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卒年不详）字长君，东汉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曾为县小吏，后弃官求学。著《吴越春》秋》十二卷，今存十卷。以史传文形式，记叙吴自太伯至夫差，越自无余至勾践期间的史实。材料杂揉正史及民间传说，人物描写颇为生动，其中伍子胥的形象，对后代戏曲、小说创作颇有影响。

（生卒年不详）字君高，东汉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越绝书》二十五卷，今存十五卷。叙写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内容虽有史实作依据，笔法也与史传散文相近，但有想象和虚构成分掺杂其间，颇具小说特色。

(49?一120?)字惠班，一名姬，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班彪女，班固妹。常出入宫廷，为后妃师。著文十余篇，并续写班固未完成的《汉书》。另有《女诫》七篇，为宣扬封建礼教之作。

（生卒年不详）字伯鸾，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家贫不仕，以劳动自给。著文十余篇，已亡佚。今存《五噫歌》、《适吴诗》、《思友诗》三首。《五噫歌》写作者因事路过洛阳，登上北邙山，见华丽的宫室，不禁发出深沉的感叹，诗中表露出对统治者的不满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3—54)字叔皮，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光武帝时任徐令、望都长。曾采前史遗事，继司马迁《史记》作《史记后传》数十篇，为班固作《汉书》奠定了基础。尚存赋三篇，其中《北征赋》写他于动乱期间从长安到安定途中见闻，发抒怀古伤时的感慨，为其代表作。

(前23?—50)字君山，东汉沛国相（今安徽濂溪县）人。光武帝时任给事中，后因反对谶纬迷信而贬为六安郡丞。两汉之际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通天文，解音律，善鼓琴。著有《新论》二十九篇，成书于东汉初年，已佚，清人严可均有辑本。另有部分奏疏及赋作，针对时弊提出改革的进步的主张。

(前48?——前6?)西汉女文学家，楼烦（今山西朔县）人。成帝时被选入宫，封婕妤。作品今存《自悼赋》、《捣素赋》、《怨歌行》三篇，抒写宫妃生活的痛苦。《怨歌行》一诗，后人多疑为伪托。

（希腊文hyperbole——过重、过分夸大）对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现象或性格的某个方面进行相当明显的过分夸大的一种艺术手法。通过这种手法来更鲜明地强调或揭示现象或性格的实质。夸张法在民间口头创作（“累得满头大汗”、“一下子撩倒七个人”）、在各种不同的艺术种类（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的讽刺作品中（见讽刺条），经常使用。
有时候个别的形象，而且甚至整个作品都是以夸张化的原则为根据的。例如，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市长的形象。这位市长的脑袋是一个只会讲两句话的“机器”，这两句话就是：“我要破坏”和“我不容许”。这个形象就使讽刺作家有可能揭示专制农奴制度的实质。夸张化的原则也是讽刺画、漫画的基础。

1.指表现社会发展的主导倾向、体现自己时代的先进审美理想的典型性格。每一个历史时代的艺术，都创造出相应的主人公的典型，通过这些主人公的典型来概括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关于人的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看法，关于人的美和完善的看法。例如，普罗米修士和奥德赛、罗兰和俄国壮士歌中的勇士、卡尔·莫尔和爱格蒙特、恰茨基和拉赫美托夫、丹科和布烈维斯特尼克，就是这样的主人公的典型。艺术家讴歌自己的主人公，揭示美好的思想、崇高的志趣，因为正是这些美好的思想和崇高的志趣激励着主人公完成高尚的行为，而这种高尚行为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为争取自由和幸福的人民斗争服务的。艺术家通过主人公的形象，来概括现实中体现英雄因素的人的特征，并为生活中人的操行创造特殊的范例。
反动的资产阶级艺术，与反映现实的真正英雄现象是格格不入的。它为统治阶级仇视人类的思想、为私有制的利益大唱赞歌，这样或那样地宣扬无止境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悲观主义，不言而喻，它因此是不可能推举出真正的主人公来的。社会主义艺术与这种艺术直接相对立，社会主义艺术与革命无产阶级为整个被压迫人类的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是分不开的。它挑选并确立生活的主要主人公——新的、无阶级社会的劳动者和战士、集体，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创造者和建设者作为自己的主人公。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中的巴维尔·弗拉索夫和母亲、特烈涅夫的同名剧本中的橡波美·雅罗娃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保尔·柯察金和有名的三部曲中的主人公马克辛、阿列克塞·麦列西耶夫和青年近卫军战士们、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工人达维多夫和尼古拉耶娃的《途中战斗》中的工程师巴希烈夫、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和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中的安德烈·索科洛夫、影片《共产党人》的主人公古班诺夫，他们就正是这样的主人公。
2.指艺术作品的主要登场人物之一(不同于人物)，这个主要登场人物的性格和他同其他登场人物的互相关系的发展，对于揭示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展开它的情节和结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真实地、艺术上鲜明地再现人们相应的行动、行为，再现人们的利益、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就是对艺术作品的主人公的这种或那种审美评价（正面的或反面的评价）的生命力、说服力的基本证明，就是这种评价的正确性的标准。真正的艺术家在通过正面的主人公形象概括人们的优秀特征和品质时，照例使他们同反面的形象相对立，表明新与旧的斗争以及新事物的必然胜利。

（来源于希腊文ggros——英雄）崇高的表现形式之一，它表明个人、阶级或人民所进行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卓越活动，这种活动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要求调动一切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发扬勇敢、坚定和大无畏的精神，准备为实现进步和先进的社会理想作出自我牺牲。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认为，并非任何个人勇敢的表现都是英雄的起因，而只有那种为服务于人民、先进阶级的利益和人道主义观念的高尚目标所证实的东西，才是英雄的起因。例如，人们可以承认某种反社会行为的大胆（危险的凶恶的刑事犯罪，不要命的大胆冒险），但这种行为决不会被认为是英雄的行为，它将永远被视为现实的丑恶卑劣的现象。
群众和单个人的英雄行动产生于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伟大的历史任务。列宁指出，群众的英雄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本身富有英雄性。这就是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建立的英雄的战功，以及和平时期群众性的劳动英雄主义。既然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建立的英雄功勋往往要求作出自我牺牲（例如，亚·马特罗索夫、卓·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青年近卫军战士们所建立的功勋），那末，英雄的概念在这种场合都是和悲壮联结在一起的。但英雄行为的悲剧成分始终带有乐观主义的色彩，因为英雄人物之死本身也证实他为之而牺牲的那个事业的胜利。
在艺术中揭示英雄事物的最广泛的形式就是创造主人公的形象，这种形象或者在自身集中了人民的优秀的英雄的品质——勇敢、有胆识、爱国主义、奋不顾身地为真理而斗争（例如，俄罗斯人民的壮士歌中的主人公：伊利亚·穆罗密茨、米库拉·谢里雅宁诺维奇等就是这种英雄形象），或者体现真实的现实存在的人所建立的功勋，这些人活动的目的在于保卫祖国不受外国侵略者的侵犯，为反对剥削阶级而斗争（各种体裁和种类的艺术作品中所塑造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基、米·伊·库图佐夫、伊万·勃洛特尼可夫、斯杰潘·拉辛、埃梅利扬·布加乔夫、十二月党人等形象就是这样的）。
艺术也倾向于通过英雄的最鲜明的表现形式来反映英雄——英雄的功勋、斗争以及敢于作出抉择。在造型艺术中，这表现在展示英雄人物同恶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的最富有动态性的紧张的时刻（浅浮雕《天神与泰坦之战》，普罗罗科夫的宣传画《法国码头工人》）。在音乐中，英雄的主题听起来特别高昂、热烈、鲜明，有时好象把其他的主题都排挤掉了似的（例如，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艺术文学不仅力求描写英雄人物的行为，而且力求揭示英雄人物建立功勋的动机（例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的故事》等等）。戏剧和电影最有可能直接展示英雄人物采取行动、作出决定、建立功勋的过程（列昂诺夫的剧本《侵略》，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人》，《我们来自克琅施塔特》、《卓娅》、《布列斯特要塞》、《一年中的九天》等影片）。
反映英雄人物在感情和义务之间展开的内心斗争，他对自己地位的评价，展现他为爱国主义的义务而自觉完成英雄业绩、作出自我牺牲，这就是通过所有种类的现实主义艺术揭示出来的英雄的特点（格林卡的同名歌剧中的伊万·苏萨宁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因此，在艺术中展现英雄，往往造成剧情的悲剧性的结局。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英雄人物之死始终表现为乐观主义的悲剧。
在现代资产阶级艺术和美学中，鼓吹一种放弃英雄的思想，即所谓“非英雄化”，其目的就是要诱使人民群众脱离对世界进行革命改变的英雄斗争。通过英雄的一切形式和表现来描绘英雄，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主题和问题方面占据很大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中是通过强有力的沉着的深深打动人心的形象来揭示英雄行为的（影片《夏伯阳》、《一个人的遭遇》，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以及根据这部小说的情节改编的同名影片）。无论生活中的英雄，或者艺术中的英雄，都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的最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