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思想家、政治家。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今佛山市南海区）人。少时受程朱理学的教育，十九岁从学于著名学者朱次琦，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后修历史和佛学，尤潜心于陆王心学，并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相继去香港、上海，目睹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遂萌发向西方学习和改革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思想。清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四年（1888—1898）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致力于变法理论的论述。光绪十七年刊行《新学伪经考》，批判传统儒学。光绪二十一年在京联合会试举人“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主张。同年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发起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办《中外纪闻》、《强学报》、《新知报》，宣传变法。光绪二十三年出版《孔子改制考》，主张托古改制。次年依靠光绪皇帝发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出国。光绪二十五年组织保皇会，发表《辨革命书》、《革命亡国论》，提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反对民主革命。1912年任孔教会会长。1913年创办《不忍》杂志，反对共和，主张定孔教为国教。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哲学上糅合儒、佛两家和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进化论。早年思想上强调“变”，认为“盖变者，天道也”（《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提倡托古改制，把公羊“三世”说与“大同”、“小康”思想相结合，赋予变法改革的新内容，提出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同时认为“进化有渐进……欲骤变而未能者”（《论语注》），主张“盈科乃进循序而行”（《礼运注叙》），“三世不能飞越”（《春秋董氏学》）。用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认为“大同”社会是人类至善尽美的境界，破除“九界”并扩充“不忍人之心”，即可进入“大同”。自然观上，继承了中国古代“气”的概念，又吸收了近代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积气而成天，摩励之久，热重动生矣，光电生矣，原质变化而成焉，于是生日，日生地，地生物”（《内外篇·理气篇》）。但又以“元（即元气）为万物之本”（《春秋董氏学》），认为“元气”即“神气”，亦“知气也，魂知也，精爽也，灵明也，明德也，数者异名而实同”（《大同书》）。认识论上强调“心贵于体”，理性贵于感性和“以智为先”，但也重视后天的学习和“灌输”，“逆而强学者智”，提倡“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要人们冲破积习旧俗。伦理思想上，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倡导仁爱（博爱）哲学，“以‘仁’字为唯一宗旨”（梁启超《康南海传》），模拟西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体系，著《实理公法全书》，断言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天地生人，本来平等”，批判“三纲五常”违反人类公理，“无益人道”。在美学上，以“变”和“新”为美，认为“书法与治法，势变略同”（《广艺舟双楫》），“夫物新则壮”，“新则鲜”，“新则活”，“新则通”（《应诏统筹全局折》）。强调文艺要有为而作，“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人境庐诗草序》），要以“感移人心为要眇”（《味梨集序》），反对“诗以养性情”，“为己作”，认为要使文艺感移人心，必须发挥其特性，求其“窈窕其思，娟嫮其辞，条柎繁旉，华叶舒铺”（《日本杂事诗序》），才能引起人的美感。认为文艺作品与作家人品、政治倾向有密切关系，“苟有其人欤，其为政风流，与其诗人之跌宕多姿，必卓荦绝俗，而有其可传者也”。有《礼运注》、《诸天讲》、《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大同书》、《论语注》、《中庸注》、《孟子微》、《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有《康有为政论集》、《康有为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