。认为“弘化正俗，存乎礼教；辅性成德，必资于学”。强调立学和整饬学风的重要。

东晋学官。字武子，南平（今湖北公安）人。幼年家贫，但苦读不止，用囊萤照读，博学而多通。及长，桓温辟为从事，深受器重。晋孝武帝太元中，太学增置学生百人，奉命领国子博士，并参与议论郊庙明堂之事。曾上书请择朝臣一人，不论位之高下，以经学最优者领博士。

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隐居隆中，刘备三顾茅庐，始出，佐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任丞相。后辅弼蜀后主。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著《诫子书》及《诫外生书》为其家教代表作。提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认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诫子书》）。教诫子弟“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毋“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诫外生书》）。又告诫子弟慎交友，“势利之交，难以经远”（《论交》）。其著作多散佚，近人辑有《诸葛亮集》。

三国吴建立者。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在位期间，实行屯田，设农官劝课农桑。重视将帅的文化学习，曾劝谕吕蒙等要善于利用政务、军事空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蒙等悟而就学笃志不倦，深受其赞赏。认为位至“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沉悦书传，轻财尚义”，堪为“国士”（同上）。此举为后世所称誉和效法。韦昭（204—273）三国吴学官。字弘嗣，后因避晋讳改名曜。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孙权时任西安令，迁太子中庶子，辅导太子教育。后为太史令。孙休时为中书郎、博士祭酒，校定群书。孙皓即位后升为侍中，领左国史。因不满孙皓荒淫，屡谏迕意，下狱被杀。重视《国语》之学术价值。认为“其文不主于经”，“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国语解叙》）。对当时士林沉迷于博弈而荒废儒业的颓废风尚提出严肃的批评，要求士子改变玩物丧志的人生态度，立志勤学，“勉精厉操”，“渐渍德义之渊，栖迟道艺之域”。“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著有《国语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