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范畴。孟子最先注重心的作用。认为“心”有先验的道德本性，“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又认为“心”是思维器官，为五官之主宰的“大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从其大体（心）为大人，从其小体（耳目之类）为小人”（同上）。还以“心”为知觉、意识，“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孟子·梁惠王上》）。《管子·心术上》亦将心作为思维器官，“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荀子提出“以仁心说”（《荀子·正名》），认为心为藏“仁”的道德本性。又认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西汉董仲舒以心为气的主宰：“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西晋傅玄又提出“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傅子·正心》）。隋唐佛教以心为一切精神现象的总称，泛指一切精神现象。如“三界唯心”，“一心三观”。与“识”、“意”概念相同。在法相宗中为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别名。北宋邵雍则以心为宇宙的本体，“心为太极”（《观物外篇》），“物莫大于天地，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即是吾心，太极所生之万化万事，即吾心之万化万事也”（《渔樵问答》）。张载认为知觉属心的一部分，“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南宋朱熹也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于事者也。”（《朱子语类》卷五）朱熹承受张载“心统性情”说，以为心是统一于性和情的，“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心统性情也”（同上）。陆王学派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与李宰书》）明王守仁认为：“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答顾东桥书》）又以心为天地万物之主，“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矣”（《答季德明书》）。明末刘宗周受陆王心学的影响，认为“天地万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通天地万物为一心，更无中外可言。体天地万物为一本，更无本心可觅”（《刘子全书·语录》）。把心发展为通于天地万物的精神本体。明清之际黄宗羲提出“心即气”的论点，说：“盈天地之间皆气也”（《明儒学案·蕺山学案》），又说：“盈天地皆心也”（《明儒学案序》），还说：“心即气也。”（《孟子师说》卷二）认为世界的本质即气即心。顾炎武也用气禀来解释精神，说：“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日知录·游魂为变》）王夫之认为心是思维器官，知觉是心的特殊功能，心有认识作用。“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脏，待感于五官……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废矣。”（《尚书引义》）近代，对“心”范畴的研究更加深入，龚自珍提出“自尊其心”的命题，有近代人文主义的思想因素。谭嗣同为了“冲决网罗”，强调“心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