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干宝
魏济北[1]郡从事掾[2]弦超，字义起。以嘉平[3]中夜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4]人，姓成公[5]，字知琼，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从夫。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嘉其美异，非常人之容。觉寤钦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
一旦，显然来游，驾辎车[6]，从八婢，服绫罗绮绣之衣，姿颜容体，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女。车上有壶榼，青白琉璃五具。饮啖奇异，馔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不谓君德，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往来常可得驾轻车，乘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缯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其文曰：“飘飖浮勃逢[7]，敖曹云石滋[8]。芝英[9]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感，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录。兼注《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扬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10]。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
作夫妇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娶妇之后，分日而燕[11]，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暗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睹其形。后人怪问，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饮啖。发簏[12]，取织成裙衫两副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泣流离。肃然升车，去若飞迅。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
去后五年，超奉郡使至洛[13]，到济北鱼山[14]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知琼。驱驰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见，悲喜交切。控左援绥，同乘至洛，遂为室家，克复旧好。至太康[15]中犹在。但不日日往来，每于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辄下往来，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作《神女赋》[16]。
——《搜神记》
〔注〕[1]济北：郡名。治今山东长清县。 [2]从事掾：州郡长官的僚属。 [3]嘉平：魏齐王曹芳年号（249—254）。 [4]东郡：郡治今河南濮阳。 [5]成公：复姓。 [6]辎（zīpíng）车：一种有帷盖帷幕的小车。 [7]勃逢：即渤蓬，指渤海蓬莱仙境。 [8]敖曹云石滋：敖曹，即嗷嘈；云石，指云板、石磬等乐器；滋，滋生，奏出的意思。 [9]芝英：灵芝草。 [10]“犹扬子”句，当是后人误入文中。薛氏《中经》待考。 [11]燕：通“宴”，宴饮的意思。 [12]簏（lù）：用竹藤之类编织的箱柜。 [13]洛：指洛阳。这句意思是说弦超奉郡吏差遣去洛阳。 [14]鱼山：在今山东东阿西。《太平寰宇记》：“东阿县鱼山，一名吾山。” [15]太康：晋武帝司马炎年号（280—289）。 [16]张茂先：即张华，字茂先，晋代文学家。《神女赋》一文，《艺文类聚》作张敏著。张敏，“太原中都人，……太康初，出为益州刺史”（《全晋文》八十）。
这是一个人、神结合的故事，有着引人入胜的情节：神女梦中来——携酒结良缘——隔日“分夕”会——挥泪伤别离——有情终相聚。在这一系列曲折浪漫的情节中，贯串着一位神化的女性——知琼。然而，神的外衣并没有使她远离尘世，她既有时代的烙印，更有超越时代的理想的光辉。作者以渍染的技法多侧面、多层次地塑造了这一形象。“嘉其美异，非常人之容”，是弦超梦中的感知，所以还不甚具体；“驾辎车……视之如十五六女”，这是“显然来游”之所见，服饰容颜，衣着神态，一一描绘，与上文之“美异”相呼应，完成了对她的外表的刻画。“车上有壶……与超共饮食”，这是预先设计与安排的，使情节自然过渡到交谈的场面，也表现了一个女性特有的细心周到。她自述身份、来意，进而指出结合的原因——“不谓君德，宿时感运”。这里既有对对方的体认，也是彼此缘分所致。“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是对婚后颇为冷静的预测。她不因为可以带来轻车肥马、美味异膳而自夸，她也不隐瞒不能为君生子的遗憾，如果说前者显得纯朴谦逊，那么后者则表现出惊人的坦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七出”中的第一条便是“无子”。女人无子是随时可以被赶出家门的，是无权享受婚姻、家庭生活的。知琼的主动与坦诚，正反映了她无视封建社会早已确立的法规，而要去勇敢地追求一个人应该得到的平等与幸福！当然，“不害君婚姻之义”，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但同时也体现了她具有超越一般的豁达与贤明。如果说透过这一番谈话，可以看出知琼的某些性格和品德，那么下面的赠诗、注《易》，又表现了她才思不凡，其实这一点也是有悖于封建礼教的。《大戴礼记·主言》说：“七教者，治民之本也。”其中就有“女憧，妇空空”之说，“憧，无知也；空空，无识也”（王聘珍《解诂》）。把妇女“教”得无知无识才是封建统治者的理想，所谓愚为女德。这种思想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以至于弄得妇女虽是能诗能文，也要自认不是：“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朱淑贞《自责》）更何况知琼的这首诗，那种快语直言自谈婚事，缙绅先生岂敢直视！当弦超父母为其娶妇之后，果真是相聚有时，言而有信。后来事泄而去，遗物赠诗，爱而不妒，恩义不忘，既不溺于情，而又深于情。五个春秋悄然而逝，终又有曲道相候，不正是她追求与执着的深情所致吗！总之，只要把这一形象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是不难发现她的言行、品德和才情，都焕发出与封建传统相悖逆的光彩。
这个形象的塑造也不是孤立的，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天帝”与弦超。是体恤、爱怜她的“天帝”使她走向尘世，踏上了这条生活之路，形象的现实性也就由此生发；而弦超又是她得以实现愿望的伴侣。作者对弦超的笔墨不多，却也传神。他一梦钟情，眷恋难遣；不唯情深，且是知音。他不仅完全接受了知琼那一席不寻常的高论，结为夫妻，而且对她的诗文“皆能通其旨意”。他不敢违抗父母之命而娶亲，后又“漏泄其事”，这些不甚完满之处，不仅增添了人物的真实性，也为测试弦超的感情巧作准备。知琼离去，他没有事过境迁，意淡情消，而是“忧感积日，殆至委顿”。那“西行遥望”，见一马车，便觉似她，亦非偶然，也是彼此深知、心有灵犀的感悟吧！果然相见，悲喜交加，克复旧好，笔触洗练，情溢言表。作品对弦超的爱恋、相思之情的描写，实际上也就反映了他超凡的心灵境界，脱俗的婚恋观念。无疑，弦超也是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物。
一般的“志怪”偏重叙事，人物形象并不鲜明，而在这个故事里却大不相同。那些浪漫的、传奇式的情节，虽是曲折动人，但你稍加琢磨，便可体会到其目的不过是透过那些悲欢离合，有意识地逐渐展现人物思想、性格、情感的各个层面，使形象变得更为生动、丰满。这显然已不同于那些一条一事、粗陈梗概的写法，为后世传奇小说的创作积累了有益的艺术经验。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