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的人性学说。宋程颢、程颐首先提出。二程接过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进而提出《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二程遗书》卷二十四）。“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同上，卷二十二）。朱熹继承发展此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理学家断定人具有仁、义、礼、智、信等先验的道德本性，为“穷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纲领提供人性论的依据。参见“天命之性”。变化气质理学家的教育作用学说，又称“变化气禀”。宋儒认为人性可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纯然至善，气质之性因人而异，善恶并存。教育作用即是变化气质之性，以恢复天命之性。张载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张子语录中》）。朱熹说“人之为学，都是要变化气禀”（《朱子语类》卷四）。存天理去人欲又称“穷天理灭人欲”。理学家关于教育任务的学说。《礼记·乐记》首先已将“天理”、“人欲”对举而论：“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宋理学家为“天理”提供了哲学基础，并将封建纲常、仁义礼智信论证为“天理之件数”。“人欲”则指人的不正当生活欲望，常与私欲、物欲相并而论，被视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认为“天理”、“人欲”互为消长。二程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遗书》卷二十四）。朱熹则认为人心不等于人欲，承认人的“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为正当的生活需求。但一旦逾越人的社会等级名份，则就转化为人欲，“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同上，卷十三）。一个人若不为物欲、私欲所昏，便是浑然天理，其行为必然合乎封建纲常伦理准则和封建法制。故宋明理学家、心学家均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其教育纲领。强调“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明王守仁认为“致良知”的过程与目的，就是穷天理灭人欲，“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是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传习录上》）。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想家和教育家多反对“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对立之说，认为“理”存乎“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