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其先世曾居昌黎，故自称郡望昌黎人，世称韩昌黎。双亲早丧，“家贫不足以自活”，由嫂抚养。自幼刻苦学习，熟读儒家典籍。贞元进士。任监察御史，以事贬为阳山令。永贞元年（805）赦还以后，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曾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卒谥文，世称韩文公。思想上尊儒反佛、道，构造了儒家的“道统”以对抗佛教的“祖统”，强调儒家思想在时间上早于佛老，为华夏正统思想，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原道》）。并以自己为“道统”继承人。认为“道统”就是儒家仁义道德的传统思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原道》）。强调“道”和“德”离不开“仁”和“义”，并阐扬《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斥佛老弃仁义，尚虚无，不要天下国家，毁灭伦理纲常。指出“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原道》），佛之道也是“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同上）。信天命，认为“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与卫中行书》），“人生由命非由他”（《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因为顺乎在天，所以“贵贱穷通之来，平吾心而随顺之，不以累其初”（《答陈生书》）。但亦有“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乎人哉，不由乎人哉”（《上孝功崔虞部书》）的疑问。又重视人的作用，认为“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原人》）。肯定鬼神的存在，“无声与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原鬼》）。鬼神有赏罚能力，出现违天逆伦的事，则“鬼有形（一作托）于形，有凭于声以应之，而下殃祸”（同上）。主张搞祭天、祀祖，认为“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原道》）。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情三品”说，说“与生俱生”的人性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认为“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同上）。但又曾提出“人非生而知之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师说》）的合理见解。还提出“接于物而生”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与性相对应，亦分为三品，主张控制情欲，使之适“中”，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以为历史是由圣人安排造就的，圣人教人“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除禽兽，发明衣、食、房、器、药，制定礼乐刑政，断言“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封建中央集权。提倡忠君，认为君只有权利，民只有义务：“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改之民者。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原道》）主张除弊抑暴、礼法兼备，但维护成法，反对当时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文学上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散文构思新奇，风格雄劲，气势奔放，语言精警；其诗气势壮阔，新奇险怪，笔力雄健。开“以文为诗”风气，对宋诗影响很大。并提出一系列文学理论，主张“文以明道”，反对因袭模拟，强调“唯陈言之务去”。并从文学的抒情特征出发，提出“不平则鸣”的理论。有《昌黎先生集》。今人整理、校注的《韩昌黎文集校注》所收较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