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道德贯串于日常生活的事事物物之中。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约束这些关系的道德规范。战国时孟子已提出：“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日用”见诸于《易·系辞上传》：“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矣。”认为“道”无所不在，百姓日用生活无不受“道”的支配，但对之不能有全面的认识与领会。张载继承这一见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溺于流也”（《横渠易说·系辞上》）。朱熹则以为“君子之道”与“日用之常”可以相结合。朱熹在注释《论语·先进》中曾子言志一段话时说：“曾晢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论语集注》）陆九渊主张，“圣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处开端。”（《语录》）明李贽强调物质生活与仁义道德的一致，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焚书·答邓石阳》）。泰州学派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年谱》），以“百姓日用”指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认为圣人治国，就是要解决百姓的家常事；如“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就是“失其本”（《语录》）。强调德行不能离开人伦日用：“凡民之有德行才艺者，必见于人伦日用之间，而一乡之人无不信之者。”（《王道论》）清戴震从“有物必有则”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仁、义、礼等道德准则是从日常生活的具体事物中概括出来的，明确提出：“人伦日用，其物也，曰仁、曰义、曰礼，其则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指出宋儒“合仁、义、礼而统谓之理，视之如有物”，是在具体事物之外找一个主宰，如同“求知味于饮食之外”（同上），是释老“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谓道”的变种。在中国古代伦理史上，尽管各家对人伦日用有各自见解，但都在日常的、世俗的生活中强调人伦的践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