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对事物量变和质变两种变化形式及其关系的见解。《易经》中的“渐卦”就包含着对于事物渐变过程的洞察，《易传》中则保留着更多关于量的积累而引起质变的思想资料。如“天地解（平静）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生长）”。认为“雷雨”这种骤变现象是由“天地”之间平静缓慢的量变发展而来的。庄子则不承认质的骤变是由量的渐变而来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秋水》）。东汉王充指出：“夫物之生长，无卒成暴起，皆有浸渐。”（《论衡·道虚》）事物的生长都有“浸渐”的量变过程，离开了“浸渐”便无“暴起”的可能。北宋张载亦认为“然暴亦因有渐”（《正蒙·神化》），例如“雷霆感动虽速，然其由来亦渐矣”（《正蒙·参两》）。南宋朱熹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化是渐渐移将去，截断处便是变”（《朱子语类》卷七十五），含有渐进过程中的中断即骤变之意。明王廷相、吕坤则只讲渐变而不讲骤变。王廷相说：“四时寒暑，其机由日之进退……不可骤变也。”（《慎言·乾运》）吕坤认为“天地万物只是个渐，故能成，故能久，所以成物”。“渐至非骤至，骤至则激”（《呻吟语·天地》）。明清之际王夫之继承发展了张载、朱熹的渐骤观，认为事物在隐微的渐变过程中已有质变的因素，指出“质日代而形如一”，但事物量变到一定的阶段，也就“变而生彼”即“推故而别致其新”了。例如“盖阴阳者恒通，而未必其相薄；薄者，其不常矣。阳忽薄（迫）阴而雷作，阴忽薄阳而风动，通之变也”（《周易外传》卷七）。说明“雷作”、“风动”的这种暴烈的骤变是由阴阳的“恒通”到“相薄”（对抗）的渐变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