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书见“鸟虫书”。

又名“虫书”。春秋战国时代，为王室贵族特别设计的美术字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言秦书八体“四日虫书”，汉代简为六体，“六曰鸟虫书一一所以书幡信也”。汉代幡信，今未发现。传世“熊原钟”，金错文“越王勾践自作用剑”，长沙楚墓中的兵器，安徽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中的杂器，传世“捷仔妾峭”玉印，以及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所摹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秦始皇玉奎文字，大都篆势绍屈、左右缠绕，呈鸟首虫尾之状。此种字体大都铸或刻于兵器、钟膊，汉承秦后或定为用于旗帜符信。亦有用于印章者。

汉末称东土通行文字。卢植上书，有“古文科斗近于为实”之语，而其下所言乃《毛诗》、《左传》、《周官》。郑康成《书赞》：“《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始以古文《尚书》为科斗书。卫恒《四体书势》：“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古文，谓之科斗书。”魏晋时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王隐《晋书·束皙传》称《汲家竹书》，《南齐书·文惠太子传》称《考工记》缺文亦日科斗书、谓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今据《三体石经》残石、山西侯马、河南沁阳发现的《玉片盟书》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发现的楚墓竹书，字形比秦篆简约，点划有欠均匀，而并非都是头粗尾细。

古文与籍文的合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今叙篆文，合以古塔’。谓其书，首列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的小篆，又在一千一百六十三个重文中配合《史籍篇》遗文二百二十余字，和出于孔子壁中书、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异文五百余字。前者是战国时代西土学者教学用的识字课本，后者是齐鲁学者以当地通用文字抄写的儒家经典。两者只是地域上的区别，并无时间上的先后，而许氏误认为后者是黄帝之史仓颔所造，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的古文；前者是周宣王太史籍所书，时代远在其后。清吴大激搜集金文、石鼓文、古钟印、古钱币、古兵器、古甸文四千七百余字，编为《说文古籍补入孙冶让依王念孙《汉隶拾遗》例成《商周金识抬遗》，后改名《古籍拾遗》；又校吴子芯《裙古录金文》之缺失，成《古籍余论》三卷。日本高田忠周作《古稻篇》百卷。皆以“古谚”两字为先秦文字之泛称，与许慎所说的“古籍”含义不同。

即大篆。春秋战国时期，流行我国西土的一种字体。秦人用其字体编纂章句，为教育学童的识字课本，首句日“太史箱书”，箍，义为读。该书战国以前，未见称述，西汉刘向校书，始予著录，谓作者名箍，宫太史，周宣王时人。东汉建武年间，亡失六篇，章帝时，王育为作解说，至魏晋而失传。许慎据其残存十篇注其异于小篆者二百二十余字于《说文》附见中。大抵结构严谨，左右对称，与《石鼓文》《诅楚文》及金文《秦叔和钟》、《秦公豆》近似，而与甲骨文、金文、乃至秦统一文字之后的小篆，有承先启后的踪迹可寻。

即籍文。先秦时代关西一带通行的字体。许慎《说文解字叙》：“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颌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诸《史箍》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今本《说文·支部》箍文勋，小篆作贴，《刀部》箱文髓，小篆作副，《禾部》符文泰，小篆作秦，其他不标明德文者，皆合于秦文。这说明小篆脱胎于《史揭篇》，不过略有省改而已。以其字体之出处言之，则曰籍文；对秦统一文字之后的小篆言之，则日大篆。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有十处提到古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

（1）《说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文，共收录古文五百余字，皆出孔子壁中书，及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为战国时期齐鲁学者所写的东上通行字体，东汉末年称为“科斗书”者。

（2）为古代文字的泛称，如云：“周宣王太史籍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似指苍颌以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异殊体的文字，亦即指三代吉金文字。

（3）《叙》末“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意谓自己引用的说解，是古文经学家的话，而不是今文经学家的话。这里的古文指经学学派而言，并非专指字体。参见“古籍”。

又名摹印。西汉官定用于刻印的字体。许慎《说文解字·叙》：秦书八体，“五日摹印”；又，王莽时简为六体，“五日缨篆，所以摹印也”。段玉裁注。“摹，规也。规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缨，读绸缨之缨。”按缨当读为“谬于古搐”之谬。缨谬声同字通，传世汉印所用篆书字体不但谬于古籍，且亦不遵小篆。这是因为秦汉公私印章，在法律行为中，已近似后世签名画押，虽有指难趣易，向壁虚造之失，但可以免受廷尉“书或不正”之举劾，摹印文字因又有缨篆之称。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唐初发现于天兴县南二十里许，（今陕西宝鸡市）共十块。其中一块已被土人凿为石臼。每石各刻一首四言诗，颂扬国君渔猎盛事，故又称“猎确”。所刻字体近据文。许慎《说文·序》：“（）宣王太史箍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第一鼓“迪车既工，进马既同”，与《小雅·车攻》首两句文同，“进车既好，进马既较’，又与《吉日》的“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句法相似。《车攻见吉日》为诗人赞美周宣王“国田猎而选车徒”之盛事，因此唐韦应物、韩愈等人认它为周宣王时物。南宋郑樵《周秦石刻释音》以“峦”、“殴”两字见于秦权，始疑为秦刻石。1923年1月马衡发表《石鼓文为秦刻石考》，王国维著《史籍篇疏证》，谓出于东周，西土学者以通行字体编为学童识字课本。其后郭沫若发表《秦雅刻石研究》，谓为公元前770年秦襄公作“西所’时刻石。马叙伦著《石鼓文为秦文公时物考》谓为公元前750年之后，秦文公大狩习兵回来的告庙石刻。此外尚有穆公、献公诸说。十鼓字数薛尚功所见尚有六百十八字，重文五十，第八鼓存二十三字，重文四。阮元据天一阁所藏本，摹刻于杭州府学，已不复有那许多字。明拓本第八鼓仅存一个“敞”字，今已全部磨灭。原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战国时代陶器上的文字。一般只有几个字，大都是印文。内容为人名、官名、地名、工匠名、吉祥语和制造年月等。与甲骨文、金文同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字源流变化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