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境内流传和产生的所有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云南上座部佛教三个系统。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被当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在某些诸侯王和宫廷中流行。东汉末年，主要由西域来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同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宗教观念相结合，开始向全国传播。主要有安世高传译的小乘佛籍和支娄迦谶传译的大乘经典。魏晋时，佛教般若学与玄学贵无派相互激扬，受到上层士大夫的欢迎；毗昙学崇有，也相当流行。至南北朝，各地普遍扶持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发展最快、普及率最高、规模最大的历史时期。南朝以宋文帝、梁武帝为代表，把佛教当作“坐致太平”的思想工具，重点支持义学的研习和弘扬，以及建筑寺院，修建斋会等；北朝曾发生过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灭佛”事件，表明佛教的增长更甚于南朝，已达到国力难以承受的程度，其在度僧造寺、开凿石窟、组织译经等方面，尤为突出。佛经的翻译，从西晋竺法护以来，有长足的发展，后秦有鸠摩罗什，标志译经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北凉有昙无谶，北魏有菩提流支等，其所译佛籍，都能开创一代思潮；南朝宋有佛陀跋陀罗、求那跋陀罗，梁陈间有真谛，也译介许多影响全国的经论。中国汉传佛教依以形成学派和宗派的典籍，大都完成于这个时期。继支遁、道安之后，慧远的神不灭论、僧肇的般若论、道生的佛性论等，为形成中国佛学的理论体系起了开创性作用。 与此同时，重点弘扬《阿毗昙》、“三论”、《成实论》、《涅槃经》、《楞伽经》、《十地经论》、《摄大乘论》等经论的各种师说，纷然而起；僧侣们往来于南北各地，各种学说相互沟通，佛教成了密切多民族关系、增进相互融合的重要纽带。儒、释、道之间进行着长期的争论，既有激烈的斗争，更多的是互相渗透，相互吸收。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基本上采取三教并用的方针，佛教则进入鼎盛阶段。僧尼无籍者的数量比可统计的人数要多出很多；寺院经济享受豁免赋役的特权，得到高度发展；译经成为国家的事业，著名的译家有玄奘、义净、不空等；佛教义理由主要依附译典，转向创立起多种独立的思想体系，适应中国社会的礼仪法规基本建立，从而出现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密宗和三阶教等有中国特色的宗派，并先后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邻国。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其中一部分变成全民性风习；佛教思想影响到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两宋期间，禅宗独盛，受士人的影响很大。佛教的基本理论，多为儒家所吸取，亦成为道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各大宗派之间的差别逐步缩小，并日益与儒、道相调和，本身相对衰弱，但在辽、金、西夏等地区，佛教力量依然强大。它的经典，自两晋时期开始整理，至于清代，经手写、印刷，形成规模宏大的文库，称经、律、论“三藏”，流通于所有汉文文化圈。在西藏地方，松赞干布（617?— 650）提倡佛教，吸取汉、印佛教教理，并与西藏传统的苯教信仰相渗透，逐步形成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曾一度中断。约10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重兴，陆续产生宁玛、噶丹、萨迦、噶举等派别。至元朝初年，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1264年设释教总制院，统辖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行政，命八思巴为国师兼领总制院事，藏传佛教上升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遍及蒙古和江南。明初宗喀巴实行改革，建立格鲁派，受到朝廷的支持，成为影响力最大的派别。藏文佛经多保存在《甘珠尔》和《丹珠尔》中，与汉文大藏经互补，堪称佛教双璧。云南佛教历史悠久，南诏时期（748—937）阿阇梨教流行，大理建国（938），又传入上座部佛教，均与本地傣族等民族的土著信仰和风习相结合。13世纪开始刻写傣文贝叶经。随着近代民族觉醒和变法维新，佛教掀起复兴和革新运动。 早期有杨文会搜集和刻印佛典，兴办佛教学校，阐扬佛家教理，欧阳渐等继承其事；太虚则倡“人间佛教”，促使佛教本身向现代社会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