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戴孚

唐开元[1]中，有张、李二公同志，相与于泰山[2]学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辞而归。张曰：“人各有志，为官其君志也，何怍[3]焉！”天宝末，李仕至大理丞。属[4]安禄山之乱，携其家累，自武关[5]出，而归襄阳[6]寓居。寻奉使至扬州[7]。途觏[8]张子，衣服泽弊[9]，佯[10]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与同宿。张曰：“我主人颇有生计。”邀李同去。既至，门庭宏壮，宾从璀璨，状若贵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张戒无言，且为所笑。既而极备珍膳。食毕，命诸杂伎女乐五人，悉持本乐。中有持筝者，酷似李之妻。李视之尤切[11]，饮中而凝睇者数四。张问其故，李指筝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张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将散，张呼持筝妇，以林檎[12]系裙带上，然后使回去。谓李曰：“君欲几多钱而遂其愿？”李云：“得三百千，当办己事。”张有故席帽，谓李曰：“可持此诣药铺，问王老家，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彼当与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门，亭馆荒秽，扃钥[13]久闭，至复无有人行踪。乃询旁舍求张三，邻人曰：“此刘道玄宅也，十余年无居者。”李叹讶良久，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令送帽问家人，审是张老帽否。其女云：“前所缀绿线犹在。”李问张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李领钱而回，重求，终不见矣。寻还襄阳，试索其妻裙带上，果得林檎。问其故，云：“昨夕梦见五六人追，云是张仙唤[14]筝，临别，以林檎系裙带上。”方知张已得仙矣。

——《广异记》

〔注〕　[1]开元：唐玄宗年号：用手指弹乐器。

本篇的价值，在于极具概括力地将中国两大圣人老子与孔子所倡导的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浓缩在张、李二公身上。我们透过它，多少可以了解到先人的人生态度，以及儒家、道家这两种行为哲学。李公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儒家强调每一个人的社会功用，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它非常注重人的社会性，但却压抑了人的个性。它是把一种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有益的礼仪成规，注入到人的生活和行为的每一部分。它使人很少有自由，陷入到不堪忍受的清规戒律之中。这样就使得一些崇尚自由的人，去选择另一种人生之路，那就是道家之路。道家与儒家恰恰相反，它对一切事物的价值判断，不再以社稷、皇帝为重，而是以“自然”、“自我”为重，它寻求着把自己的生活与遍布于宇宙之中的“生生之气”联系在一起。但道家却忽略了人的特殊性——社会性。这就使得同是走上道家那出世之路的人，在追求上却不尽一致。有的为了摆脱官场和社会责任的缧绁，而向往回到大自然的自由空气里；有的则企求着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张李二公》的张公就属于后者。

小说开头写张、李二公同志，相与于泰山学道。后来，便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张公依然隐居于泰山，远离红尘，苦心修行。李公却步入仕途，做了高官。在安史之乱期间，这分手多年的张、李二公又意外地相遇。作者这样安排情节，恐怕也是隐含着对尘世与仙境、儒家与道家的比较，在极富说服力的人物命运的对比中，促使人们思索点什么，领悟点什么。小说写李公“奉使至扬州。途觏张子，衣服泽弊，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与同宿。张曰：‘我主人颇有生计。’邀李同去。既至，门庭宏壮，宾从璀璨，状若贵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这段描写是颇具深意的，寥寥数笔，却包蕴着张公和李公的两种人生之路，令读者在接受过程中感悟那人生况味。李公学道，中途变卦。后来做了高官，满以为可以荣华富贵地度其一生，谁知动荡的时局不让他过安稳日子，只得携家带口，漂泊于旅途中。当他来到张宅，见其门庭宏伟而壮观，宾从众多而华贵时，便顿生惊讶叹羡之感。这种种人生感受，即使对于今日读者来说，也能引发他们的共鸣，唤起他们对人生的思悟。

小说还写了这样两桩奇事。一是李公的妻室在梦中被唤到了张公邀请李公的宴席上，变成了“现实”中弹筝的妇人。另一件是张公交给李公一个故席帽，让他持此去药铺中取三百千钱，以遂其愿。写得曲曲折折，怪怪奇奇。看来，小说想要告诉人们的是：张公坚持学道，终于成仙，转念之间，要美妇便有美妇，要钱财便有钱财——此类东西，对得道者来说，既是身外之物，又是唾手可得；李公半途而废，踏上仕途，却是安危难保，不要说俸禄来之不易，就是枕边结发人，说不定是朝为贵妇，夕成歌伎。与得道者相比，差得远了。故事通过扬张抑李而张皇鬼神之意图，在此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