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章炳麟著。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上海《苏报》发表摘录，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同年出版全文的单行本。以公开信形式回答康有为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系统地批驳康有为的主张，广引中外历史，以论证反清革命完全合乎进化公理。指斥康有为“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实际上是甘受清廷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贬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又针对康有为所谓“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得不偿失的论调，强调“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宣称：“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则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肯定革命是既能破旧又能立新的“良药”。摘录了此前两年发表的《正仇满论》的文字，有过分强调满汉矛盾的倾向。收入《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选集》、《章太炎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