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郭象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以物各“自生”、“自化”的“独化”说为基础，说明“自然”是不施人为力量而天然如此，“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庄子·齐物论注》）又说：“自然耳，故曰性。”（《庄子·山木注》）认为“仁义者，人之性也”（《庄子·天运注》），包括仁义道德在内的名教，都是“自己而然”，“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齐物论注》）。因而服膺仁义道德，恪守“尊卑先后之序”（《天道注》），也是绝对合理，不可动摇的。名教即自然，又指“内圣外王之道”（《庄子注序》），以为名教是“自然”合理的，那么圣人实行名教统治即从事“人事”也是“自然”合理的。不过，圣人虽处“人事”，但心又不执著“人事”，在精神上是逍遥自得的，即所谓：“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逍遥游注》）这一合儒道为一的伦理观，既肯定了儒家的名教之治，又高扬了道家的自然原则，反映了门阀士族借助名教图保“神器”（《庄子注序》）的政治需要，以及既要享乐又不废清高之名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