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范畴。主要指法则或规律。最早出现于战国，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以理为当然的准则，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理”字屡有出现，其含义或谓物之形式，“物成生理谓之形”（《庄子·天地》），“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韩非子·解老》），或谓物之法则和规律，“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天下》），“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但先秦所谓理，乃指一物之理，“万物各异理”（《韩非子·解老》）。三国魏王弼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所以”即万物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象》），“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周易注·乾文言》）。唐华严宗将世界分为“事法界”（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和“理法界”（指清净的本体世界），并提出“理事无碍”的命题。认为：“理不碍事，纯恒杂也；事恒全理，杂恒纯也。由理事自在，纯杂无碍也。”（《华严义海百门》）北宋张载视“理”为物质运动的规律，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太和》）二程则以理为总一之理，视为宇宙之本原。程颢提出“天理”说，“天者理也”（《遗书》卷十一），“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卷十二）。认为宇宙是生生不已的变化大流，人生之最高境界就是要与万物一体。程颐也以理为宇宙之本原，认为一切事物皆有其所以然，“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遗书》卷十八），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遗书》卷二上）。还注重分别形上形下，“离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遗书》卷十五）。认为形而上之道即最根本之理，支配形而下之气。人生之道在于居敬穷理，与理为一。南宋朱熹发挥程颐的观点，对理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理即“太极”，生阴阳之气即气由理所生。“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答黄道夫》）认为理是根本，即道。“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朱子语类》卷一）还根据程颐所说“性即理也”，认为人的本然之性为理，内容是仁义礼智，“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朱子语类》卷五）。“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朱子语类》卷一）。二程、朱熹所说之理，既指事物法则和规律，也指伦理道理。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与李宰书》）。明王守仁亦主此说，“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与王纯甫》）。“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传习录》）。均认为理存在于心中，求理只需作心上工夫。王廷相继承和发挥了张载的哲学思想，提出“理根于气”的观点，“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太极辩》），“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世儒谓理能生气，即老氏道生天地矣”（《慎言·道体》）。明清之际王夫之以理为秩序，“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张子正蒙注·动物篇》）。认为气是根本，理依赖于气，“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天积其健盛之气，故秩叙条理清密，变化而日新”（《思问录·内篇》）。清戴震谈理，注重分析，以为理乃事物中之区别，“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孟子字义疏证·理》）。事物各有其理，求理就在于求得一事物的必然之理，“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反对程朱讲宇宙一元之理，强调理“一本万殊”，“不徒曰事物之理，而曰理散在事物。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理散在事物，于是冥心求理，谓一本万殊”（同上）。其对理的解说较为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