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王夫之关天人之德性培养的基本主张。语出《尚书·太甲》，王夫之加以引申发挥：“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尚书引义·太甲二》）认为人性的完善是在后天环境中形成的，特别强调社会的物质生活状况与周围环境在造就人的德性上的积极作用，“饮食起居，见闻言动……奚不日以成性之善；而其卤莽灭裂……奚不日以成性之恶哉？”（同上）与儒家传统“向内用力”、“克己省察”的修养论相对立。继承和发展了北宋王安石人性之善或恶皆出于“习”，并非生而不可移的观点。又以为“教修而性显”（《思问录·内篇》），主张“学、虑，习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视学习与思虑也属“习”行，肯定教育与思虑在培养德性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以天人关系之论阐发“性与习成”思想，称：“性者天道，习者人道。”（《俟解》）又说：“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尚书引义·太甲二》）。以为人的德性实质上是在人道与天道（自然）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是不断生长、发展的，“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同上），可以由变革而得到改造。并指出这种变革不是被动的，“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即能主动地权衡取舍。肯定了人性培养上应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由此提倡“君子自强不息，日亁夕惕，而择之、守之，以养性也。”（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