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胡適著。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25）。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中国近代系统研究戴震哲学的第一本著作。分为《引论》、《戴东原的哲学》和《戴学的反响》三部分。认为戴震哲学是颜李学派的“彻底的实用主义”和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儒治经“做学问的方法”“这两方面结婚的产儿”。强调戴震并非只是汉学家，“戴氏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他的‘理论’”。指出“戴震的天道论，是一种自然主义”，并“颇带一点科学色彩”。认为“戴氏的人生观，总括一句话，只是要人用科学家求知求理的态度与方法来应付人生问题。”认为戴震在理论上扫除了程朱主静、主敬、主无欲之类“半宗教、半玄学”的观念，彻底走上致知穷理的“理智主义”这条路，因此，“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认为戴震之后，虽有“号称戴学的传人”，但其哲学“不曾有继续发达的机会”。特别提出研究戴震哲学的现实意义在于“戴学能不能供给我们一个建立中国未来的哲学的基础呢？”认为近年以来，“国中学者大有倾向陆王的趋势了”，并引西方倭铿、柏格森作“援兵”，提倡“内心生活”，但这不是中国哲学应走的道路。强调应“选择那纯粹理智态度的崎岖山路，继续九百年来致知穷理的遗风，用科学的方法来修正考证学派的方法，用科学的知识来修正颜元、戴震的结论，而努力改造一种科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这反映了此书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有关，并隐含了作者认为自己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哲学正是继承了戴震哲学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