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春秋战国时期，仁义并举，始于墨子：“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墨子·尚同》）《老子》又有“大道废，有仁义”之说。在儒家，孔子言仁、义。孟子把两者统一起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以“仁义”为处理人伦关系的基本原则。并与“利”相对，“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尽心下》）两者的关系是：“仁，人心也”，即爱人之心；“义，人路也”，即要求区别行为之所当为与不当为。爱人要根据“义”的原则，“居仁由义”，爱所当爱。但强调以“亲亲有术”、“爱有差等”为前提。《易传》则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立论，提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汉儒董仲舒以人我之别释仁义：“《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与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主张察“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维护等级关系之不乱。唐韩愈攘斥佛老，复兴儒术，认为：“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原道》）并释仁、义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同上）用“仁义”概括儒家所谓“道德”，视之为儒家“道统”的核心，首开宋明理学（道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