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与伦理范畴。指通过内心的自我调节使思想行为符合一定准则。《中庸》：“义者，宜也。”《说文》：“宜，所安也。”与“不义”对举，具有“善”的价值，又常与礼、仁连用。春秋时周内史兴说：“行礼不疚，义也。”（《国语·周语上》）称行事适宜于礼为“义”。儒家作了发展。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义”为君子立身之本，又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孟子称：“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尽心下》）“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以“义”为“人之正路”（《孟子·离娄上》），及内心固有的道德原则。又倡导“舍身而取义”。荀子说：“行义以礼，然后义也。”（《荀子·大略》）“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则修告导宽容之义”（《荀子·非十二子》），是则“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荀子·大略》）。在具体形式上表现为忠、孝、悌、敬等道德要求。主张“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垂死持义而不挠”（《荀子·荣辱》）。汉儒董仲舒强调“义者，心之养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认为“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同上）。提倡人生应以“行义”为价值方针。宋理学家认为“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义”又规定为“天理之所宜”（朱熹《论语集注》）。在先秦，墨家以利人，利天下解释“义”，称：“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墨子·经说上》）肯定“义”为“天下之良宝”（《耕柱》），强调：“万事莫贵于义。”法家“唯法为治”，视“法”为臣民行为的唯一准则，以“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为“人主之公义”（《韩非子·饰邪》）。把“义”认为行为之所宜、之所“当然”，以“为义”、“行义”为行为价值的评价标准，“义”又往往与“利”对举，形成“义利之辨”，成为贯穿于中国哲学与伦理思想史的一个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