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程颐理学思想的核心命题。程颐认为“理”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而且又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准则，它总摄着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天地万物之理……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遗书》卷十一），任何事物的存在总有它之所以然的原因，这个所以然就是“理”。“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周易程氏传》卷十九）。但程颐试图从各个具体事物的准则中抽象出共同的准则，于是以个别的规律代表一般规律，抹煞了两者的区别，“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遗书》卷二上）。又说：“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周易程氏传》卷十九）程颐从天下只有一个理的前提出发，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二程文集·易序》）存在于各具体事物的“散”、“殊”之“理”乃是那抽象、唯一的，作为天地万物本原之“理”所总摄，因此“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遗书》卷二上）同出一源“则无二致”。程颐在“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上亦是如此。他说：“格物穷理，非是要穷尽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如千蹊万径，皆可适国，但得一道入便可。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遗书》卷十五）二程认为具体事物的“理”便是天地万物的普遍共同的“理”的观点，实质上抹煞了事物的个别和一般规律的区别，取消事事物质的差异，认为只要“穷”得“一草一木”之“理”便可通悟万全的、绝对的“天理”，二程的这一观点后为朱熹所发挥。