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陶渊明

晋升平[1]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2]，窅然深绝[3]。内有数头熊子。须臾，有一大熊来，瞪视此人。人谓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饥甚，于是冒死取啖之。既而，转相狎习。熊母每旦出，觅果实还，辄分此人，赖以延命。熊子后大，其母一一负之而出。子既尽，人分[4]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其意，便抱熊足，于是跃出。竟得无他[5]。

——《搜神后记》

〔注〕[1]升平：东晋穆帝司马聃年号：料想。　[5]竟得无他：竟，终，终于。得无他，得以未发生别的不幸。

晋宋时社会动荡，天灾人祸频仍，人情浇薄，人们逐渐对周围的社会产生厌弃和逃逸心理，或幻想没有纠纷的世外桃源，或竟然幻想到原始野蛮的动物世界去寻找淳朴良知。本文和此期间大量动物救人的故事，大多属此类社会心态的产物。

本文中的落难者是个猎人，与兽类的熊本属对立的双方。当他坠入洞穴，无力对熊类造成威胁的情况下，育子数头的大熊对此送上门来的“仇敌”兼“美飧”，按理是应当跳踉大啖、断其喉尽其肉的了，但这只“熊母”只在开始瞪视此人，随后则很快消除了戒备和仇视态度，转而表现出博大宽厚的慈母情怀，在“出藏果，分与诸子”之后，又“作一分，置此人前”。以后又毫无代价地将他供养起来，使身陷绝境自分必死的猎人“赖以延命”。而更为难得的是，当熊子养大、举家迁徙时，熊又救他安然无恙地出洞还家。这种捐弃前嫌、慨然相救的宽容善良与豪侠仗义，不正是当时人间倾轧残杀、投石下井等种种恶行的鲜明对比吗？如果设想猎人陷入的是人间敌手的陷阱，周围人能像熊类这样不计前怨、不图酬答地伸出援助之手吗？这对充满机关暗算和防范心理的动乱社会来说，恐怕太难了！可见故事叙述的是猎人在兽界的遭遇，表彰的是兽类的善良与仗义，反衬、揭示的则是人间的野蛮与险恶。

当然，这个故事也有一定的现实生活基础。科学界盛传的诸如印度狼孩、布隆迪猴孩、伊朗羊孩等，似乎都可以说明：在特殊情况下，野兽有可能哺育人类的幼儿。只是本故事中的猎人已是成人，那个大熊的“人气”也未免太足，明显带有人类感情乃至理智的印迹，因此又不能简单把本文视为人兽之间的逸闻，而应视之为在传闻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融入了主观爱憎并有所寄托的志怪故事。

清代王士禛《池北偶谈·谈异》中有一篇《义虎》，前半部分的情节乃至文字，都与本文明显雷同，唯猎人改为樵人，熊改为虎。后部分则增加了“樵人出洞以后，约定某时某处，以所畜之豚相报；届时樵夫迟至，虎为居民生捉；经知县审得其实，驱之亭下，食之以豚而释之，并名亭曰‘义虎亭’”等情节。又云：“宋琬作《义虎行》、王猷定作《义虎传》以记其事。”王氏所述虽言之凿凿，煞有介事，其实不过效颦旧闻，添足续貂而已。但是王氏的引申，对于《熊穴》于古朴中蕴涵的言外之旨，倒也提供了颇为明确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