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没落士大夫家庭。少时受传统旧学的系统训练。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又转入矿务铁路学堂，先后受洋务思潮和维新变法的影响，尤喜读严复的《天演论》。光绪二十八年赴日留学，先学医，后受国耻刺激，转学文艺，致力于改变国民“精神”。光绪三十二年加入光复会，从事思想启蒙工作。宣统元年（1909）回国，任教于杭州、绍兴。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并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课。早期思想信仰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进化论哲学，提倡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 主张“意力主义”，偏向唯意志论。自称遵奉“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献身于文学创作，并发表《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小说、杂文，揭露封建专制和礼教迫害的罪恶，尖锐批判传统的仁义道德教条和封建孝道，积极提倡国民性改造。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社的工作，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此后经过艰苦探索，特别受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终于“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语），实现了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用阶级学说批判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也反对把阶级性作为人性的全部，“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文学的阶级性》）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国民性”，将“国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进一步揭露那些“坦然地杀人放火”的“上等人”“讲什么礼乐、尊孔、保存国故、维持公理”等等，并非出自内心，只不过是“做戏”罢了（《马上支日记》）。提出“必与时代之进而俱升”的历史发展观，反对“蔑古”和“复古”（《科学史教篇》）。强调“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写在〈坟〉后面》），主张劳动群众是历史和世界的主人。同时指出，社会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具体描绘了这些“智识者”应“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这实际上阐述了革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的道德要求。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和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早期美学思想强调“真美”。五四以后，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探索外国特别是日本的美学理论，又总结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实验，批评超功利艺术观，阐发“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重视艺术的审美特性，提倡“真善美的理想”，并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审美的社会功利意义，要求文艺的典型形象具有普遍的反省功能和感染作用，认为“金刚怒目”式的艺术意境更应当予以关注。鲁迅晚年的著作充满辩证法的光辉。他运用唯物史观具体分析国民意识，把中国近代哲学对主体性的考察推向前进；他对典型性格的理论和艺术意境的探讨，为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的许多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包括中国优秀传统）的结合，在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著作编为《鲁迅全集》。另编有《鲁迅译文集》、《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