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廷相的命题。王廷相重视知与行、“致知”与“履事”的统一，针对理学家知行为二的观点，提出“知行兼举”（《慎言·小宗》）。指出：“知行并进，体用兼举，有用之学，无过于此。”（《督学四川条约》）他既重视“知”（“致知”），更重视“行”（“力行”），认为“致知”的目的全在于“明理而躬行之”（《慎言·见闻》）。力行不但是“致知”的目的，而且只有在力行中才能获得“真知”和检验“真知”。因此，他提倡“知行兼举”。他说：“学之术二： 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察于圣途，谙于往范，博文之力也；练于群情，达于事几，体事之功也。然而师心独见，暗与道合，亦有不博文者也。虽然，精于仁义之术，优入尧舜之域，必知行兼举者能之矣。”（《慎言·小宗》）认为“察于圣途，谙于往范，博文之力”虽然是“致知”的重要途径，但只有在“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人们才能够获得“真知”。他论证说：“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徒讲而不行，则遇事终在眩惑。如人知越在南，必亲至越而后知越之故。江山、风土、城域可以指掌而说，与不至越而想像以言越者大不侔矣。”（《与薛君采二首》）强调“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反对“惟前言之是信”，主张“学者于道，贵精心以察之，验诸天人，参诸事会，务得其实而行之，所谓自得也已。”（《慎言·见闻》）他的“参验”，除了继承前人所说的“证据”、“证明”等含义外，更重要的是指“考视”、“察辨”、“尝试”之意，含有“以行验证”的意思。王廷相进而提出“见闻”与“思虑”结合的认识论观点。他说：“心固虚灵，而应者必借视听聪明会于人事，而后灵能长焉”（《石龙书院学辩》）。又说：“夫圣贤之所以知者，不过思与见闻之会而已”（《雅述》上），他反对张载离开“见闻之知”来谈“德性之知”，认为这“不思甚矣”（同上）。他认为只有见闻、思、行三者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认识过程：“事物之实核于见，信传闻者惑，事理之精契于思，凭记问者精；事机之妙得于行，徒说者浅”（《慎言·见闻》）。从“见闻”感性认识来说，强调直接经验，从“事理之精”的理性认识，强调精思，就知与行相比较，更强调的是行。这便是他提出的“知行兼举”命题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