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陶渊明

晋时，武都[1]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夜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寝息，衣皆有污，如处女焉。

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道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姿颜如故，右脚有履，左脚无也。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涕泣而别。

——《搜神后记》

〔注〕[1]武都：晋郡名，郡治在今甘肃成县。

有两则笔记，同本篇故事有某些相近之处。一则载于《广异志》：刘长史有女，二十岁时病死于官舍。刘与同事司丘掾高广交好，任满后两家同归，棺柩装载于船上。途中，高广儿子见一女子从船后走出，两人渐相亲密。女子坦告：“儿本长史亡女，命当更生。”要求他帮助开棺，夜承霜露，白天喂以薄粥。高子经刘长史同意，遵嘱办理，数日后刘女复活，两人终成良姻。另一则同见于《搜神后记》，述广州太守冯孝将之子夜寝，有女子入梦，自言为前太守徐玄方的女儿，已病殁四年，今当重生，愿自荐求为夫妇。冯子允诺，徐女如愿以偿，还魂后活至八十多岁。这几则故事都发生在晋代，可能与历史上晋代的传染病流行率特别高有关；故事的主角都是地方官员的子女，因为外任官不能是本地人，随衙的眷属也就往往成了客乡之鬼。人们对青春少女的早夭怀有本能的同情，对她们客死异乡的结局更是恻然于心，制造出这种还阳重生的传说，也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招魂。

至于故事中幽明之间的男女欢好，诚然是这种同情心理的延续：人们不仅希望夭亡女子重返回人间的生活，还幻想她们能进一步实现被封建礼教所禁锢和剥夺了的爱情幸福。但是，它更同道家和融阴阳的养生之术有关。这只要举一个例子：《太平广记》辑《仙传拾遗·申元之》中，申天师向妃嫔赵云容授还魂术，嘱以“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魂不荡散，魄不溃坏，百年后还得重生”；而同书所辑《传记·张云容》专述云容复活事，申元之的这段嘱咐中便增添了“陶出阴阳”、“得遇生人交精之气”的字样，文中并特意安排了她与青年男子薛昭邂逅交欢的情节。其实，这也代表了古人对人类生命现象的某种理解。正因为如此，作者在这类故事中，往往将男女的交合视作一种合情合理的自然行为，而不像古代言情小说那样，多少带有一种作者本人性意识的“意淫”色彩。

现在回到本篇上来。与同类故事大团圆的结局不同，它到头来叙述的是一场不幸的悲剧。篇中也有对男女性行为的自然性描写，却恰恰为后文的“万恨之心，当复何言”作了效果强烈的铺垫。古人也许对出土墓尸的迅速风化印象至深，所以有“今为所发”、“肉烂不得生矣”的联想。李仲文女棺柩的早发，固然起于张世之子的泄密，但男女的自行交通在旧时本身就属越规与非法之范畴，所以悲剧的罪魁祸首仍是封建礼教。志怪小说的作者纵有同情的本能，却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生活的冷酷法则。

这则作品在众多的志怪笔记中并不起眼，但它却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文学史。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就明白地写道：“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可知本篇为《牡丹亭》的创作素材之一。汤显祖在这部名著之中，将情提高到“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新境界；本篇中虽未实现起死回生的奇迹，但它所造就的悲剧故事，却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效果。

（穆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