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哲学家、思想家。戊戌蒙难“六君子”之一。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早年从欧阳中鹄学，受儒家正统教育，然性任侠，善剑术，涉猎群书，好今文经学。曾游西北、东南各省，体察民情。光绪十八年（1892），在上海广读西方自然科学及史地政教之书。甲午战争后，愤于中国积弱不振，在浏阳首设学会，反对“守文因旧”、“苟且图存”；筹建算学馆，主张“兼西学”，“裨实用”，倡导新政，立志变法。光绪二十二年，入资为江苏候补知府，在南京候缺期间，著《仁学》。次年，倡设金陵测量会。并又在湖南开办时务学堂，编辑出版《湘学新报》、《湘报》，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创南学会，联合南方诸省志士，“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力主变科举以育人材，开议院以达下情。同年，以徐致靖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号为“军机四卿”，参与康有为主持的维新变法。失败后被害。死时情绪慷慨，谓“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谭嗣同传》）。哲学思想较庞杂，糅合了儒家与佛家、中学与西学、科学与哲学等。继承和发展王夫之“道不离器”的观点，强调“器既变，道安得不变”（《报贝元征》）。又提出“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上欧阳瓣师书》），肯定事物运动变化的永恒性，为变法图强制造舆论。尖锐批判纲常名教，认为“三纲五常”既非“天命”，又非“天理”，而是上以制其下之“网罗”，疾呼要“冲决”君主、伦常、群教等“网罗”，具有反传统精神。抨击秦汉以来的专制制度，认为三代以后的历代君主都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认为君应由民根据需要而选举，亦可由民更换之，明确主张君主立宪。借用当时物理学名词“以太”表示宇宙本源，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关联、变化和结合都是“以太”的作用。用孔子的“仁”和佛教“唯识”的观念解释“以太”，视“以太”为不生不灭、视听不见、寂然不动的本体，其“用”可称之“仁”，佛谓之“性海”、“慈悲”，断言“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仁学》）。在知行问题上，“贵知不贵行”；“知者，灵魂之事也；行者，体魄之事也”；应当“超出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仁学》）。提出“仁—通—平等”的道德观。主张“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以为如此就可最终达到社会平等的目标，进入道德上的理想境界。持自然人性论观点，提出“性善情亦善”说，认为“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天理善也，人欲亦善”；据此批判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论。以为中国“大劫行至矣”，必须“以心挽劫”，高度颂扬“心力”。认为“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上欧阳瓣师书》）。能诗，所作富于爱国激情，风格雄健。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