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希腊文architektδn——建设者)建筑艺术;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一种特殊样式,这种活动的结果就是创造出体现社会和艺术的物质文化的统一性的作品。因此,一切建筑物都既有职能的、技术的特质(舒适、实用、坚固、经济),也有审美的特质(美、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的艺术形象)。
建筑物的审美作用是借助于建筑结构的不同手段达到的,这种建筑结构的基础是一定的立体空间结构,一个建筑物或若干建筑物的个别房间、部分、构件的有机相互联系(相称的格局)。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筑物的构造法,它表现建筑物的构造形式和艺术形象的形式的统一性。在建筑中,艺术表现力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比例对称(见比例条)、规模宏伟,也就是说,一个建筑物的各个部分或相称格局的各个部分配合得当,它同周围建筑物和自然环境配合得当,而且还考虑到同人的关系。例如,对同一个立面来说,使用窗孔和窗间壁的大小比例不同,就会让人看见是缩小或者增大建筑物。建筑物的规模,在许多方面决定艺术形象的性质——纪念性或亲切感。
建筑物的审美感染力的另一个手段,通过立体空间的解决办法,通过塑造,通过颜色处理表现出来,这就是相反的对比(例如,高建筑物和平建筑物的对比,垂直分解和水平分解的对比,各种不同刻面的材料的对比)。
建筑作品对人产生的最强大的感染力,是同雕塑、绘画、实用装饰艺术和庭园艺术综合在一起的。
建筑产生于社会发展的最早阶段,它始终表现了这个或那个时代的各国人民的民族文化的特点。然而,在不同的时代,建筑的实用方面和审美方面的相互关系是不相同的。原始社会的人为了同自然力作斗争,建造了原始的房舍作为对付敌对自然力的防卫手段。在奴隶社会的历史中,埃及的建筑占有卓越的地位。埃及建筑最有特色的就是宏伟的陵墓——金字塔(例如,吉萨的金字塔群体中的希奥普斯金字塔就高约150米)和带有密集排列的体积巨大的圆柱的庙宇(例如,卡尔纳克的太阳神庙圆柱就高达20.4米,直径3.4米)。
在古希腊,出现了新型的建筑物——学校、剧场、运动场。祭祀建筑物失去了自己的与世隔绝的阴森森的性质。希腊建筑术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柱廊。柱廊是由梯形地基、垂直支柱以及在这些支柱上架设的梁构成的,它成了建筑结构的基本因素;柱廊联结建筑物,使建筑物具有纪念性,使建筑物彼此联在一起,并且同周围的自然环境也联在一起(例如,雅典卫城配合适当的格局,从五世纪一直保留到现在)。希腊的建筑师制定了一整套使建筑物的各个部分和它的各个细部和谐配合的体系。
在古罗马的建筑中,混凝土制的拱门结构和穹窿形结构开始广泛采用;出现了新型建筑物:座位层层递高的半圆形剧场,集议场,凯旋门,都反映着统治、权力、军威的思想。对设计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倾注了越来越大的注意力。
建筑在中世纪发展的重要阶段,就是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时期的纪念性建筑物,就是试图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古希腊罗马古典作品的原则和形式。在古典主义时期,建筑家们再一次求教于古希腊罗马的典范,然而他们只是严格地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结构手法推尊为典范。
在建筑史上占有主导地位之一的是俄罗斯建筑术。克里姆林宫、格局配合相称的要塞建筑物、宫殿建筑物、祭祀和民用建筑物,都可以成为俄罗斯建筑术的纪念性丰碑。俄罗斯建筑的优良民族传统表现在民间木制建筑。术中(教堂、木屋、尖柱城堡)。这种木制建筑术把结构上的深刻真实性、材料的运用、装饰图案形式的丰富多样以及善于使建筑作品成为周围景色不可分割成分的本领,浑然一体地结合起来。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出现了新型的建筑物(工业大厦、运输大厦、行政办公大厦、多层式居民大楼),广泛使用了钢筋混凝土和钢材,稍后又广泛使用了玻璃和塑料,用工业方法由标准工厂预制构件大规模建造房屋的可能性,所有这些就决定了建筑中的新的审美概念,为体现这种新的审美概念而开创了新的艺术可能性。例如,大跨度结构和钢骨架的出现导致了“自由平面图”,就是说,采取了与基本结构体系无关的建筑物内部空间分隔法(利用挡板、隔屏)。城市建设中产生了严重的任务(大规模兴建房屋、运输工程的艺术表现力问题)。所有这一切,在建筑的一定理论流派中都有反映。
功能主义者(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断言,建筑物的美是由建筑物的形式同功能、材料的自然属性、结构的优美的直接联系决定的。德国建筑学家(格罗皮乌斯等)在考虑大规模住房建设的标准化问题时,也激烈反对装饰性,认为有必要把美学同工业建设技术联系起来。在其他结构主义建筑学家看来,建筑技术的成就,只是解决形式优美的任务的手段(见结构主义条)。“天然建筑”的追随者们的基本原则就是建筑的“自然性”,也就是说,要看是否适应于地形、建设和利用的条件。
苏联建筑的使命就是全面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它有自己的特点:计划性、群众性、建设的广泛工业化、质量上完全新型的建筑物的出现。设计的合理性、形式朴素、建筑物的外观同建筑物的用途和构造相适应,这就是苏联建筑的审美性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954年全苏建筑会议指出:房屋的立面应该有美丽的和吸引人的外观,这就要靠整个建筑、门窗有良好的比例,阳台能巧妙地安排,正确地使用饰面材料的特点和颜色,在大型砌块和大型预制板的建筑中真实地显露墙壁的配件和结构。苏联建筑的出色作品具有朴素和纪念性的特征。第聂伯河水电站总体建筑、列宁墓、李哈契夫汽车制造厂文化宫、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堂,等等,就是这样的出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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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式
(法文empire——帝国)拿破仑一世时代的艺术风格(主要是在建筑和实用装饰艺术中),它表现了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
帝国式的特点就是追求艺术形式的纪念性和宏伟性、严整性和序列性。这种风格既依据十八世纪末的古典主义,也依据罗马皇帝时代,甚至埃及法老时代(特别是在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后)的建筑风格。在帝国式的风格中,崇高的古典主义艺术经过改造,以适应于夸耀拿破仑军事胜利和他的个人权力的要求。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建筑的手法和细部上,这些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有助于表现皇权的军威、力量和伟大(凯旋门、纪念柱、宽柱廊、大柱廊、建筑物细部上的各种各样的军事标志,等等)。
典型的帝国式风格的建筑纪念碑,是巴黎星形广场上的凯旋门(建筑师沙格朗的作品),这个凯旋门就是作为拿破仑军功的纪念碑而设计的。就规模来说,它超过了古希腊罗马世界的所有凯旋门,它宽45米,高50米。四个浅浮雕(其中有吕德的著名群雕《马赛曲》),每一个就有12米高。巴黎汪多姆广场上凯旋柱也是为拿破仑的军事胜利歌功颂德的,这个凯旋柱就是仿造罗马的图拉真纪功柱。其他的许多帝国式纪念性建筑物,也都是对罗马建筑物的简单模仿,例如,巴黎的马丁教堂。
在雕塑中,帝国式风格在十九世纪初期表现在雕塑家卡诺瓦、托尔瓦尔德森和沙多夫的创作中。尽管有一切民族的和个人的差别,创作远离具体生活的那种抽象性和平淡无奇,却把这些大师联结在一起了。
在绘画中,成为波拿巴的宫廷艺术家的法国革命古典主义之父大卫的创作的最后阶段,就是同帝国式联系在一起的。他画的拿破仑在马上的肖像,充满了虚伪的激情,远离了象他的作品如《荷拉丢斯兄弟的宣誓》的那种高度真实性和饱满热情。
在装饰艺术中,帝国式失去了风格上的统一性。拿破仑和他的亲族住过的枫丹白露、马尔麦宗等宫殿大厅,摆满了许多风格各异的东西:埃及的浮雕,伊特拉斯坎的饰瓶,庞培城的壁画,文艺复兴时代的水彩壁画。一些具有民族来源的物品,都有抽象的几何图案的特征;它们的用途从外表形式是不大容易看清楚的。在装饰图案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军盔、古罗马军队的银鹰徽帜、箭簇等等这样的内容。
在德国,帝国式风格首先表现在建筑家申凯尔的创作中,他在柏林建造了一座守卫本部,使人产生威严、力量和阴森的印象。
在俄国,帝国式风格往往指十九世纪头三十多年崇高的古典主义的出色建筑和雕塑纪念像,这些纪念像以富有俄罗斯的民族特征而著称(在列宁格勒:海军部大厦——建筑家札哈罗夫的作品,总参谋部拱门——建筑家罗西的作品;在莫斯科:大学——建筑家热里亚尔吉的作品,市立第一医院——建筑师波维的作品,米宁和波札尔斯基的纪念像——雕塑家马尔托斯的作品,等等)。所谓俄罗斯帝国式艺术,按实质来说,乃是俄国古典艺术史上最后的和最高的阶段。
譬喻
(希腊文allegoria——寓意)包含在形象的寓意性中的艺术手法。在形象的寓意性中,通过具体的形象的形式,把某种抽象的、非具体的概念的本质特征最鲜明最充分地揭示出来。例如,在造型艺术中,公正裁判就是通过一个双眼紧蒙,手执天平的妇女的形象寓意深长地描绘出来的。在民间创作中,狐狸的形象是狡猾的化身,兔子的形象是胆小的化身,丰饶角则是富裕的化身。不单单个别形象,而且整个艺术和文学的作品(童话、格言、寓言,有时候甚至于长篇小说)、影片和戏剧演出,都可以有譬喻的意义。在这些作品中,一切被描绘的现象具有的不是直接的意义,而是转义。例如,法国作家法朗士的长篇小说《企鹅岛》就是用譬喻的手法再现了法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社会政治生活,捷克作家查佩克的《战蝾螈》则再现了诞生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
艺术中的高峰主义
(来源于希腊文akmē——顶峰、最高阶段、最高成就)资产阶级贵族文学流派,产生于1912年俄国诗歌中,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就解体了。这一派的诗人有古米廖夫、曼捷尔施塔姆、阿赫马托娃、戈罗杰茨基、萨多夫斯基等,他们都同《阿波罗》杂志有联系。高峰主义者力求对象征主义进行革新,但又不放弃象征主义的基本倾向。他们把描绘“有形式、有重量、有时间的声色”世界提到首要地位,在自己的诗中保持了象征主义所特有的宗教神秘情绪。高峰主义者对现实性的兴趣,是极其有限的,它主要表现在制定狭隘的个人主义的选题上。高峰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例如,古米廖夫)对“强大的个性”大唱赞歌。高峰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和反民主主义的倾向,特别明显地表露在这一点上。
艺术中的学院主义
指教条主义地模仿过去时代的艺术的外表形式,陈腐的规范和规则;脱离生活,脱离当代生活的任务。
作为艺术中的一个特殊流派,学院主义是十六世纪末在意大利的贵族艺术学院中形成的,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流传到了其他国家。学院主义的基础是要求严格遵循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的那些规范标准和规则。这种要求在早期具有某种进步意义,因为这种要求有助于艺术家的职业教育的提高和系统化。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学院主义及其远离当代生活的美的理想,就成为现实主义艺术发展的障碍了。
抽象主义
(来源于拉丁文 abstractio ——离开、抽出来)现代资产阶级艺术(主要是绘画和雕塑)基本的形式主义流派之一。这个流派产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它的始祖有俄国艺术家康丁斯基和马列维奇,荷兰艺术家蒙德利安,法国艺术家德隆涅。
抽象主义者认为,艺术不反映、不认识现实。艺术的使命仅仅是表现艺术家本人的本能的下意识的感受。因此,他们拒绝描绘客观世界的现象(由此产生抽象主义的另一个名称:无对象艺术)。他们的作品,或者是斑点和线条的杂乱无章的结合(在绘画中),或者是用大理石、花岗石、金属堆积成毫无意义的结构(在雕塑中)。
抽象主义者宣扬在艺术创作中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和大搞主观主义,从而他们就破坏了艺术的基本原则。在绘画中,他们拒绝素描和构图,在雕塑中,他们拒绝表达物质世界的现象和对象的实在客体。抽象主义者在创作中的随心所欲,使得人们在理解他们的作品时也完全可以随心所欲、这有时会闹出大笑话,就是把猴子画的“图画”或者把倒过来的平面图,看成是抽象艺术的杰作。抽象主义取消艺术中的艺术价值的标准,拒绝民族形式和传统,从而就丑化了人们的审美趣味(见审美趣味条),使他们离开了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真正的美的认识,摧残了人们对本国文化的热爱。
不应该把超出任何艺术概括界限的抽象主义同艺术中使用象征,或者同实用装饰艺术中利用几何图案装饰和极其概括的艺术形式混为一谈。弗鲁贝尔的画《受困的恶魔》是象征性的,但不是抽象主义的,因为这幅画是完全有具体内容的。布匹、地毯、日用品上的虚拟性的描绘,或者花瓶、家具、装饰品的极端简洁的形式也是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物质世界实际存在的对象的属性进行艺术概括的结果,而且是受实用装饰艺术的特殊内容制约的。
艺术中的抽象主义,是资产阶级文化极端没落和腐朽的结果(见颓度主义、现代主义各条)。抽象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个别表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艺术知识界的不坚定部分发生影响的结果,这种表现不为人民所接受,而且遭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的严厉批判。
班固
(32-92)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班彪长子。明帝时为兰台令史,奉命编写《汉书》,他在其父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历时二十余年基本完成。其中八表和《天文志》乃其妹班昭和同郡马续补写。《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全书一百篇,八十余万言,记载自汉高帝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包括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传。班固描写西汉一、一会阶层的典型人物形象,有相当高超的艺术技巧。文章比较注重文,结构严密,语言精炼,详略得体。班固是个史学家,又是著名的辞赋家,辞赋以《两都赋》最著名。明人辑有《班兰台集》。
王充
(27-97?)字仲任,东汉会稽土虞(今属浙江)人。历任郡功曹、扬州治中等小官。后辞官回乡,从事著述。所作有《论衡》三十卷,主要阐明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论衡》浅显通俗,一反古奥艰深的复古风气,在汉代散文中,接近口语的风格,独具特色。王充对当时文风有所批判,主张文为世用,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朱浮
(5?一66)字叔元,东汉沛国萧(今属安徽)人。光武帝时为偏将军,官至大将军幽州牧,封舞阳侯。作有书疏奏议多篇,以《与彭宠书》较著名。
冯衍
(生卒年不详)字敬通,东汉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光武帝时任曲阳令、司隶从事。作有赋、诔、铭、说等五十篇,今多亡佚。今存代表作《显志赋》,抒发了政治上失意心情。明人辑有《冯曲阳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