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以金钱以外的某种财产与他方的另一种财产相互交换的协议。其法律后果，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相互转移互易财产的所有权（或经营管理权）。互易合同属于双务的、有偿的、诺成性的合同，它与买卖合同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适用买卖合同的一般规定和基本精神。它与买卖合同的区别在于：买卖合同是钱货交易；互易合同则是物物交易。公民个人与社会组织之间一般不采用互易合同的形式。但是，社会主义组织之间在国家法律政策许可的条件下，可以通过互易合同的形式进行物资交换。根据有关规定，在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上调任务之后，由地方支配的产品，省、市、自治区之间可以有组织地进行协作交换。对于准许企业自销的产品，以及多余积压的物资，企业和生产主管部门之间也可以组织协作交换活动。

研究人类法律史实、鼓吹“民族精神”的一种法学派别。它是以自然法学的对立面的面貌出现的。这个学派最早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主要代表人物有胡果、萨维尼、普赫塔。历史法学派认为，法既不是人的理性产物，也不是人的独断意志的产物，自然法更是不存在的。法同语言一样有自己发展的历史，法是自发的不知不觉的逐渐产生的。萨维尼说：“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的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引自《美国百科全书》第24卷，第312页），又说：“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引自柯亨著《法理学读本》第6页)法的发展具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然法阶段，它存在于民族共同意识之中，表现为习惯法；第二个阶段是学术法阶段，它存在于法学家的意识之中，使法律科学化起来；第三个阶段是法典法阶段，习惯法和学术法达到了统一。历史法学派还认为法是“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的体现”，单个人的意志既不能参加法的发展过程，更不能成为法本身。世代相传的能够体现民族共同意识的习惯法是最好的法律，是最适合国家需要的法律，它应居于成文法、法典法之上。马克思指出，德国历史法学派鼓吹的是“法国制度的德国理论”，起着维护德国封建制度的反动作用。

即《刑律诸条禁》。太平天国制定的刑法和军律。传说有177条，今发现有62条。其主要内容是：重点打击被太平天国视为妖”的封建官僚、豪绅、恶霸和反对太平天国的敌人，直至清朝皇帝；严惩“谋反诸事”，“反草（叛变）通妖”和“临阵退者”；对私藏金银、贪污盗窃、强奸、杀人、放火、虏掠以及“私盗关凭混出城卡”等犯，均严惩不贷；对吸食鸦片及知情不举者，亦处斩刑。并规定对“反戈替天诛妖”者，既往不咎，并可立功受奖。以上规定，在当时是必要的，然而该刑律对内部某些不良行为和轻微犯罪，如口角打架、夫妻同居、剪发剃头刮面等列为重罪，处以死刑，显出过苛过重。另外，该刑律中还有不少封建落后和迷信的条款。其刑罚有枷、杖、死刑，没有流、徒刑，并常用分尸，点天灯等酷刑。这反映出农民阶级的狭隘性以及封建法律传统的影响。

以法律行为的成立是否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作为区分标准。对于不要式的法律行为，法律并不要求其具备特定的形式，采用何种形式，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如即时清结的买卖、公民之间的借贷等。对于要式的法律行为，法律要求其必须具备特定的形式。例如，我国的国营企业之间以计划为前提的供应合同，以及其他不能即时清结的经济合同，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房屋买卖合同不仅要作成书面形式，还须经房屋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登记。《深圳经济特区涉外经济合同规定》中指出，委托代理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经过公证。要式行为的内容和后果通常比不要式行为复杂、重大，所以要对其形式提出严格的要求。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审理起诉、免予起诉的案件，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时，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一种诉讼活动。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被告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法令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起诉应当制作不起诉决定书和履行其他法律手续。

物在法律上的基本分类之一。不动产指位置固定，不能移动，或者一经移动便会减少其经济价值的物；即土地及其定着物，如森林、建筑物等。动产指能够移动，在移动后并不减少其经济价值的物；不动产以外的物，均为动产。区分不动产和动产的意义主要是：在移转物的所有权或者以物设定某种权利时，对两者在法律程序上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买卖房屋等不动产不仅要签订合同，而且须向主管部门依法办理登记；以动产为标的物从事上述民事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一般毋须办理登记。

指没有法律或法律行为上的根据，有损于他人而获得的利益。如拾得遗失物据为己有；出卖人多收价金或买受人少付价金；债权人在债务人履行完毕后再次接受履行等。不当得利是债的发生根据之一。基于不当得利的事实，在受害人（债权人）和受益人（债务人）之间发生了以返还不当得利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当得利具有下列法律特征：（一）不当得利的发生，并非受益人针对受害人实施违法行为的结果，一般是因受益人的误解、疏忽或其他并非出于故意的过错所造成的。（二）受益人的所得和受害人的所失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三）受益人所得的利益并无合法根据，或者虽然曾经有过合法根据，但后来已经丧失。受益人在知悉所得利益并无合法根据或合法根据已经丧失后，应将不当得利返还于受害人。原物留存时应返还原物，原物不存时可作价偿还。不当得利如有孳息，亦应一并返还。

我国旧丧服制度，以血缘亲疏分为五个等差。一般规定：斩衰(cui)，用最粗麻布为服，不缝下边，服期三年，凡子及未嫁女、承重孙为祖父母、妻为夫服之。齐衰(zī cuī)，用粗麻布为服，缝下边，服期为一年的，如孙为祖父母、夫为妻、已嫁女为父母等服之；服期为五个月的，是为曾祖父母服之；服期为三个月的，是为高祖父母服之。大功，用熟麻布为服，服期九个月，为本宗堂兄弟、未嫁堂姊妹、已嫁姑姊妹，以及已嫁女为伯叔父母、兄弟等服之。小功，用稍细的熟麻布为服，五个月，本宗为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妻、从堂兄弟及未嫁从堂姊妹，以及为外亲如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服之。槊麻，用细麻为服，服期三月，凡本宗为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以及为外亲中表兄弟、岳父母等服之。由此看出，五服说明了亲属间的亲疏远近关系，因此成为封建司法上定罪科刑必须熟悉的内容。晋有“准五服以制刑”（＜南北朝刑法志》）之文。唐律许多条文都涉及亲等的规定。《斗讼》篇规定：殴打缌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小功，各递加一等。锶麻尊属、小功尊属、大功尊属者，又各加一等。尽管唐律中亲等与处刑规定与明清律略有差异，但大致相同。由于亲等的重要，故明、清律均附有丧服图。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犯罪人使用的五种刑罚的总称。五刑之说，最早见于《尚书·舜典》：“五刑有服”。孔颖达注：“五刑：墨、劓、荆、宫、大辟。”夏、商、西周均用此五刑。周初称墨、劓、刖、宫、杀，穆王时“作修刑辟”，乃“改周从夏”。荆，一说即刖，一说同膑。春秋战国至秦，亦普遍使用（当然不限于这些刑罚）。秦称墨为黥，称刖为断足或斩趾。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废肉刑”，以髡钳城旦春代黥，以笞代劓、斩左趾，改斩右趾为弃市（东汉复原）。这一改革虽未根本废除肉刑，但自夏、商、周以来传统的五刑制度，至此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迫使封建统治者认识到采用残害犯人肌体的刑罚对己不利，所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恢复肉刑之议终未能实现，且不断改变其刑罚。至北齐，已定杖、鞭、耐（徒刑）、流、死为五刑。隋文帝定律，再废齐“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以笞、杖、徒、流、死五刑代替了传统的刑罚制度。这是中国刑罚史上一大进步，成为唐至明清各王朝一直相沿的法定刑。

中国古代茶类品名。一枪一旗的芽茶，是仅次于小芽、斗品的好茶，宋代著名贡茶密云龙即以此为原料加工而成。又称中芽，即一芽一叶的优质名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