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伯淳。洛阳（今属河南）人。人称明道先生。曾任鄠县、上元县主簿，宋神宗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与弟颐学于周敦颐，同为理学奠基者，世称“二程”。反对王安石新政，但也向仁宗陈述“治法十事”，提出一套改革主张。反对土地兼并，要求制止“富者田连阡陌，跨州县而莫之止，贫者日流离，饿殍而莫之恤”（《陈治法十事》）的情况。主张改革兵役制度，防止“骄兵耗国力，匮国财”（同上）。强调“尽地力，勤人工”，促进农业生产。但又从道学家立场出发，讲“尚德”，轻“兴利”，使改革成为空谈。哲学上，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在确定“理”为世界本源的基础上，提出“天人本无二”之说，认为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体，“人与天地一物也”，融客观于主观。故认为对于人来说，学道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之理。人能达到和认识这种精神境界的即为“仁者”。其“仁”即“理与心一”，“心是理，理是心”（《遗书》卷五），故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仁篇》）提出“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遗书》卷十五）的命题，强调人心与外物不可分，不可“以内外为二本”（《定性书》），仍以主观的“心”为根本。认为天地以万物之心为心，而“己心”又与万物之心相通，因此“天地之心”与“己心”都是“仁”（或天道）的体现。在认识论上强调自我内省，说“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遗书》卷二）。认为使心寂然无声，“廓然大公”，“内外两忘”，即可达到“穷理”、“尽性”的境界。提倡“传心”说，以为“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宋元学案·明道学案》）。成为心学的发轫者，为此后陆王心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承认“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遗书》卷十一），但又认为“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遗书》卷二），只要保守“诚敬”之心，便能“与物无对”，取消和否定了事物间矛盾的存在，陷入了形而上学。主张“存理灭欲”，同时也汲取了儒家传统的“以理节欲”的部分见解。说：“饥食渴饮，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废天职。”（《遗书》卷六）虽不反对人们的基本生活要求，但却往往把“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认为“人欲”出于“私心”，“天理”出于“道心”。说“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遗书》卷十九），“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遗书》卷二十四），导致禁欲主义的倾向。在审美观上，主张以静观获得精神享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认为生活环境的审美，不在豪华的“奇景”，而在于自己审美心胸的陶冶。“谁怜大第多奇景，自爱贫家有古风，会向红尘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和王安石之五首·野轩》）。强调儒家传统美学的“修辞立其诚”观点，把“立诚”放在文艺创造的首位，认为“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程颢与其弟程颐的学说，后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有《定性书》、《识仁篇》等。后人将他与程颐的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校勘出版《二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