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概念、名词。与“实”相对。春秋时期，名家邓析就赋予“名”一词以逻辑的含义，主张“循名责实”，“按实定名”（《邓析子·无厚》）；认为“名不可以外务”（同上），反映实际对象时必须保持其规定性，不能任意超越界限。儒家孔子提倡“正名”，强调“为政”“必也正名”（《论语·子路》），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子路》），意在按周礼规定的等级名分来纠正当时“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的现状。道家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认为“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墨子更深入地考察了名实关系，认为“天下之君子不知仁”的原因“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批评“攻伐并兼”的诸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非攻》）。后期墨家对“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把“名”作为墨辩逻辑的一个基本范畴。认为“声出口，俱有名”（《经上》），名是对实物的指谓：“所以谓，名也”（《经说上》）；名的作用在于“拟实”（《经上》），“举实”（《小取》），可以“摹略万物之然”（同上）；有了名，便可以“知其所不知”（《经下》），“言犹（由）名致”（《经上》），可以表达思想。并以反映事物的外延为标准，把名分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种；提出了“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经说下》）的正名要求，反对“彼且此也，此亦可彼”（同上）。战国时名家尹文认为“名生于方圆”（《尹文子·大道》），概念产生于具体的有形之物。它有正确指称事物的作用，“名也者，正形者也”。提出“名不可差”的逻辑要求，指出“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认为名而无形，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以名所反映的对象内容为据，将名分为命物之名、毁誉之名、况谓之名三种，并进一步作“名宜属彼，分宜属我”的“名分”分析。对名实之间的一些特殊关系，如“同名异实”等情况进行了考察。公孙龙认为“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因而，“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提出了“物其所物而不过”、“实其所实而不旷”、“出其所位非位而位其所位”的正名规则，以及“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的正名方法。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则，主张“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其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其此，其谓行此”（同上）。并用这一原则分析“白马”与“马”两个具有种、属关系的名，认为“白”命（反映）“色”，“马”命“形”，“命色形”非“命形”，所以“白马非马”（见《白马论》）。庄子吸取了老子的“无名”论，认为“天地一指”，“万物一马”（《庄子·齐物论》），无需辨察。荀子鄙视名墨两家“相鸡犬之可以为名”（《荀子·儒效》）的分析，继承孔子用名于政的传统，强调“正名”。认为法律伦理概念应有稳定性，主张“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正名》）。认为“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反映自然、人事的“散名”是人们“缘天官”，“成俗曲期”而成的。提出了“稽实定数”作为“制名之枢要”。名可以“明贵贱”，即用“爵名”规定封建等级制；可以“通志”，即交流思想：“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可以“壹于道德”、“谨于循令”，即用“刑名”驾驭臣下、约束百姓。根据名的字数，把名分为单名、兼名两种；根据反映对象的外延，把名分为共名、别名、大共名、大别名，并提出了别名到共名的“推而共之，共则有共”的概括方法和共名到别名的“推而别之，别则有别”的限制方法。将“约定俗成”的散名分为宜名、实名、善名等种类。建立了儒家的“正名”逻辑体系。法家代表韩非联系“法术”注重名的研究，主张“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韩非子·扬权》），认为“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同上），并提出“为名不可两立”的思维规律。西汉董仲舒将概念分为名、号两种：“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物莫不有凡号，号莫不有散名”（《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认为二者都是对“天意”的表达。与之相反，东汉徐幹认为“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中论·考伪》）。三国魏玄学家何晏推崇老子的“无名”思想，专著《无名论》，认为“唯无名，故可得以天下之名名之”。王弼提倡辩名核实，又认为名不能完全地反映现实。西晋欧阳建则肯定“物定于彼，非名不辨”。鲁胜认为名是“通义之门，政化之准绳”，察形别色、分析有无、争两可、辨同异，都需要名。明清之际王夫之强调“名非天造，必从其实”，认为“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知性论》），主张名、实统一。主张正名，“君子必正其名而立以为道。名者，人道之大者也”（《尚书引义》）。并强调“克念”，肯定名能够正确反映现实；认为名是“通已往将来之在念中”的理性认识，是“今与昨相续，彼与此相函”（同上）的思维过程。从而对中国古代关于名的理论作了唯物辩证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