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湛若水与王守仁的理论分歧及论辩。明弘治十八年（1505）在京师任吏部主事的王守仁与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湛若水初结识，“一见定交，共与倡明圣学为事”（《王阳明年谱》），二人共同讲学，互为师友，情谊甚笃。然出自白沙学派的湛若水和决心“为象山一暴其说”（《答徐成之》二）的王守仁，虽同属心学，却在许多重大理论观点上有着分歧。“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 ，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又曰：‘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明史·湛若水传》）湛王分歧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对“格物”理解不同。王守仁不同意朱熹的格物说，认为其所谓格物，“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他提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中）“阳明讲‘格’为‘正’，讲‘物’为念头，格物为正念头”（《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湛若水认为，王守仁此说“苟不加学问思辨之功，则念头正否未可据”（同上），是与《大学》、孔、孟、子思、曾子之说相悖。湛若水说：“鄙见以为格者，至也。”“物者天理也。”“格物者即造道也。”（《答阳明》）并称这一理解，“是稽之程子之书，为先得同然一也”（《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书》）。（二）“知行合一”的涵义有差异。王守仁针对朱熹“知先行后”有分知行为二之嫌提出“知行合一”说，“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不善的念头克倒了”（《传习录》下）。故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不可分割。湛若水则认为，王守仁此说有混同知行之嫌。他也主张“知行合一”，称“知行合一谓之至学”（《问疑录》），“知行不可离又不可混”（《答顾若溪金宪》）。他在比喻知行如车之两轮时提“并在”、“并进”说。（三）心学标宗不同。王守仁心学主旨是“致良知”，湛若水则为“随处体认天理”。王守仁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传习录》中）此心中的天理包含孝、悌、忠等伦理道德观念。因此，“致良知之外无学”（《书魏师孟卷》）。湛若水认为，天理虽为人心所固有，但需通过学问思辨笃行功夫方能体认，“不可徒良知而不加学问”（《答洪峻之侍御》）。王守仁指此为“求之于外”（《寄邹谦之》）。湛若水则说王守仁所说的“心”，“指腔子里面而为言者”（《答杨少默》），并指责“致良知”抛弃切实修养功而“害道”。他们的争辩一定程度上可说南宋朱陆之争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