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思想家，文学家。又名霜。江苏常州人。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时参加领导北京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以《晨报》记者身份采访苏俄，写了大量通讯，向国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回国，在上海负责《新青年杂志》、《前锋》、《向导》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参与创办上海大学。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右派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以及“戴季陶主义”进行斗争。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但很快认识、纠正了错误。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1930年回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其支持的王明等人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部长。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2月突围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水口乡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6月18日在长汀英勇就义。早期曾把世界的本质理解为“生命的大流”的运动，把“心灵的动力”看作是发展的源泉，把客观现象的存在和变化看成是主观心灵的表现。1922年后开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3—1924年，编撰《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翻译《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并撰写哲学论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基础是在于互辩法的唯物论”，是“唯物论与互辩法的综合”。它“是一个绝对新的整个的宇宙观，是无产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革命斗争的指针”。认为凡“以客观为出发的”，便成为唯物论之一派，而“以主观为出发的”，则是唯心论之一派。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外界物质，“各种观念是由于各种感觉所引起的，感觉乃是人对于外界环境直接起的反作用”。“符合实际的认识，便是真理”。对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以社会实践观点阐明“文化是人类一切之‘所作’”；要用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建设中国新文化，既不能“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复古守旧，也不能“汩没民族的个性”去附庸“新派”的全盘西化（《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参加“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中，既批判了玄学派的“自由意志论”，又批判了科学派的“非决定论”和多元论历史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定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革命实践，以辩证唯物论分析中国国情。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正确阐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指出了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根源在于主观主义地从零碎的经验和书本中构造出死公式，“按公式教导党部下级人员及群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在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主义”的论辩中，指出其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道德说”（《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在伦理学上，指出道德既是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行为的准则”，又是发自人们内心的“当然的及美好的种种观念”，是两者的统一；并对道德与利益、道德的演变、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等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阐明，对于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有重要价值。在美学思想上，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这一命题的时代意义。在批评普列汉诺夫对艺术的社会作用认识不足时，强调审美的功利性和艺术的阶级性：“一切阶级的文艺都不但反映着生活，并且还在影响着生活”（《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但在批评普列汉诺夫“过分看轻艺术的积极作用”时，也过分强调了文艺的积极作用，把文艺看作是“政治的留声机”，认为“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艺术——不论是哪一个时代，不论是哪一个阶级，不论是哪一个派别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得力武器”（《非政治主义》等）。在艺术的审美创造上，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审美原则，并以此为审美标准来评论文艺家。瞿秋白的哲学理论受到俄国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的影响，同时对他们又有批评，表现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趋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发展，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遗著编为《瞿秋白文集》、《瞿秋白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