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中国的西学东渐中，由如何向西方学习，进而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反省，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形成的争论。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及哲学领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古今”、“中西”，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在不同历史阶段，它的含义也是变化的。龚自珍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认为从国家的法制、时代的趋势，到政事条例、社会风气，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着的，“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释风》）。魏源重新提出荀子的论点，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皇朝经世文编叙》），还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力主向西方学习军事技术，建立近代工业，以抵制外来侵略。龚、魏的主张标示着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开始。龚、魏虽主张变革，但他们认为封建主义的“道”是不变的。“器变道不变”是早期改良派的主张，也是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来源。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是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他把原始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同中国古有的大同思想和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等革命要求相结合，发展成为相当完备的农民革命纲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国资产阶级首次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将“古今”、“中西”之争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康有为是托古改制派，他从西方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论，并把它与传统相结合，作为他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严复是真正懂得西学并认真比较了中西哲学特点的人。他认为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论世变之亟》）。严复认为“古今”、“中西”之争是相互联系的。“中学”是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西学”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他又说：“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致化之极则。”（同上）“中国委天数，西人持人力”（同上）。严复介绍西学，力图用西方的“力今胜古”的进化论来反对维护旧制度的天命论和历史循环论。他以为只有实现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根本转变，用进化论武装中国民众，才能树立中华民族自主、自立和自强的信心。但是进化论并不能回答“古今”、“中西”之争。用进化论来解释历史，无论是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还是用“社会有机论”，即主张社会各个部分要互相合作的观点，归根到底是不科学的。在认识论上，严复反对“心成之说”（即先验论），章炳麟强调“竞争出智慧”，孙中山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虽都有合理因素，但严复偏于经验论，章炳麟偏于思辨哲学，而同进化论相联系，他们都把人看做是生物学、人类学上的“种”，没有社会实践观点，不能从人的社会性、从人类的历史发展去考察认识论问题，因而也就不能科学地解决知和行、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哲学上这些缺陷，使他们无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鲜明地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胡適和鲁迅等，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展开了空前猛烈的批判，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找真理。“古今”、“中西”之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更加表面化、尖锐化，从而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点。西方思想界有些人就把视线转向东方，想从东方文明寻找精神支柱。西方文明已告破产，东方文明是救世的福音，这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一种看法。梁漱溟作《东方文化及其哲学》，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探讨，强调要继承中国儒学的传统，这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胡適等人则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实即资本主义化。他们各执一个片面，都是形而上学观点。正是在“五四”时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并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使它中国化，取得民族的形式。至于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则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要学习他们科学的、先进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抵制腐朽的东西。对“中学”也要具体分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性、民主性的精华，必须继承和发扬，而对于封建性的糟粕则应坚决推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一直持续着“古今”、“中西”之争，最后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了总结。这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分析中国情况，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从而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特点，有悠久的文化，有农民革命的传统等。基于这种国情，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中国革命便将及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便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近百年来“古今”、“中西”之争所作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毛泽东的这一科学回答，是通过对历史和现状分析得出来的，也可以看做是通过一百多年来“古今”、“中西”之争而获得的理论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近现代中国的“古今”、“中西”之争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准备了理论前提。“西学”在中国真正发生影响的除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外，其他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流派也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哲学领域中，如实证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思潮，就是对近现代中国较有影响的两股思潮。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属于实证论流派；尼采、柏格森哲学以及后来的存在主义等，则属于非理性流派。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西方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有时并不完全取决它本身，而往往要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由于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除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外，尽力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是近现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