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杜牧为《孙子兵法》作注时所写的序文。杜牧论兵的重要文献。杜牧所注孙子约成书于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序文首先阐明“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的观点。序中对《孙子兵法》基本精神的概括为“用仁义，使机权”，即“本之以仁义，济之以权谋”，这对于历代用兵者总是强调“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看法做了根本的修正。对于《孙子兵法》对战争规律的准确反映尤为认可：“其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视《孙子兵法》中所揭示的普遍性战争规律，为战争活动所不可逾越的圆盘：“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这些论断，得到后世学人的普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