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754)字敏轩，又字文木。安徽全椒县人。清代讽刺小说家。从他现存的诗、词以及带自传性的《移家赋》中，可以大致了解他的家世及生活、思想情况。吴敬梓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其远祖在明代因跟从永乐皇帝“创业”有功，曾赐食千户，封邑六合，后来从江苏六合迁居全椒。曾祖吴国对一辈，弟兄五人中有四人成为进士，做了高官，从此“家门鼎盛”，成为全椒县的望族，“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曾提到这种盛况：“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家世显赫，达到顶点。伯叔祖吴晟、吴民都很有文名，一个是进士，一个是榜眼。吴敬梓的祖父吴旦是个监生，做过州同知，但死的很早。至其父吴霖起，家道逐渐衰微。霖起为人方正耿直，是个重操守、轻名利，不以富贵为意的知识分子。他只考取了一个拔贡，在任江苏赣榆县教谕时曾“捐资破产修学宫”。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却不被社会所容，康熙六十一年吴霖起丢官归乡，第二年便离开了人世，吴霖起的品行和生活态度无疑给吴敬梓以影响。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在赣榆县任上，二十三岁父亲去世，“于是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移家赋》）。他不会治家，又慷慨好施，挥金如土，经常与友朋“倾酒歌呼穷日夜”，不到十年，竟把从父、祖辈承袭的“二万余金”的产业全都卖光了，遭到亲友的嗤笑和责骂，被视为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家境由盛而衰的巨大变化，使他饱尝了世态的炎凉。三十三岁，他移家南京，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尽管家境困难，仍爱结交宾客，“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在这种“失计辞乡土，论文乐友朋”的生活中，他很可能从程廷祚、樊圣谟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吴敬梓早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后来由于家庭由盛而衰的重大变故，加上以后科考的不利，又在与众多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周旋中，逐渐看透了这些人灵魂的丑恶、堕落，也看清了科举制度的种种罪恶和社会的黑暗，于是厌弃功名富贵，绝意仕进。他不仅以“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春兴》）自慰，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疑问（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注，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三十六岁那年，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当时一般读书人都认为这是极难得极光荣的成名升官的机会，而吴敬梓却借口生病拒绝了，这表明他即使是在贫困中也不肯向黑暗的现实妥协，这一行动是和他在《儒林外史》中所表现的思想完全一致的。从此他也不再应考。此后吴敬梓的生活更为艰难，窘极，则以书易米”，有时甚至断炊，“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见《勉行堂诗集》卷五《白门春雨集》），是他此时窘迫生活的真实写照。有时冬天寒冷无以御寒，或一人外出“行吟”，或邀几个朋友，“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见《勉行堂文集》卷六）。吴敬梓始终不向贫困低头，而且性格愈来愈倔强。他五十一岁时，乾隆皇帝南巡，士大夫都去夹道拜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见《棕亭诗钞》卷三），表示了一种鄙薄的态度。吴敬梓晚年爱好治经，把“治经”作为“人生立命处”。1754年他到扬州一个亲戚家作客时，突患痰涌，不治而殁，终年只有五十四岁，死后身边仅有几个当衣服的小钱，全靠朋友买棺安葬。吴敬梓憎恶科举制度，鄙视功名利禄，他痛恨做八股文的人如仇敌：“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他思想上有许多新的进步因素，诸如尊重下层人民、要求平等等，但是他的思想又是不彻底的，他企图用理想的儒家思想来挽救世风，改变当时的社会，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吴敬梓著述甚丰，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所著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堪称我国讽刺小说的代表作，对当时和后代的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还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现仅存四卷：《尚书私学·序》一篇（见焦循《扬州足征录》卷十三）；另有《诗说》七卷，是解释《诗经》的著作，惜已失传，但从《儒林外史》中仍可窥见其点滴内容。其生平可参考近人孟醒仁所著《吴敬梓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